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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新京報 錢穆(1895－1990)，字賓四；江蘇無錫人。
陳垣早年為純客觀的歷史考證，至抗戰前後，受時事刺激，轉而重致用、崇氣節，從事『有意義之史學』；錢穆一生的學問取徑，亦以抗戰為分界，由考證而轉義理，由專精而轉宏觀，由整理國故而轉表彰傳統，由實證主義而轉文化保守主義。
錢氏早期頗受考據派賞識，尤其得到顧頡剛的提攜，而學風亦受其沾染。【劉向歆父子年譜】在結論上否定康有為的【新學偽經考】，亦間接反對顧頡剛的立場，但在方法上固未脫離考證樊籬；專著如【先秦諸子系年】考訂諸子年代及事跡，單篇論文如【關於老子成書時代之一種考察】辨【老子】出於【莊子】之後，【周官著作時代考】辨【周禮】作於戰國，【周初地理考】辨周人起於山西，【古三苗疆域考】辨三苗故地在河南、山西間，多承疑古作風而一反舊說。錢氏以後亦承認：『……而余則疑【堯典】，疑【禹貢】，疑【易傳】，疑老子出莊周后，所疑皆超於頡剛。然竊願以考古名，不願以疑古名。疑與信皆須考，余與頡剛，精神意氣，仍同一線，實無大異。』
錢氏以考證功夫打入主流學界，至三十年代，一方面個人已站穩腳跟，不必再追隨潮流；一方面國家外患日深，思有以振作人心，乃藉中國通史的講授以表白其保守史觀，此即【國史大綱】之所由起。近代以來，中國通史之作甚多，而無一完善者，【大綱】已可謂鶴立雞群。【大綱】的宗旨，大致為一種中國特殊論，反對以西方理論闡釋中國歷史，處處表彰『對其本國已往歷史之溫情與敬意』，而文化自戀的氣味未免過於濃重；同時，錢氏在此書【引論】中對考據派作公開批評，亦表示反出曹營，自立門戶。
自此以至暮年，錢氏精力不衰，著述宏富，多至不可勝計。要者如【莊子纂箋】、【中國歷史研究法】、【朱子新學案】、【現代中國學術論衡】，皆足以自立；【國史新論】泛論中國古代政治、社會及知識分子，【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自上古至明清順流而下，分別為單篇論述的總匯。錢氏後半生，大抵以傳道解惑之心着文講學，故普及之功大，專業之功淺，若僅論精密深入，則不逮早年遠甚。其綜論中國歷史及學術，以學力所在，尚不乏見道會心語；惟現代知識膚淺，而又好作中西文化比較，則往往信口開河，不脫五四時代梁漱溟、李大釗的口吻。
錢氏在政治上亦趨向保守，他有一非常異議可怪之論，即認為中國傳統政治非但不是君主專制，實為『一種自適國情之民主政治』。則吾國古已有『中國特色的民主政治』，今更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前後輝映，何其漪歟盛哉。
按：現代新儒家一系的張君勱、徐復觀，與錢氏同樣持中國文化本位論，但於錢氏此論，皆深惡痛絕。張氏有【中國專制君主政制之評議――錢著〖中國傳統政治〗商榷】，以三十萬言篇幅，對錢氏二萬言的【中國傳統政治】逐條批駁；徐氏有【良知的迷惘――錢穆先生的史學】，亦批判錢氏『所發掘的是二千年的專制並不是專制，因而我們應當安住於歷史傳統政制之中，不必妄想什麼民主』。
1949年，錢氏南下香港，創辦亞洲文商學院(後改名新亞書院)；至1967年遷台定居，成為蔣介石的座上客，並住進以官地官款建造的素書樓。而錢氏受寵若驚，亦報之以【總統蔣公八秩華誕祝壽文】，竟歌頌蔣氏為『吾國歷史人物中最具貞德之一人』。從為古代君主製作辯護士，到為當代獨裁者作幫閒，亦可謂順理成章歟？故李敖指責他肉麻無恥，『成為蔣介石養育卵翼的御用學者，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敗筆』，並表示『我為錢穆惜，他有做成真正「一代儒宗」的機會，可是他卻做成個假的。歷史上，真正「一代儒宗」是不會倒在統治者的懷裡的！』語雖苛刻，卻中要害；而余杰【我來剝錢穆的『皮』】一文，則不免拾李敖余唾，出語輕薄，對學問亦缺乏素養及同情，可謂過猶不及矣。
錢氏與占據學界主流的考據派凶終隙末，尤其受到傅斯年一系的排斥，故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選舉，錢氏名落孫山。至1966年始獲提名，錢氏恥而不受，並憤憤表示：『民國三十七年第一次選舉院士，當選者多到八十餘人，我難道不該預其數！』兩年後，錢氏始同意列名院士。
詩曰：院士榮名授已遲，香江講學亦宗師。只緣老蔣虛前席，惹得狂生剝爾皮。
作者：胡文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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