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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光明日報 自古及今，國人的『盛世』情結未曾衰減。近來對『漢武盛世』的關注，再次成為媒體報道的『熱點』。今人對歷史盛世的強烈關注，或許多少與近代以來中華民族的『強國夢』有某種暗合之處。『漢武盛世』與其他幾個歷史時期的『盛世』相比較，在氣勢恢弘、開拓進取諸方面，確有其卓絕之處。早有歷史學家指出：古代中國的政治統一，完成於秦始皇；而文化的統一、制度的統一，則完成於漢武帝。他的時代以功業顯赫、垂範後世而留名青史。作為一個史學工作者，我認為探析其『盛世』局面形成的原因，遠比感喟其輝煌的表徵更為重要。諸種因素的合力作用，往往決定着歷史發展的方向。討論『漢武盛世』的成因，也應該遵循這樣的認識方法。
勵精圖治的共同追求
公元前140年，漢武帝即位。他繼承了『文景之治』的全部歷史遺產，其中既有社會穩定、人心歸向、經濟富裕的優勢，也有制度殘缺、國家控制能力薄弱的遺憾。『文景之治』時期奉行的『無為』政治，有助於經濟與社會的恢復和發展，它可以導致社會的安寧，但是不足以導致一個大有作為的時代的到來。
在是否需要改革求治的根本問題上，關注時政的儒學大師董仲舒應時而出，倡言：『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漢書・董仲舒傳】）在強調『以孝治天下』的漢代，對祖宗的成規遺意，後人只有恪守的義務，而無變更的權利。而董仲舒卻有勇氣蔑視政治禁忌，『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的定評，即便不是對『文景盛世』的否定，也是包含着無盡的遺憾。在呼籲以改革而求治方面，董仲舒無疑站在時代的前列。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這並非是董仲舒的獨特之見，一介文士的司馬相如，也對漢武帝的進取功業酣暢淋漓地加以讚頌：『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漢書・司馬相如傳下】）漢武帝自稱『漢家庶事草創，加四夷侵陵中國，朕不變更制度，後世無法』（【資治通鑑・漢紀十四】）。一時君臣都把變法求治、造就盛世，作為自己理應承擔的歷史使命,而且在勵精圖治的進程中，漢武帝得到了一批時代精英的擁戴，甚至是推動。
縱觀漢武帝時代的基本走向，特別是將它與此前的『文景之治』相比較，我們不難看出這樣的趨勢：不屑於追求穩定和『守成』，而立足於『更化』以求強盛。漢武帝與他的統治集團，為了國家的振興和強盛，敢於知難而進，不怕承擔責任，並有駕馭大局不使失控的能力。
尊重人才的政治意識
國勢的強弱，取決於人才的去留。在競爭激烈、事功顯赫的年代尤其如此。使不同風格的英豪俊傑各盡所能，是漢武帝成就盛世大業的人事保障。班固在【漢書・公孫弘卜式嚎砹寫】的『贊』中，大力褒獎武帝時期人才之盛，稱之為『群士慕向，異人並出』、『漢之得人，於茲為盛』。他所論列的時代精英有：主父偃、卜式、衛青、金日、公孫弘、董仲舒、嚎懟⑹建、石慶、汲黯、韓安國、鄭當時、趙禹、張湯、司馬遷、司馬相如、東方朔、枚皋、嚴助、朱買臣、唐都、洛下閎、李延年、桑弘羊、張騫、蘇武、霍去病、霍光，『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最後一句，道出了這些人才在締造盛世中所發揮的重大作用。
稍微了解漢代歷史的人，對上述不同凡響的人物都會心懷敬意。在軍功顯赫的年代，文士難免受到壓抑，其作用容易被忽略，其貢獻容易被抹煞。茲選擇漢武帝時代的部分文士為例，略述其功業。他們在關係國計民生的重要關頭，表現出超乎常人的預見性、判斷力和實際操縱能力。
在提高儒家的學術影響直到確立其獨尊地位的過程中，轅固、趙綰、王臧、董仲舒、公孫弘都各有其歷史貢獻。主父偃堪稱漢武帝時代的縱橫之雄，他分析政治利害鞭辟入裡，而其敢作敢為的性格更使人敬畏有加。在削弱藩國的進程中，他提出的『推恩令』，具有根本性的意義。董仲舒不僅建議『獨尊儒術』從而奠定了儒家的政治地位，且對當時的政治弊病頗多中肯的批評。如針對西漢前期『任子制』與『貲選制』等任官制度產生的流弊，董仲舒就在對策中提醒過漢武帝。他還提出要及早解決土地兼併之害，統治者未加採納，結果到西漢後期竟然成為無法解決的痼疾。司馬遷的史學貢獻，使他成為我國正史的開山鼻祖。他的治史宗旨和批判精神，都被後世奉為楷模而難以企及。司馬相如的辭賦，縱橫揮灑為百代楷模；同時，他服務於武帝開發大西南的兩篇文告，文辭犀利，充滿了雄邁之氣，不失為漢代政論妙文之一。東方朔號為『滑稽之雄』，在百代雄主漢武帝之前，或者直言進諫，或者以玩世不恭的方式嘻笑怒罵，實則憂國憂民出於至誠。即便是在軍事領域，漢武帝時期的文人也有不俗的表現。嚴助在用兵越地之時表現出的決斷力，在朝廷群臣之中罕有其匹；平越之後奉旨向淮南王劉安申明朝廷用兵必要性，則表現出他擅長辯論的能力。
漢武帝時期的文士之中不乏一流的人才，這與漢代雄健豪放的時代精神直接相關，也與漢武帝破格用人的雅量相關。他還鼓勵毛遂自薦式的人才選拔方式，一時之間『上書拜官』成為競進者步入官場的捷徑。主父偃等人上書論政，當日就得到武帝召見，並說：『公等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求賢若渴之情溢於言表。武帝不拘一格選拔人才的思想和實踐，自有其值得發掘的價值。
審時度勢的制度變革
漢武帝時期的政論家嚴助，總結漢武帝時代的特點：『軍旅數發，內改制度，朝廷多事。』（【漢書・嚴助傳】）班固在論及這一問題時，也特意強調『孝武之世，外攘四夷，內改法度』（【漢書・循吏傳】）。類似議論存在着一個共同的立論取向：特別推崇漢武帝大力推行制度變革。
以立法削弱藩國勢力。漢初推行的『郡國並行』之制，容易造成『尾大不掉』的流弊，其危害性在『吳楚七國之亂』中已經充分暴露出來。因此，漢景帝挾平叛之餘威，頒布過貶抑藩國地位的新規定。漢武帝繼之創設諸多制度法令，極大地削弱了藩國勢力，使之無法再與中央政府分庭抗禮。漢武帝採納主父偃的建議，實施了『推恩令』。把本屬於王國的部分領土，新立為侯國，並且改變其原來的隸屬關係，使之歸屬於附近漢郡。其客觀效果是『使諸侯王得分戶邑以封子弟，不行黜陟而藩國自析。』（【漢書・諸侯王表序】）此外，還有阿黨法、左官律、附益法等相關立法適時出現。這幾個法律制度，交互為用，使諸侯王國受到根本的抑制，地方勢力坐大的局面一去不復返了。
完善監察制度。為了強化對百官的監察，漢武帝增設了司隸校尉和十三部（州）刺史。司隸校尉主要監察京畿地區，甚至皇太子、三公也在其監察的範圍之內。刺史則『以六條問事』，除了一條是監察地方豪強之外，其餘五條都是針對郡國一級高級地方官的不法行為。漢武帝時期的吏治較為清明，與多層次強化對官僚隊伍的監察、監督制度密切相關。
推行壟斷經濟政策。漢武帝一改前人法度，推行了一系列的國營壟斷經濟政策。特別是官營鹽鐵、壟斷貨幣的鑄造權與發行權、推行『均輸』和『平準』等與經營相關的新法規，成為漢武帝時期增闢財源的有效途徑。史稱『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史記・平準書】）。
如果沒有這些制度革新，就不可能出現名垂千古的漢武帝盛世。制度建設對於國家的穩定與發展，是最為根本的。它的影響之巨大，遠遠超出於『明君』的個人作用之上。
戰爭體制的動員作用
凡是涉及制度、政策的重大改革，往往會受到持重者的反對，從而表現為層層的阻力。而漢武帝時代先後推行過那麼多的新政，卻沒有引發多少爭議。其中的原因何在？一個大概合理的解釋是：長達30多年的戰爭，使得國家處於長期的戰爭狀態，在一切服務於戰爭的體制之下，國家的管理者最容易把全國的人力物力動員到一起，隨意加以調撥和使用。開動戰爭機器，從來都是強化集權制統治的有效手段。
其中一個顯著的事例，足以說明問題。國營壟斷經濟政策的實施，涉及多方面的利益矛盾，也是武帝身後引發爭議最多的問題。理財大臣桑弘羊作為政策的主要制定者，在著名的鹽鐵會議上，為了回擊論敵的批評，分析了導致經濟變法的主要原因：長期的邊疆戰爭耗費了國庫積蓄，武帝不得不尋求新的財政來源，以支撐大量的軍費開支。這一理由使得他氣勢大增。可以想見的是，在削弱地方力量、剝奪宰相職權以及開通西域、整肅遊俠等方面，漢武帝都有理由藉助於戰爭體制。
在這裡，特別應該強調的是，以武力征伐為主要內容的『盛世』，不可能是田園牧歌的世界，暴力曾經是無法避免的手段，民眾為此付出過沉重的代價。在我們關注古代『盛世』的時候，也不要忘記這一點。
作者：孫家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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