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宦官研究：成果、困境與思考（二）

  來源: 國學網――中國經濟史論壇

    （三）監局制度研究。宦官的權力以及它與明代政治社會的諸種關係，一直是研究的重點。這方面的成果呈現『兩多兩少』：第一、將宦權放到與其它權力關係中――如內閣與司禮監――進行對比研究的多（常用的一個詞是『權力網絡』），而研究其具體制度的少。以洪武時期內府官制為例，過去40年裡僅有黃彰健【論皇明祖訓錄所記明初宦官制度】（台北【史語所集刊】1972年第32本）。   
    第二、研究司禮監的多，主要是司禮太監『批紅』對明代奏章制度及政局的影響，而研究司禮監以外宦官機構的少。眾所周知，明代內府有『二十四衙門』，除了這些『大衙門』，還有東宮六局、天下王府承奉司、公主中使司，以及陵墓祠壇等處內臣，還有各種外差，如南京、鳳陽、承天、太和山等處守備，各邊省鎮守太監，提督珠池、織造、燒造內官等。在這方面，研究殊少。以鎮守內臣為例，在嘉靖十八年裁撤之前，每個省及邊鎮均置中官鎮守，各邊鎮守之下還有分守、守備、監槍內臣。可這樣一個重要制度，僅方志遠【明代的鎮守中官制度】（【文史】第40輯，1995年）和田澍【嘉靖前期革除鎮守中官述論】（【文史】第49輯，l999年）兩篇文章作了概述。其實，這些宦官機構同樣構成明代『權力網絡』中的節點，都是研究者不能輕棄的題目。   
    （四）宦官評價及明代的『宦禍"。對宦官的惡評是與其『專權亂政』相因應的，許多研究正從其生理缺陷上尋找原因。如山昌嶺、張安福【宦官專權原因的社會心理學分析】（【濟寧師專學報】2001第2期）在分析『宦官專權必然性』時說：『（宦官專權的）原動力來自宦官特殊的心理機制，以及由此而導致的心理變態。』作者引用弗洛伊德的理論，認定宦官心理的變態來自『閹割焦慮』，以致形成『畸形的人格』；又引用『現代政治心理學理論』，認為宦官的自卑情結必然促使他追求『過度補償』。   
     心理分析作為一門科學，必有嚴謹的方法。而許多針對宦官心理的『分析』，既不拿一個『病人』細加『診斷』，也不提供一個群體（各個階層的、『好』或『壞』的宦官）作量的保證，卻開出『變態』的脈方。魯迅說：『中國歷代的宦官，那冷酷險狠，都超出常人許多倍。』此在文學家言盡可恣筆張大，而學術則不可不謹嚴。在討論宦官『變態』問題時，不應忘記此類人中亦有以『我形雖廢，自有不廢者存』的，宦官中並非沒有『珠璣』（劉寶石【明代宦官中的珠璣】，【中學歷史教學研究】2007年第l期）；『宦官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並不都是惡劣的』（趙興元【從明代成化年間宦官的活動看宦官評價】，【第七屆明史國際討論會論文集】，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l999年）。   
對宦官的評價，在話語上常處於一個矛盾的境地。『變態』與否，在研究中也頗有因人而異的傾向，比如從來就沒人說鄭和『變態』、『焦慮』的。朱元璋說：『此輩自古以來，求其善良，千百中不一二見。』但研究者不能不注意到，在朝代的前期，政治較清明時，宦官多賢，至末世，則賢者尤難得。至此，心理學似乎失效了。其實，豈止宦官，官僚階層不都如此嗎？作為一個群體，宦官的行為也逃不脫社會的特定規範和影響，並不簡單是個心理問題。   
    明清易鼎未久，即有『明不亡流賊，亡於宦官』之說；更有人將明朝稱為『歷史上最大的太監帝國』。對明代『宦禍』的評價，王天有認為，明朝268年，宦官『專權』不過20幾年時間，將明代政治概指為『宦官政治』或『特務政治』，顯然是不合適的。『正確看待明代宦官問題，既要看到宦官在國家權力運作中的作用，也要看到宦官權重所帶來的危害』（【有關明史地位的四個問題】，【明清論叢】第七輯，紫禁城出版社，2006年），這是客觀公允的。但宦官權重到底帶來多大程度的危害，則是需要通過研究具體評估的。   

    三  研究的困境與出路   

    20多年來，明代宦官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表現在一些錯誤認識得到糾正，一些偏見得到扭轉，一些史實逐步澄清，這些都有助於達致對明代社會的正確認識。但實事求是地說，眾多的成果呈現出一種『繁榮而單色』的特徵。『繁榮』表現在數量上；『單色』表現為許多研究缺乏新意，反覆操演陳說，還表現為研究漂浮，如蜻蜓點水，概說、介紹、綜述的多，而能深入展開，『鞭辟入裡』的少；一些至關重要的論題淺嘗輒止，偶見一二篇引玉之作，隨後數十年繼之無文。這後一點尤其表現在制度的研究上。比如內府最重要的衙門司禮監，如前所述，關於明代中樞司禮監與內閣『兩架馬車』的論說不下萬千言，均不過建立在劉若愚【酌中志】卷十六【內府衙門職掌】對司禮監的簡單描述，以及司禮太監掌握『批紅』這樣一個簡單事實的基礎之上（【明史】的記載也主要參考該書）。而劉若愚向後人介紹的，僅僅是萬曆晚期至天啟年間的司禮監，之前二百年司禮監職掌及構成的變化，又有多少人了解？如果沒有對一種制度及其變動規律的深入解剖和研究，宏論再高，也不過近於說夢。   
    近幾年來，明代宦官研究競有漸冷的趨勢，一個重要指標是：文章明顯少了，和明史研究的其他領域相比，似有難以為繼之感。這到底是研究者興趣轉移了，還是在這個領域，研究已難再有新的開拓，產生新的論題了？其實都不是，而是一個長期存在的『瓶頸』開始發揮阻塞效應，那就是史料的薄弱。   
    宦官史料的缺乏，有『先天』的不足。首先，宦官的歷史是由士大夫書寫的，不管那些『刑餘之人』曾多麼幸運地站在權力的巔峰，但在歷史的長河裡，他們卻永遠只能立於萬惡的『下流』。士大夫們掌握着用筆審判，甚至是報復的權力。其次，還是出於頭一個原因，宦官史料常常被刻意抹去――沒有什麼比剿滅其遺蹟更能表達作史者抵制閹宦的決心了。因此，儘管明代史籍多不可避免地會留下一些宦官史料，但總體而言，它們絕對是異常零散而缺漏的。除此之外，宦官史料發掘利用不夠，也造成研究中史料基礎的薄弱。宦官史料雖然缺略，但絕對數量仍然可觀。收錄宦官史料最多的，自非列朝【實錄】莫屬。但當下學界研究明代宦官，主要還是依靠王世貞的【中官考】一書。兩者就史料所藏而言，無異於大海之與溪流；而且【中官考】的內容還主要源自【實錄】。儘管現在已出版了好幾種【明實錄】的專題史料摘錄，但至今尚無一種明代宦官的『實錄鈔』問世。另外，各種碑刻以及明清兩朝地方志中的宦官史料，整理利用都還不夠充分。由於大量零散的宦官史料未經系統整理，使用頗為不便，研究者只好就便取用【明史】、【中官考】等第二手材料，自然很快『倉空米盡』，史料的『瓶頸效應』便發揮作用了。   
    其實，明代宦官史料遠非已用到『倉竭庫罄』的地步，相反倒是大量史料被無端閒置。毋庸置疑，史料與論題之間存在互動關係，因為需求不旺，對資源的發掘也便動力不足。比如說較少為人重視的地方志中的宦官史料，多數是關於鎮守內官的。內官出鎮是明代軍政及地方管理的一個獨特現象，但無論是研究明代九邊，還是省級管理機構的文章，多對這個存在百年之久，並發揮過重大影響的制度熟視無睹，剝落不論。專門論述的，雖有方志遠和田澍的兩篇文章，也屬綜述性質，沒有利用到地方志中的史料。既然一個制度本身都被人視而不見，相關史料之遭委棄，也就不足為怪了。這是問題的一個方面。   
    它表明，在宦官研究中，雖然已很少再有人以一味的批判來代替平允的研究，但事實上的偏見及其慣性依然存在；學術視野偏狹，固有的陳套仍在作怪。而排除偏見，放開視野，無疑將促進新史料的發現；新史料的應用又必將促使新論題的不斷湧現，這則是問題的另一個方面。英國人孟席斯的著作【l421：中國發現世界】（京華出版社，2005年），雖然引起不小的爭議，但這位『業餘歷史學家』對太監鄭和及其航海事業的全新描述，卻是建立在『證據』的基礎之上，作者運用史料之新穎、廣泛和不拘，給人留下深刻印象，也給我們以啟示。   
    過去研究中的一些『常識』之得到糾正――如最初將明代『宦禍』歸罪於永樂，到最終指證出真正的『禍首』實為太祖朱元璋――無不是伴隨着新史料的發現及應用而達到的。   
    在這方面，朝鮮【李朝實錄】值得一提。吳晗先生曾輯有【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一書，他和孟森先生是最早將這個『寶庫』引入明清史研究的學者。其實，包括宦官在內的許多議題，仍可從中繼續挖掘。陳學霖便主要依據其中的材料，撰寫了【海壽――永樂朝一位朝鮮籍宦官】（【明朝人物與史料】，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1年）、【明永樂朝宦官探索――黃儼奉使朝鮮事跡考釋】（【第一屆全國歷史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大歷史系，1996年6月）等文。海壽在【明太宗實錄】中僅出現兩次，永樂二十二年八月，朱棣在漠北暴崩，偕學士楊榮馳報北京的就是他。這樣一個重要人物，在明朝史籍中只留下雪中鴻爪般的印跡，李朝實錄中的記載卻不少。另外一個黃儼，地位更高，他是朱棣在燕府潛邸的親近內侍，構釁於朱氏父子之間，幾乎動搖仁宗的太子地位。永樂時期，曾多次奉使朝鮮，替朱棣行徵求『處女』等密事。但【明太宗實錄】僅記永樂七年九月的一次出使，余盡湮沒。讀【李朝實錄】，這個明朝最早的權閹，面目登時清晰；明初一些為史籍所隱諱的政情與真相也躍然紙上。   
    新史料不僅產生新的議題，也帶來新的――比如說社會史――研究領域。北京西山黑山會有個剛鐵祠，祭祀明初宦官『剛祖』，祠內有關碑刻，跨明清直至民國，達23通之多。但『剛鐵』到底是個什麼樣的人？卻撲朔迷離，莫衷一是。梁紹傑最早注意到這個人物，寫了【鋼鐵碑刻雜考――明代宦官史的一個迷】（【大陸雜誌】91卷5期，l995年）。其後趙世瑜、張宏艷將研究進一步深化，寫了【黑山會的故事：明清宦官政治與民間社會】（【歷史研究】2000年第4期），指出那位為明清兩代宦官所崇祀，食了六百年香火的『太監祖師爺』，其實是宦官們自己創造，並不斷敷衍附會的；閹人們那婉曲而微妙的精神世界，正藏在那表面看來千篇一律的祭祀文字裡。如果沒有對這些材料的精心發掘，那個『世界』也便永遠消失了。   
    宦官史料利用不足，既有『自覺』（如以『特務』來概括明代宦官史，則異此的史料往往不取），或『非自覺』（泥於舊套，視野不開）的主觀原因；也有史料本身匱缺，又散漫於典籍，非下大力氣鈎稽，無能奏網羅之功的客觀原因。但它確實已經對明代宦官，乃至於明史的研究造成『堵塞』。因此我們說：明代宦官研究，與明史研究的其它任何一個領域相比，都更需要首先解決史料的問題。而欲有所突破，提升研究水平、拓寬研究路徑，必須以發掘、整理史料為首務，這樣才能為研究帶來一個真正的具有持續生命力的繁榮。   

（作者 胡丹，原載： 中國史研究動態201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