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戰爭史研究綜述（四）

  來源: 北洋水師

接敵陣形問題的關鍵，在於採用什麼樣的陣形能夠充分發揚己方全隊的整體攻擊力。戚其章【北洋艦隊】（山東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及其多篇論文、孫克復【甲午黃海大戰北洋艦隊陣形的得失】（【文史知識】1984年第9期），以北洋海軍軍艦艦首炮占優勢和航速低為理由，肯定了丁汝昌"始終以艦首對敵"的戰法。楊志本、許華【論丁汝昌海上戰役指揮失誤問題】（【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1期）一文認為，北洋艦隊一橫隊（雁行陣）迎敵，其艦炮最佳射擊舷角的射擊扇面只有25度；而且雁行陣極其不利於實施戰場機動。若採用單行魚貫陣（單縱隊）迎敵，即以艦隊的一舷攔擊日軍艦隊，爭取對敵艦隊實施"T"字戰法的攻擊，迫使日艦隊同北洋艦隊形成同向異舷（或同舷異向）的交戰，那麼黃海海戰的過程和結局就可能大為改觀了。

關於丁汝昌負傷後，中斷戰場指揮所造成的後果問題，楊志本、許華在前文中指出，作為北洋海軍的戰場最高指揮官，丁汝昌無法逃脫的責任就在於海戰前沒有明令指定自己的代理人，特別是代理旗艦；在戰鬥中又沒有或已來不及採用積極的補救措施，致使北洋海軍全軍陷入混亂局面，他應對此承擔主要責任。

關於黃海海戰的勝負問題。林增平、孫克復和關捷等從北洋艦隊的損失着眼，認為北洋艦隊遭到了慘重的損失。馬鼎盛【簡論中日黃海海戰的勝負問題】（【中日關係史研究】第1輯）認為這是一次得失相當，不分勝負的海戰。戚其章也主張未決勝負的說法，他是從雙方的戰役目的來進行評價的：北洋艦隊是護送8營銘軍在大東溝登陸；日本聯合艦隊則是尋找北洋艦隊進行決戰以實現其"聚殲清艦於黃海中"的狂妄計劃。北洋艦隊勝利完成了自己的任務，而日本艦隊的"聚殲"計劃則未能實現，因此是勝負未決。楊志本、許華則指出，日本海軍雖然在黃海海戰中沒有能夠全殲北洋海軍，但仍使北洋海軍損失了5艘軍艦，基本上控制了黃海制海權，從而使甲午戰爭結局的天平自然倒向了日本方面，因此日本海軍是黃海海戰的得利者。

4、關於威海衛之戰問題

1895年初的威海衛之戰，是北洋海軍慘遭覆滅的一戰。關於此次戰役失敗的原因，論者多歸咎於"避戰保船"的消極防禦方針；但對於北洋海軍株守威海衛軍港坐以待斃的責任歸屬問題，則有不同的看法。戚其章根據【東方兵事紀略】的材料，認為應由李鴻章來承擔北洋海軍避戰保船株守軍港全軍覆滅的責任。楊志本、許華【論丁汝昌戰役指揮失誤問題】認為，這個責任在於北洋海軍提督丁汝昌戰役指揮上的嚴重失誤：其一是未能捕捉有利戰機，突擊日軍登陸輸送隊；二是沒有能夠採取積極主動的防禦作戰行動捕捉有利戰機去突擊日軍的登陸輸送隊，反而是率領艦隊株守軍港，坐以待斃，實在是海戰史上典型的蠢舉。穆景元【甲午威海海戰北洋海軍失敗原因探】（【錦州師院學報）1987年第4期）認為，應該把海戰與陸戰結合起來看，威海戰敗的原因不是"避戰保船"所致；它與威海衛至成山角一帶海岸和陸地防禦薄弱、沒有援兵解圍有很大關係。

5、關於海城之戰問題

在甲午戰爭中，清軍曾集中兵力，五次反攻海城，但均以失敗告終。孫克復【略論甲午清軍五復海城之役】總結說，清軍失敗的原因一是將領指揮無能，各軍之間互不統屬；二是戰前缺乏充分準備，沒有嚴格的進攻計劃和作戰部署；三是紀律敗壞，訓練廢弛；四是武器窳劣，後勤落後，編制不足。有的論者指出：清軍將領缺乏指揮近代戰役的經驗和能力，也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原因。祁子青【概述甲午戰爭中的海城戰場】（【理論與實踐】1983年第3、4期）強調了清軍將領無能、私利、驕橫對戰事的惡劣影響。呂萬和【甲午海城之役與日本的軍事冒險主義】（【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2期）指出，海城之戰是日軍的一次冒險行動，如果清軍作戰堅決，指揮得當，有可能全殲日軍第三師團，使遼東半島的戰局改觀並牽動整個戰爭的全局。

6、關於甲午戰爭人物問題

歷史人物研究，是甲午戰爭史研究領域裡的一大重要內容，分歧與爭論也很大。
作為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鴻章，是甲午戰爭的具體組織指揮者，因此理所當然地受到研究者們的關注。自八十年代起，近代史研究者們對於李鴻章的研究逐漸成為熱點；其中甲午戰爭中的李鴻章也成為一個熱點問題，研究者們發表了甲午戰爭與李鴻章的研究論文近五十篇，論者們大都開始肯定李鴻章在創辦北洋海軍方面所做的重要貢獻。徐勇【試論李鴻章的海軍戰略思想】（【東北師大學報】1985年第5期）、王楚良【李鴻章與北洋海軍的覆滅】（【甲午戰爭九十周年紀念論文集】，1986年）、何平立【略論李鴻章與甲午海戰】（【上海大學學報】1989年第2期）、杜耀雲【李鴻章與中日甲午海戰】（【山東師大學報】1991年第3期）、沈遠持【從海防看中日甲午戰爭中李鴻章的海軍戰略思想】（【孝感師專學報】1992年第3期）等論文，都開始比較深入地論及李鴻章的海軍戰略思想及其在甲午戰爭中的表現。許華【李鴻章"避戰保船"新探】（【福建論壇】1989年第4期）一文特別值得注意，該文根據甲午戰爭的大量第一手可信史料，得出一個與過去研究者們截然不同的全新結論：李鴻章在甲午戰爭中從來就沒有命令北洋艦隊株守威海衛軍港，避戰保船坐以待斃，卻是多次向北洋海軍下達了出港尋敵的作戰命令；而恰恰是過去被論者們普遍認為是在戰爭中始終堅請率艦隊出港擊敵的北洋艦隊提督丁汝昌，多次擅自違令株守軍港，從而最終鑄成北洋艦隊全軍覆滅於威海衛的悲慘結局。

北洋艦隊提督丁汝昌在甲午戰爭中的表現，也成為研究者們注意研究的一個問題。過去，研究者們普遍認為丁汝昌是一個積極主動與日本海軍作戰的將領。隨着甲午戰爭史研究的不斷深入，越來越多的論者在繼續肯定丁汝昌是一個愛國將領的同時，對於他在甲午海戰中的具體表現，提出了新的否定意見。楊志本、許華【論丁汝昌海上戰役指揮失誤問題】（【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1期）認為，陸軍出身的丁汝昌根本就不懂海軍戰術，在北洋海軍的戰役指揮方面，明顯存在着極其嚴重的失誤：一是在黃海海戰中採用了極為不利於實施戰場機動與發揚火力的錯誤陣法與錯誤戰法，造成北洋海軍在海戰中損失慘重；二是在威海衛保衛戰中多次置清廷與頂頭上司李鴻章的出港擊敵之明令於不顧，頑固率領艦隊消極株守軍港，最終鑄成整個艦隊全軍覆滅於威海衛軍港的慘劇。許華【李鴻章"避戰保船"新探】一文對於丁汝昌這種大膽且令人難以理解的違令行為進行了深入的考察和剖析，根據包括丁汝昌在威海衛保衛戰最後關頭的親筆書信等第一手材料，認為丁汝昌當時是在以自己殉死於威海衛的方式，為自己當時所處的"待罪候決"惡境尋求徹底的解脫；這種過於自私的考慮，將北洋艦隊送上的株守至覆滅的不歸之路，丁汝昌對於北洋海軍的最終結局，應承擔其不可推卸的直接責任。呂良海【丁汝昌甲午年援旅問題探討】（【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3期）則根據大量史料，深入細緻地考察了黃海海戰後北洋海軍的救援旅順問題，認為是丁汝昌對李鴻章要求北洋艦隊救援旅順的命令採取了敷衍和違抗的態度，尋找各種藉口來消極對抗上命，終於導致旅順口軍港很快就陷入日軍之手。

甲午戰爭史人物研究中，最為引人注目的是對於"濟遠"艦管帶方伯謙的評價問題，一直存在着截然相左的不同意見。早在甲午戰爭結束後不久，就有人撰寫【冤海述聞】為方氏鳴冤；但更多的研究者則認為方氏之被斬首是咎由自取。自80年代起，方氏問題再度成為研究者們注意的問題。季平子【豐島海戰】（【歷史研究】1980年第4期）、【論方伯謙被殺問題】（【上海師院學報】1983年第3期），趙文潤【為甲午海戰中的方伯謙辨冤】（【中學歷史教學參考】1980年第2期），徐徹【方伯謙被殺一案考析】（【遼寧師院學報】1981年第3期】），陳貞壽等【方伯謙案新探】（【福建大學學報】1988年第2期），劉志堅【清季一大冤案--方伯謙被殺真相】（【上海師大學報】1989年第1期），戴學稷【方伯謙及其海軍生涯】（【福建論壇】1993年第1期），王宜林【甲午海將方伯謙】（海潮出版社1997年出版）等，都從各個方面為方伯謙鳴冤。方氏的後人也不斷發表文章，為方氏鳴冤。

但仍然有戚其章、孫克復、關捷等眾多的甲午戰爭研究者，在他們的學術著作中，堅持認為方伯謙被斬首一案不屬於冤案。戚其章【方伯謙被殺是一樁冤案嗎？--與季平子同志商榷】（【歷史研究】1981年第6期）認為，儘管方氏在豐島海戰中有個別值得肯定之處，但清廷當時處決方氏的三條罪狀基本屬實。宮志遠【方伯謙被殺是歷史冤案嗎？】（【東嶽論叢】1992年第5期）認為方伯謙在黃海海戰後被殺不能視為冤案，新發現的材料尚不能成為替方氏翻案的證據。另外，胡小園【也談方伯謙被殺的問題】（【日本研究】1989年第4期）認為，方氏駕駛"濟遠"艦先行逃離戰場，嚴重違反軍紀，擅離戰場受到嚴厲制裁，無冤可言；但當時清廷未經審訊而草草處斬他，又不乏蒙冤的色彩。總的看來，眾多的甲午戰爭研究者們都不同意為方氏鳴冤翻案的意見，因為目前並沒有發現更多有力的新史料來為方氏翻案。

7、關於甲午戰爭與洋務運動的關係問題

甲午戰爭與近代史上的洋務運動有着密切的關係，因此這個問題成為甲午戰爭史研究領域裡的一個重要課題。

關於甲午戰爭的失敗是否標誌着洋務運動的徹底破產。以牟安世的【洋務運動】一書為代表，認為甲午戰爭的失敗，宣告了洋務運動的破產，包括軍事上的"自強破產"，經濟上的"求富破產"，"不論在軍事、經濟政治各方面，都在全國人民面前，宣告了洋務運動的徹底破產"。

但有的學者對此持不同意見。茅家琦【"甲午戰爭宣告洋務運動破產和終結"說質疑】（【學術月刊】1984年第11期）認為，甲午戰爭的失敗和北洋海軍的覆滅，並不標誌着洋務運動的終結；從19世紀60年代興起的洋務運動，實際上是與清王朝一同終結的。餘明俠【甲午戰爭宣告洋務運動"徹底破產"說質疑】（【社會科學】1985年第1期）也認為，甲午戰爭的失敗是洋務運動"徹底破產"的提法，是與歷史實際情況不相符合的。

還有的研究者認為，甲午戰爭的失敗和洋務運動的破產是互為因果的。姜鐸【中日甲午戰爭與洋務運動】（【學術月刊】1985年第6期）認為：甲午戰爭的失敗，宣告了洋務運動的破產；洋務運動的破產，導致了甲午戰爭的失敗。這就是甲午戰爭與洋務運動互為因果的關係。

關於如何從甲午戰爭看洋務運動的性質，大致有三種看法。一種意見認為洋務運動是對外採取妥協投降的反動運動。黃逸峰、姜鐸【要恰當地評價洋務運動的積極作用】（【歷史研究】1980年第6期）和姜鐸【關于洋務運動評價問題】（【人民日報】1981年5月5日）等文章認為：洋務運動對外國侵略者"存在抵抗的一面，但妥協投降畢竟是主要的"；北洋海軍全軍覆滅，"根本未起到禦侮和自強的作用"。

另一種相反的意見認為，洋務運動中創辦的北洋海軍主要是禦侮。關捷【論李鴻章與北洋艦隊】（【洋務運動討論專輯】）認為，"自強"和"御外侮"是李鴻章創辦北洋海軍的首要目的，當然其中也不乏鞏固和擴大個人權勢的目的。餘明俠【甲午戰爭宣告洋務運動"徹底破產"說辨析】一文指出：正是由于洋務運動在軍事方面所取得的一些進展，才推遲了日本大舉侵略中國的時間表。

還有一種意見認為，甲午戰爭的實踐表明，洋務運動具有濃厚的封建性。戚其章【從甲午戰爭看洋務運動的性質及其失敗原因】（【社會科學輯刊】1983年第5期）認為：甲午戰爭體現了洋務運動對帝國主義侵略的抵禦性，但同時也表現了洋務運動的濃厚封建性，而且這種封建性限制了它對帝國主義侵略的抵禦性，使其難以得到充分發揮。王承仁、劉鐵君【論洋務運動興建海軍的目的和作用】（【武漢大學學報】1986年第3期）認為：洋務派興辦和掌握的海軍還具有濃厚的封建集團性和腐朽性，最終難逃失敗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