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的海瑞懲處的是『官二代』還是官宦家奴？

  來源: 【新京報】

就『淳安驛站事件』來說，它至少反映了社會上對『官二代』囂張的不滿，以及對懲治『官二代』的呼喚。
【明史】中記述了一件海瑞懲治『官二代』的事：海瑞在浙江淳安當縣令時，總督胡宗憲的兒子經過淳安，怪驛站招待得不夠好，將工作人員吊了起來。海瑞說，胡總督以前有過指示，要求招待不得鋪張，現在這個人行李這麼多，肯定不是胡總督的公子。於是，沒收了其行囊中的數千兩銀子，並派人報告胡宗憲，說有人冒充他的公子，請示如何發落。胡宗憲吃了個啞巴虧，沒法怪罪海瑞。
在這個故事中，海瑞智懲『官二代』，大快人心。【明史】是正史，按理也可以相信，所以許多寫海瑞的文章喜歡提這件事，將之作為海瑞不畏權貴的典型例子看待。不過，這卻不一定是歷史上的真事，原因是，淳安並沒有驛站，因此也就不應該有『淳安驛站事件』。
中國古代的驛站設在交通要道上。明代全國共有1040個驛站，每個驛站都有名字。從浙江杭州到安徽徽州，從杭州城內的『武林驛』出發，出城南10里有『浙江驛』，再往西南方向100里到富陽縣的『會江驛』，再南行95里到桐廬縣的『桐江驛』，再行75里至建德縣的『富春驛』。建德縣往西150里是淳安縣，但驛站沒往這個方向延伸，因為它偏離了主道。
由於交通不便，淳安當時只有傳遞公文的鋪舍，而沒有招待公差的驛站。這一點，在海瑞撰寫的公文中說得很清楚：『查得自建德縣至歙鋪舍，只是傳遞公文，原無使客往返。是以夜無公館可棲宿，日午無中火鋪。』
由於淳安沒驛站，【明史】中記載的『淳安驛站事件』應該不存在。【明史】是清代人纂修的，它依據的是明代人關於海瑞的記述，而在明代人記述中，對『淳安驛站事件』的描述就不一致。
明代提供海瑞傳記資料的人，最早的是海瑞的同鄉、官至南京禮部尚書的王弘誨，他曾在海瑞因【直言天下第一事疏】而被關到詔獄裡後，不懼牽連到獄中看望。但是，王弘誨撰寫的【海忠介公傳】沒提這件事。
與海瑞有過書信往來的海瑞侄女婿梁雲龍，在其所撰的【海忠介公行狀》裡面說到了這件事，但說的不是胡宗憲的兒子，而是鄢懋卿的兒子。
明末思想家李贄（卒於1602年）所寫的【太子少保海忠介公傳】倒是說到了胡宗憲，但說的不是胡的兒子，而是胡的家奴。
海瑞的同鄉後學黃秉石寫於天啟四年的【海忠介公傳】中的說法，與李贄說法相近。同時，黃秉石說，他看到已有一些材料記載了『淳安驛站事件』，但自己曾在淳安所在的嚴州府做官，並專門就此事問了淳安的人，得到的信息是兩個：一是『淳無驛也』，二是『問淳之人，亦絕不聞此』。
由此，黃秉石評論說，這件事與常情相悖，肯定不是真的，而是『天下之善歸焉』，是人們為了頌揚海瑞而編造的故事。
黃秉石的評論自有道理，歷史上人們為了頌揚一個人，經常會編造一些好事加在他身上，這很平常。不過，為什麼編造這件事而不是編造那件事，這裡面卻反映出深刻的社會心理。就『淳安驛站事件』來說，它至少反映了社會上對『官二代』囂張的不滿，以及對懲治『官二代』的呼喚。而要懲治『官二代』，大概只有海瑞這種剛正不阿、不畏權貴的清官才能做到。從這個角度說，『淳安驛站事件』反映的不是真實的歷史，而是真實的社會心理。
梁雲龍的【海忠介公行狀】描述鄢懋卿的兒子如何囂張，比【明史】記載『淳安驛站事件』要生動得多：『維時都御史鄢氏，挾權相總制八省鹽政，威焰赫甚，其子過淳安，索夫馬不與，怒捉輿台，非理凌虐，甚至倒而懸之。』這件事與『淳安驛站事件』一樣未必真實地發生過，但這類事在大明帝國卻到處發生着，在生活中經常可見。
『官二代』之所以囂張，是因為當權官員的權力因不受實質性約束而可以肆無忌憚，可以公權私用，可以妨礙司法公正，『官二代』耳濡目染，習以為常，因而喊出『我爸是胡宗憲』、『我爸是鄢懋卿』是潛意識的自然流露。
在這個背景下，社會心理對『官二代』的囂張無法忍受，他們需要海瑞這樣的清官實現他們心中的公正，使『官二代』受到懲治。但是，正如海瑞這樣的清官的出現是低概率事件一樣，『官二代』受到懲治可能也是低概率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