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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中華文史網 六、治學『六到』
我認為，治學要『六到』，即心到、眼到、耳到、口到、腳到、手到。
『心到』就是要全身心投入，培養興趣；『眼到』就是認真讀書。前面已經講過。
『耳到』和『口到』是相互聯繫的，主要指應該積極參加學術討論，既要聽取別人的發言，自己也要勇於發表意見。學術是在交流和討論中發展的。有相當研究和相當水平的人聚集在一起相互切磋、相互辯難，對思想和學術的發展至關重要。這個問題我想多講一點。
楊振寧先生曾經介紹他的治學經歷，他在西南聯大受到很好的教育，養成『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的紮實學風，學完一個領域再轉到另一個領域，一步一個腳印。後來到了美國芝加哥大學，是另一種文化氛圍，關注和追求新的東西。那裡有一位泰勒先生，經常有新的想法，晚上有了新想法，早起拉住一個老師或同學陳述一番，過了一個小時，又拉着另一個人講述最新見解。他一天能產生10個新看法，其中九個半是錯的。楊振寧先生說，每天要有半個想法是正確的，積累起來就不得了。這是另外一種風範，面對新的領域、新的問題不發怵，勇於探索，勇於提出自己的見解。泰勒先生還有一種好處，人家指出他的缺點錯誤，能夠虛心接納。當時芝加哥大學每星期有一次沙龍，參加者包括一些名家，大家坐在一起喝咖啡，交流信息，討論問題。楊先生說他的第一篇論文就是在這樣的討論會中產生的。楊振寧先生講的這兩種學風和文化氛圍是互補的，應該結合起來。
各種形式的討論會是學習、研究以至建立發展學科的好方式。日本人喜歡搞讀書會，例如，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技術史部曾於1948―1950年舉辦有天野元之助、藪內清等知名學者參加的【齊民要術】輪談會，研讀並翻譯【齊民要術】，後來西山武一、熊代幸雄的【校訂譯註齊民要術】上下冊，就是在這一基礎上寫成的。日本學者森鹿三、大庭等人則用『研究班』的方式研讀漢簡。最近，我國有些學者也在運用類似形式。例如清華大學的『簡牘研讀班』就舉辦了多次的研討會。許多單位組織了不同形式的學術沙龍或讀書會。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的朋友告訴我，該所有一個這樣的傳統，每個人寫的文章都拿到所內討論，讓全所同仁（包括研究生）評論，提意見，挑毛病，作者根據所提意見進行修改，然後發表。無論作者或評論人都可以從中獲得教育和提高。我看這是一個很好的相互討論、共同提高的辦法。台灣學者杜正勝倡導從社會文化角度研究醫療史，開始就是集合幾個志同道合的人開討論會，寫文章，經過幾年的討論，新學科逐步成形，現在成立了生命醫療史研究室。中山社會科學研究所要開拓海洋史的研究，辦法就是邀請各方面學者每兩年召開一次研討會，出一部論文集，現在已經出到第八集，也成了氣候。
我1980年底到經濟所經濟史研究室，研究室差不多每月開一次學術討論會，許多資深的老專家參加，當時我是小字輩，小字輩在老前輩面前未免拘謹，但我是年青人中比較勇於發言的一個。我覺得我是占了敢說話的便宜。因為說對了自然增強自信心，說錯了經過別人的批評也獲得了提高，總比不說話強。後來我在【中國經濟史研究】編輯部工作，可以說對學術討論情有獨鍾，從1993年開始，每年都組織若干次小型學術研討會，後來發展為經濟史論壇。每次討論的議題比較集中，參加者都是有研究基礎的，而且作了充分的準備，所以效果不錯，受到與會者和學術界的歡迎。每次討論，我除了作組織工作以外，也認真聽取討論和發表意見，所以每次都有收穫。別人的發言，不論和自己的意見相同還是不同，無論自己接受還是不接受，總是能從中受到啟發，促使自己進一步的思考和研究，充實自己的論點論據，或者修正自己的論點論據。我不少文章就是這種討論的產物。
『腳到』就是要去實地考察，實地調查。如前所述，在現代社會存在許多可供歷史研究利用的活的資料，研究者絕對不能忽視，而且，歷史與現實是不能割斷的，對現實社會的考察有利於對歷史社會的理解，對山川地形的考察則有利於對歷史舞台的認識。這種考察還可以開闊我們的心胸和眼界，從根本上提高我們研究歷史的素質。古人云：『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對於治史來說，也是至理名言。在重視實地調查考察方面，中國史學是有傳統的。當年太史公為了寫【史記】，走遍名山大川，訪問知情老者，搜集遺聞佚事。顧亭林趕着馬車，到各地關塞考察，訪問老兵，將訪問考察所得與書本的記載相對照，寫出了【天下郡國利病書】。新中國建立以後，國家曾組織了大規模的民族社會歷史調查，積累了大批珍貴的歷史資料。也有學者自發組織業餘調查的，如寧可先生就組織了對河西走廊將等地兩次學術考察活動。傅衣凌先生抗戰期間到了農村，發現了歷史與現實不可分割的聯繫，發現了現實社會中許多可供歷史研究的新資料，深感研究歷史的人進行基層社會調查的必要，從而創立了『社會經濟史學派』。他的弟子發揚了這一傳統，又與國際上現代人類學的新潮流相結合，形成一個很有生氣的學術群體，最近，打出了『歷史人類學』的旗號。在農史界，陳恆力先生五十年代研究【補農書】時，到浙江嘉興等地調查，把調查所得與農書記載相對照，寫出了有相當高學術價值的【補農書研究】。這些優良傳統，我們應該繼續發揚光大。
我本人六十年代中期在農村搞四清和抗旱時，曾經作過一個大隊的社會調查和若干地塊的豐產典型調查，這些材料在文革中均已丟失；八十年代初又到滇西民族地區進行過調查。雖然我這些方面的工作做得很不夠，但這些調查對我了解社會、研究歷史，都大有好處。
『手到』指勤動筆，一是作讀書筆記，二是寫文章。
讀書其實不但要用眼睛去讀，而且要用手去『讀』，所謂『不動筆墨不讀書』。讀書動筆墨包括作各種形式的符號、批語和札記。從歷代學者到革命導師，讀書時都重視下這種工夫。列寧的【哲學筆記】、顧炎武的【日知錄】即堪稱模範。讀書動筆還包括抄書。過去有『買書不如借書，借書不如抄書』之說。抄過的書不但能加深記憶，而且能加深理解。抄與不抄大不一樣。過去比較普遍使用的抄書方式是摘錄性的卡片。這些卡片上還可以寫下對摘錄內容的分析，可以和其他有關材料對照，闡發其意義。以後有了新材料或新理解就補充修訂，使之逐步完善。反映同一問題的卡片積累多了，就做該專題讀書札記。這種方法，許多學者都在使用，我也一直在使用。做卡片、寫讀書札記的過程，就是讀書（當然讀書不限於做卡片這種形式，做卡片只是整個讀書過程的一個方面，一種手段）、積累材料和形成觀點的過程。我的一些文章就是在若干卡片和讀書札記的基礎上寫成的。使用電腦以後，較少做手抄式的紙質卡片了，但電腦上的『卡片』或『類卡片』依然使用，材料或者敲上去，或者拷上去，材料下面仍然敲上批語或札記，所以仍然屬於動手讀書的範疇，只是手所操作的對象不是筆和紙，而是鍵盤和電腦了。
治學還應該勤寫文章。文章是研究成果的表現形式。其實讀書筆記也是文章，只是屬於不同的層次。我到北京工作以後，在歷史所工作的老學長告訴我，侯外廬主張『走有成果的道路』。我的理解是，研究一個問題就要搞透，搞出結果，一步一個腳印。這個結果主要體現為文章，是否發表尚在其次。當然能夠發表更好，它會成為你前進的一塊碑記，一種鼓舞的力量。
為什麼要把研究的結果寫成文章？因為想到的東西未必說得出來，說得出來的東西未必寫得出來。把想到的東西說出來，需要把思想條理化，是一種提高。把說出來的東西寫出來，還會遇到不少問題，需要進一步補充完善自己的思想、錘鍊自己的論點和論據，這又是一種提高。你的研究心得、結論，寫出來和不寫出來是大不一樣的。只有寫成文章，你的思想觀點才能完善，你的研究成果才算最終完成。
我主張年青學者勤練筆。寫作不但是研究工作不可或缺的一環，而且是鍛煉思維能力和研究能力不可替代的手段。有的老先生告誡學生若干年內不要發表文章，用心良苦，主要是引導學生多讀書，厚積薄發，嚴謹治學。應該領會其精神實質，但不宜絕對化，不要把它和勤寫勤練的要求對立起來。作為學生和青年研究工作者，應該要求自己嚴謹治學，力戒浮燥，把文章寫得紮實些、再紮實些；文章寫成後擱置一下，不要急於發表，留下充分的聽取意、精細『打磨』的時間。作為刊物的編輯，則應該從學科的發展出發扶持新生力量，年青人寫的文章，如果真正有新意，論據基本紮實，即使不大成熟，也可以發表。『始生之物，其形必丑』嘛，不可求全，但新生事物是有生命力、有發展前途的。一篇文章的發表，對年青學者是一種鼓勵，很可能影響他一生的道路。當然，我並非主張粗製濫造。如果研究論文一時寫不出來，也可以寫些文摘、研究綜述之類的東西。1980年我在科學會堂聽過于光遠同志的一個報告，他提倡搞文摘，一則讓人們花更少的精力獲得更多的信息，二則也可以鍛煉出一批人。這個意見是有道理的。因為寫文摘和綜述（在某種意義上，綜述也可視為擴大了的、高一個層次的文摘）需要閱讀，需要對閱讀所得材料進行概括和提調，對年青的研究者是一種很好的鍛煉。一篇上乘的綜述，其實是需要大手筆的。文摘和綜述，有人視為『小兒科』而不屑為之，我卻在這上面化了不少力氣，並且覺得於己於人都有好處而無怨無悔。年青的同志不妨做做這方面的工作。即使論文和綜述都不做，讀書筆記是非做不可的。總之，只要是在搞研究，你的手和『筆』就不應該停下來。
最後，我想強調，在這『六到』中，『心到』最為重要。因為，只有『心』到了，『眼』、『耳』、『口』、『腳』、『手』才能真正到位。年青的朋友們，全身心投入你的專業吧，熱愛它，從中發現神奇、發現樂趣、發現詩意、發現美，激發起你無窮的創造力，這樣，你就一定能夠成功！
作者： 李根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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