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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關於近現代對英文的不準確、甚至錯誤翻譯問題，學界也已經有充分的認識，我此前也專門指出現代漢語中的『香蕉詞』問題。下面說一說對『科學』（ science）一詞的翻譯問題。
所謂的『香蕉詞』，就是現代漢語中的一些詞彙，從外表看，都是中文的，但是其內涵卻是西方的。現在那些在精神和靈魂上被西化的華人被稱為『香蕉人』，即黃皮白心之人。『香蕉詞』是內涵上被西化的漢語詞彙，也是『黃皮白心』。 邪惡的香蕉人
大量的『香蕉詞』之所以會在中國現代漢語中出現和存在，根源在中西文化了解的膚淺，甚至無知，將兩個形似而實異的中英文詞語認為等同，譬如將『政治』等同於『politics 』，將『自然』等同於『nature』，將『道德』等同於『morals』，等等。
其實，英國，乃至整個西方文明，從未出現和存在過中國意義上的『政治』、『自然』、『道德』，『政治』與『politics 』，『自然』與『nature』，『道德』與『morals』是在本質完全不同的兩個東西，但是，最早的漢英字典的撰寫者，卻生搬硬套地將兩者對譯。
最早的寫英漢字典的人，顯然是文化上的白痴。我一直納悶，中國歷史上為何能夠存在如此白痴的人？當明白這些『香蕉詞』的真正起源時，我的心也就釋然了。原來，『發明』這些香蕉詞的，即最早書寫中英文字典的人，不是中國人，而是日本人。
『香蕉詞』是在明治維新時期，由當時的日本學者所『發明』。這些日本學者具備三個特徵。一是崇拜西歐文化，否定中國文化，否定儒家，倡導什麼『脫亞入歐』，其實就是『脫中入歐』、『脫儒入歐』。二是號稱日本學習儒家1000年，有深厚的儒家傳統，但是它們對儒學的理解卻是非常皮毛、淺薄。三是，熟悉和使用漢字。
在這種情況下，這些日本學者就用漢字與西文對譯。這個對譯過程就成為西方文化內涵對漢語詞彙的單向注入，而不顧及這些漢字的本來內涵。用句股市的術語，這叫『借殼上市』。漢字詞彙在那些日本學者眼裡不過是一個殼，其本身的意義是不重要的，重要是西方文化內涵，這些殼不過是承載西方文化的工具。同時，藉助這些殼，西方文化也是日本，包括後來的中國，順利實現借殼上市。 香蕉人宣言
甲午戰爭之後，通過當時大量的留日回國的年輕人，日本的『脫亞入歐』的明治思維傳入中國，成為所謂的『新文化』。在這個過程中，日本對西歐書籍的翻譯也大量傳入中國，『香蕉詞』也隨之流入。
『科學』也是由明治時期的日本人所發明的香蕉詞，這個『科』就是『科舉』之『科』。20世紀初以來，中國開始以『科舉』為落後，以『科學』為先進，卻不知『科學』之『科』就是『科舉』之『科』。民國之後，經過新文化運動的引入，『科學』之所以能夠在中國迅速普及，被廣泛接受，顯然要得益於『科舉』之『科』在中國當時中國文化背景下的神聖和權威。
也就是說，當初『科學』的流行，顯然有對『科舉』的狐假虎威，巧妙地將原本附着在科舉上的神聖權威，嫁接到『科學』之上。
『科』的本來含義是分科，『舉』是舉薦、選舉。在『科舉』制中，是分科取材的意思，就是按不同專業，不同的標準去選拔官員。最開始，『科舉』並不需要考試，完全是推舉、舉薦的。
西漢漢武帝為抗擊匈奴，籌集軍費，決定把鹽鐵等行業進行政府專營。在正式實施之前，漢武帝決定召集民間的賢達，問問他們的意見。這些民間賢達，匯聚在一起，開了一個會，其基本結論是反對。這一會議記錄被整理出來，流傳了下來，形成一本經典名著【鹽鐵論】。在此書中，將民間的賢達人士分為兩類，也是兩科：文學和賢良。文學科，有點類似於後來的『明經』科，就是書本知識掌握的很好，經學學的很好，『賢良』則是品德品行好。
但是，到了唐朝，科舉成為標準化的考試制度，一直持續至清朝，以致現代人一看到『科舉』，就認為是考試。其實『科舉』的本來含義就是官員選拔制度，並不必然與考試有關，也可以是舉薦。當然，考試也是一種選拔制度。
但是無論如何，在清朝末期，及至民國，『科舉』之『科』，其含義絕非中性的、技術上的分科、分類，而是包含着幾千年官員選拔制度的厚重積澱，具備正統性、權威性，甚至神聖性。
明治維新時期的日本學者，用『科學』一詞去對譯Science，顯然是想讓『科舉』的正統性、神聖性轉移到『科學』之上。
如果，單純地從『科』的分科含義看，『科學』實際上是一個非常憋足的譯法，即『分科之學』，這是Science的非常非常邊緣的特徵。Science的核心特徵是去發現『真理』。具體的方法則是基於經驗的『實驗』。
從這個意義上看，嚴復對Science的翻譯相對更為合理：『格致』。『格致』是『格物、致知』的縮寫，來自四書之首的【大學】。只不過，格致的目的是發現、體悟『義理』， Science則是發現真理。中國傳統學術的『義理』，與科學『真理』，有相似之處，都是深層的神聖性的知識，但是也有本質不同。『義理』的根基在人的內在『心性』，而『真理』的根基則在外在的『客觀』之物。
因此，儘管『格致』比『科學』更接近Science內核，但是依然是不準確的。
那麼用哪個中文詞彙對譯Science更合適？答案是『利學』、『物學』、『器學』都可。
中國傳統學術的核心是『義利』之辯、『心物』之辯、『道器』之辯、『體用』之辯。這四組辯題實質上是相同的，只是側重不同。在上篇文章中，我已經做了更詳細的分析。『義』就是『心』、『道』、『體』，『利』就是『物』、『器』、『用』。
『義利』，講的『義利合一』、『義利不二』、『利以載義』、『義體利用』。在義利兼顧的同時，又嚴格區分體用。
較之於中國傳統，整個西方學術都是殘缺的，因為他們是『有利無義』、『有物無心』、『有器無道』、『有用無體』。
中國傳統學術可以稱之為『義利之學』、『心物之學』、『道器之學』、『體用之學』，但是西方文明則僅僅有『利學』、『物學』、『器學』、『用學』。
儘管西方文明一直是『利學』式的，但是，在近現代利的形成卻出現了重大變革。現代之前的西方文明是宗教文明，宗教的本質也是『利學』式的。這種利是『宗教之利』，通過對神靈的信仰，換取某種利益。猶太教乾脆把上帝與人的關係看成是契約關係、交易關係，即利益關係，所謂的【聖經】也被成為【約書】，包括『新約』和『舊約』。
而現代的西方文明，即歐美文明，起主流的信仰不再是宗教了，而是Science。Science的真理就是基督教的真理，Science的本質與基督教一樣，也求利。只是基督教的利是宗教之利，而Science則是物質之利，可以促進技術發明和物質財富的增長。
需要指出的是，儘管從基督教到Science的變革過程，可以追溯至17世紀的西方近代哲學的肇始，但是，Science意識形態的真正形成則是19世紀中期的事。就連英文單詞Science，以及Scientist本身的出現，也都是那個時候的事。
實際上，西方與科學相關的知識早在明清之際就已經傳入中國，那是當時基督教傳教士的貢獻。當時的中國學者，以及西歐傳教士，最著名的就是利瑪竇，都將這些知識與『格致』對譯。嚴復用『格致』去對譯新出現的Science，也是對這一傳統的繼承。
但是，在19世紀末，日本對Science的譯法『科學』傳入中國之後，就迅速取代此前的『格致』，而成學術之正統。除了上面指出的『科學』對『科舉』的狐假虎威之外，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是。從『格致』到『科學』，實際上對應着西歐所發生的『利』的形態的變革：從宗教之利到物質之利的變革。這個變革也是西歐的主流信仰從基督教到Science的變革。 書名譯為『格致』的科學讀物
『格致』的譯法出現於明清之際的17世紀，那時Science尚未出現，相關的知識是以哲學的存在，而且是作為基督教的奴僕。而『科學』的譯法在Science出現之後。也就是說，『格致』和『科學』實際上對應着西歐社會的兩個不同的時代，『格致』對應着宗教時代，而『科學』則對應着現代、科學時代。
這也意味着，明清以來，中國和西歐社會是高度同步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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