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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中國讀史網 此外，對南方政權而言，蜀地雄居上游，有順流而下之勢；而保江必先保淮，淮地一失，不僅建康暴露，北軍也能共得舟楫之利，故益、淮之失決定了整個陳朝不過苟延殘喘而已。隋文帝所採納的伐陳策中，就以『益、信、襄、荊、基、郢等州，速造舟楫，多張形勢，為水戰之具』。一旦決定伐陳，蜀、漢兩江北軍輕舟直下，南軍不重兵抵禦，必乘勢而進，如聚船與之決戰，則江防空虛，武昌以下，都可渡江，南方必顧此失彼。因此到了陳朝，統一的時日就取決於北方自身形勢的發展了。
但從長遠來看，南朝的積弱另有原因。東晉南朝的門閥，雖然起初也注意領兵，但畢竟來自文化世家，久之，必定重文輕武，兵人地位很低，士氣不振。而北方少數族歷來尚武，北魏遷都洛陽後雖有所削弱，但到了北周、北齊時又得到重振。這種差異也是南北戰爭中南朝輸多贏少的原因之一。次者，由於長期積澱影響和地域資源多寡所致，當時黃河中下游的經濟發展程度還是高於江左，北朝所鑄錢幣的材質和品相亦好過南方諸朝所鑄，這就是說在作為戰爭基礎的人力物力等物質條件上，北方也優於南方。再者，雖然北人懼暑，南人怕冷，似乎各有千秋，但寒冬所帶來的服裝需求等輜重更依賴運輸，這也是南朝屢次北伐而兵鋒難過黃河的一個重要原因。
因為黃河以北的支流，幾乎都無法供南來舟船的航行，後勤沒有保障，軍隊是無法打仗的。北方只要占領了江淮之間的地域，就能利用船舶和水道，揮師南下打過長江。因此在南北對峙的情況下，兩淮至為重要，南軍只有在此組建強大騎兵，備集足夠的車馬，方有希望克定河北。中國歷史上很少有人想到、更難做到這一點。因為『凡北人用騎兵，各乘一馬，又有一馬為副馬』。圳，這當然十分有利於長途奔襲，但南方是難以弄到這麼多的馬匹的，直至魏晉之間，農耕區域的主要養馬區『實在冀北』，這個地區當然也歸屬北朝。何況當時北方騎兵已裝備了馬鐙甲具，衝鋒作戰時更是勢不可擋。北魏『自徐揚內附之後，仍世經略江淮』。後來北齊曾『敕送突厥馬數千疋於揚州管內』，雖然其目的在於榨取當地土豪錢財，但南北騎兵基礎的不平衡亦由此可見，因此北強南弱的局面也總是難以改變。
然則基礎於上述這種種的分析與比較，等到隋朝建立後，由北方完成統一，就變得水到渠成了。儘管儒家推崇王道與德化，但既然要大一統，就得用兵。在中國歷史上簡直見不到有和平統一的例子，即使是一方投降，也要到兵臨城下的時候。就象晉滅吳的形勢一樣，隋朝結束南北朝的時候，又重複了南下統一的場面。
客觀上是條件成熟，大勢所趨，主觀上是要建立功勳來鞏固輕易得到的皇位，隋文帝於開皇八年十月『命晉王廣、秦王俊、清河公楊素並為行軍元帥，以伐陳』。十二月，南下諸軍臨江出發。雖然從力量對比上看，由周軍轉化而成的隋軍在滅北齊後士氣正旺，而南軍主力在吳明徼北伐後已喪失殆盡，隋伐陳是以石擊卵，當無懸念，但隋還是十分慎重。首先在當年三月，一邊遣使至陳試探虛實，一邊頒詔羅列陳後主劣跡，以造輿論。此前，更是採用高的計策，因北方收割早於南方，屢屢在北邊農事畢而江南正農收時頓兵臨江，陳朝徵兵防禦，幾年下來，廢農困弊，又被麻痹；陳又不自量力地挑釁：『時後主與隋雖結和好，遣兵度江，掩襲城鎮，將士勞敝，府藏空竭』，更給了隋軍動手的口實。其次隋動用兵力很大，『合總管九十，兵五十一萬八千，皆受晉王節度』；又有事先所造大量艦隻，其中大者有樓五層，容戰士八百人，南方已經沒有水軍優勢。再次是多點渡江進攻，『東接滄海，西拒巴、蜀，旌旗舟楫，橫亙數千里』。這樣不僅是氣勢壓人，而且使陳朝軍隊首尾難顧，其策略和西晉統一時差不多。加上陳後主初無準備，隋軍勢如破竹，合圍建康，並迅速破城。隋開皇九年正月，陳後主被俘，陳亡。從此開始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
與此役有關並影響以後歷史發展的是，這次伐陳，是以晉王楊廣為行軍元帥，總統諸軍。為什麼不用太子楊勇率軍呢?其實對當時隋朝而言，更危險的敵人是北邊的突厥。當時突厥強盛，時常犯邊，數越長城，關中震動，所以開皇二年冬『皇太子勇屯兵咸陽，以備胡』。開皇六年秋，楊勇又移鎮洛陽。楊勇的任務雖然重要，防範好突厥是保證滅陳的前提；但平定南方，一統天下，卻是隋朝第一大功。加之楊廣滅陳後，殺陳之佞臣施文慶等，大快人心，又『封府庫，資財無所取，天下稱賢』。後來楊廣能奪得太子之位，雖然有其他的原因，與此卻也不無關係。（作者：嚴耀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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