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本書叫【明心寶鑑】

  來源: 光明日報

自秦漢時期，中國典籍便開始了綿綿不絕的東傳歷史。兩千年間，規模不斷擴大。比如，從1693年到1803年的111年間，僅日本長崎港，就有43艘中國商船，共運進中國文獻典籍4781種。
中華書局今年3月出版的嚴紹T撰【日藏漢籍善本書錄】，共收錄至今仍在日本保存的漢籍善本約1.08萬種，比起【四庫全書】所收還多出幾百種。
在流傳海外的眾多中國文獻典籍中，有一本書叫【明心寶鑑】。
一
【明心寶鑑】大約成書於元末明初，輯錄者或整理者是范立本。這本書由二十篇共六七百段文字組成，內容網羅儒、釋、道各家學說。作為一部修身養性、安身立命的國學『通俗讀物』，此書從明初起即極為盛行，多次重刊、重印，萬曆皇帝還讓人重輯修訂一遍。與此同時，此書迅速向東亞、東南亞及中國周邊各國傳播，長期廣泛流傳於日本、越南、菲律賓等地。
自成書至今700年間，【明心寶鑑】一直是朝鮮、韓國社會廣泛閱讀的『國學普及』讀本。去年熱播的韓國電視劇【大長今】中，長今與各地官衙的醫女們接受醫女訓練時，經典課開篇就是學習【明心寶鑑】。劇中提到此書【天理篇】的開頭幾句：『天聽寂無音，蒼蒼何處尋？非高亦非遠，都只在人心。』
不惟如此，【明心寶鑑】還是目前有據可考的中國譯介到西方的第一本典籍，1592年以前就由天主教教士高母羨（JuanCoho，1529-？）在菲律賓將其譯成西班牙文。1595年，高母羨的手抄雙語譯本被帶回西班牙獻給王子斐利三世，這一抄本現藏於馬德里西班牙國立圖書館，2005年，馬德里大學還出版了該書的校訂本。校訂本封面選擇了一幅風景圖，內頁左邊是西班牙文及注釋，右邊是中文。
而在這本書的故鄉，自清代以後，它便逐漸淡出國人的視線，以至於除了少數專業研究者外，今天的中國人幾乎誰也不知道還有過這麼一本書。
這真應了那句話：牆裡開花牆外香。
二
有着相近『身世』的中國典籍還有很多。【日藏漢籍善本書錄】收錄的流傳至日本的1.08萬種善本中，有3000多種版本在國內已經失傳。
北京大學比較文學比較文化研究所所長嚴紹T認為，與其惋惜這些典籍在國內的失傳，倒不如把它們在域外的傳遞和保藏作為一種文化現象來看待，思考其生命力源泉及對當地文明的參與和影響。
『文化的傳遞需要兩個因素的共同作用，一是本國的綜合國力，二是對象國的強烈要求。而對象國的內在需要歸根結底源自漢文化的強烈魅力』，嚴紹T說，漢籍在域外的傳遞和保藏，尤其是在古代東亞地區傳播的歷史之久遠、規模之宏大、保存之完好，根本原因在於漢文化的巨大吸引力。
嚴紹T在日本二十四載，他告訴記者，日本對於漢籍始終懷抱尊敬的態度，一般情況都保存得非常完好。這與日本注重文化教育，珍視文化財產有一定關係，但深層原因還是漢文化早已滲入日本文化的內核，尤其日本老一輩知識分子受漢文化的影響非常深刻。現在日本國民生活中漢文化的影響仍然存在。日本文字中保留着不少漢字，很多物品名稱前有一個『唐』字，說明是古代從中國傳入，中小學課本中選有漢文文章、唐詩，NHK電視台也會播放朗讀中國古詩的節目，1900多個當用漢字還是日本公務員考試的一項內容。日本民族文化中也透露出大量漢文化的影響。比如每年七月的祗園祭，31個彩車在街道巡行，每個彩車表現一個故事，有七八個彩車上布置的是中國古代故事。
三
漢籍在傳遞我國悠久燦爛文化的同時，也參與了世界文明的進程和文化的發展。嚴紹T認為，我們關注這些典籍不尋常的傳播經歷，更應該思考它們與對象國文明的對話，充分認識中國典籍和文化的世界性和歷史意義。
據中國作家協會副研究員李朝全介紹，【明心寶鑑】薈萃了明代以前中國先聖前賢有關個人品德修養、修身養性、安身立命的論述精華，忠、信、禮、義、廉、恥、孝、悌這八方面傳統美德教育無所不包；繼善、天理、順命、孝行、正己、安分、存心、戒性、勸學、訓子、省心、立教、治政、治家、安義、遵禮、存信、言語、交友、婦行等20篇幾乎囊括了一個人安身立命、齊家治國的方方面面。這樣一部『勸善懲惡』的人生教科書在日本、韓國的思想史上都曾產生過巨大影響，在西班牙等歐洲國家也受到不同程度的重視，不少學者對此已有論述。今後這些優秀的中國典籍還將繼續發揮它的作用。
北京外國語大學中國海外漢學研究中心主任張西平說，美國學者孟德衛有一本書叫做『1500-1800：中西方的偉大相遇』，這三百年間確實是文明之間的平等對話和交流。歷史證明，中國的典籍和文化，無論東傳還是西傳，都對當地文明發生了重要作用。中國文化對西方走出神權統治，對西方現代思想的形成功不可沒。可以說，中國參與了世界史、世界文化的變革。
嚴紹T也認為，各國的文明在文明的流動中得到提升。典籍本身承載着文化發展的成果，對象國在文明發展過程中根據自身的需要從傳遞來的文化中吸收養料，發生變異，從而出現文明的新值。這些在文明的流動中產生的新值聚集交融就成為新的文化增長點，造就出新文明。文明繼續向前，新文明又逐漸成為歷史的傳統，傳統本身就是一個不斷豐富發展的概念。
但文明的流動並不總在平和穩定的狀態下進行。19世紀後期20世紀前期，大量漢籍以被掠奪的方式流傳域外，域外的中國學研究也常常難以走出歐洲中心主義的藩籬。張西平說，不少當代學者致力於研究中國典籍在域外的傳播、影響與接受的歷史，就是要努力把握中國文化在全球傳播和發展的脈絡，為現實的文化傳播提供借鑑。現在對中國的誤解不少，偏見也不少，迫切需要我們承擔起文化傳遞的任務。中國文化不是博物館文化，不僅僅是一個遙遠的失去的燦爛文明，我們要把活着的中國、青春的中國、發展生動的中國介紹給世界，讓中國文化煥發出應有的光彩。（記者顏維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