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 中華網 予讀【梁宣底】，見敬翔、李振為崇政院使，凡承上之旨，宣之宰相而奉行之。宰相有非其見時而事當上決者，與其被旨而有所復請者，則具記事而入，因崇政使聞，得旨則復宣而出之。梁之崇政使，乃唐樞密之職，蓋出納之任也；唐常以宦者為之，至梁戒其禍，始更用士人。其備顧問、參謀議於中則有之，未始專行事於外也。至崇韜、重誨為之，始復唐樞密之名，然權侔於宰相矣。後世因之，遂分為二：文事任宰相，武事任樞密。樞密之任既重，而宰相自此失其職也。
沈括【夢溪筆談】卷一【故事】解釋『宣底』含義說：
予按唐故事，中書舍人職掌詔誥，皆寫四本：一本為底，一本為宣。此『宣』謂行出耳，未以名書也。晚唐樞密使自禁中受旨，出付中書，即謂之『宣』。中書承受，錄之於籍，謂之『宣底』。……梁朝初置崇政院，專行密命。至後唐莊宗復樞密使，使郭崇韜、安重誨為之，始分領政事。
從『行密命』到『領政事』，後唐時期的樞密院，職權明顯擴張。【五代會要】卷二四【樞密使】說：『後唐同光元年十月，崇政院依舊為樞密院。』其實，所謂『依舊』者，只是名稱而已。從中唐樞密之設，到後梁崇政院、後唐樞密院，其職責自出納帝命而非法干政，再到參預謀議、『專行密命』，復至分領軍國大政。名稱的改易恢復背後，是實際職權的不斷變化。
高承【事物紀原】卷四【樞密】條引【君臣政要】云：後唐莊宗始用郭崇韜分中書兵房置樞密院，與宰相分秉朝政。
這一措置，並非簡單的府屬調動。這一說法也提示我們，後唐樞密院不是直接承接後梁崇政院而來，而是建立於職能機構調整基礎之上的。晚唐至後梁，宰相機構中書門下事實上已經無法操縱軍政事務；至此，兵房自中書正式分離，保證了軍事機要權的集中統一。樞密院有了整備的專屬部門，職能擴大，成為正式的外朝機構，並且明顯侵奪着宰相職權。樞密使權力進入其最盛期。司馬光【資治通鑑】中說：梁太祖以來，軍國大政，天子多與崇政、樞密使議，宰相受成命，行制敕，講典故，治文事而已。
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卷九五『郭崇韜安重誨皆樞密兼節度』條中也對比道：唐時侍中、中書令不輕授，而同三品、同平章事即為宰相。若五代，則又必以兼樞密者方為有相權；如豆盧革輩，但有相名耳。
後唐同光時，莊宗曾任用宦官張居翰為樞密使，與郭崇韜對掌機務；郭崇韜被殺後，又補宦官李紹宏充樞密使，反映出樞密使任用人選問題上的反覆。而張居翰『每於宣授，不敢有所是非，承顏免過而已』 ；李紹宏儘管當莊宗時曾『每為庇護』李嗣源，在嗣源即位為帝後，卻改任親隨安重誨與孔循為樞密使。此後，樞密使由外官充任的做法，才算穩定下來。這不僅與『人主』個人的抉擇傾向有關，亦與時代壓力下發生的機構性質變化有關。
後唐明宗時，因為『帝目不知書，四方奏事皆令（樞密使）安重誨讀之。』 顯然，此時樞密使的職權範圍統攬甚廣而不止限於軍事事務。而這種權力鼎盛的局面，一方面要求樞密使本身具備較強的素質能力，另一方面也容易招致帝王的疑忌，思有以控御之。
晉高祖於天福四年（939）廢樞密院，而『以印付中書，院事皆委宰相分判』 ；然而，當時事任格局未改，宰相以『在中書守歷代成規』 為己任，『勛臣近習不知大體，習於故事，每欲復之』 。天福七年高祖去世不久，宰臣馮道等人即上表於少帝，『請依舊置樞密使』。表文中說：
竊以樞密使創自前朝，置諸近侍，其來已久，所便尤多。……所願各歸職分，豈敢苟避繁難。伏請依舊置樞密使。
史臣稱：初，高祖事後唐明宗，睹樞密使安重誨秉政擅權，賞罰由己，常惡之。及登極，故斷意廢罷，一委中書。至是馮道等厭其事繁，故復請置之，庶分其權。
奉『避事保身』為原則的馮道等人，以外朝文職宰臣身份典掌樞密機要，在當時無疑承受着巨大的壓力；而樞密使特具的『置諸近侍』性質，尤在外朝宰臣『職分』之外。同時，這也使人們注意到，樞密院在當時『正發展成一種被普遍接受和有效的制度，非中書所能取代。』
開運元年（944）『復置樞密院，以桑維翰為中書令兼樞密使，事無大小，悉以委之』 。廢罷了五年的樞密院恢復之後，其長官事實上獲得了更大的權力。此時的平章事兼樞密使成為中央的真宰相，前引王鳴盛所謂『有相權』的『兼樞密』者，應指樞密使徙宰相後仍兼領樞密者 ，而其權力主要是來自於樞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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