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穆：【國史大綱】前言及引論4

​錢穆：【國史大綱】前言及引論4

十二

　　 一民族一國家歷史之演進，有其生力焉，亦有其病態焉。生力者，即其民族與國家歷史所推進之根本動力也。病態者，即其歷史演進途中所時時不免遭遇之頓挫與波折也。人類歷史之演進，常如曲線形之波浪，而不能成一直線以前向。若以兩民族兩國家之歷史相比並觀，則常見此時或彼升而我降，他時彼降而我升。只橫切一點論之，萬難得其真相。今日治國史者，適見我之驟落，並值彼之突進，意迷神惑，以為我有必落，彼有必進，並以一時之進落為彼、我全部歷史之評價，故雖一切毀我就人而不惜，惟求盡廢故常，以希近似於他人之萬一。不知所變者我，能變者亦我，變而成者依然為我。譬之病人，染病者為我，耐病者亦我，脫病而復起者仍我也。一切可變，而『我』不可變。若已無我，認為變者？變而非我，亦何希於變？必有生力，乃可去病。病有其起因，而非生力之謂。若醫者謂：『君病之起，起於君之有生，君當另換一無病之生』，此為何等醫耶！諱疾拒醫固不當，亦未有因人病而從頭絕其生命以為醫者。故治史者，必明生力，明病態。生力自古以長存，病態隨時而忽起。今日之中國，顯為有病，病且殆矣，萬不容諱。然猶有所希冀者，其人雖病，尚有內部自身生力可以為抗。若如今人乃僅婉言之，直捷而道，惟有早日絕其生命之一法而已。凡此皆指『生原』為『病原』之妄說也。

　　 『生原』者，見於全部潛在之本力，而『病原』則發於一時外感之事變。故求一民族一國家歷史之生原者，貴能探其本而攬其全；而論當前之病態者，則必辨於近世而審其變。國史綿歷，既四、五千年於茲，其病象之見於各時期者，推原尋因，不能全同。有染稍久者，亦有僅起於當前者。而要言之，國史自隋唐以來，科舉制既興，士族門第之地位消融漸盡，而社會走上平鋪散漫之境，此中國晚近世一大變也。逆溯中國當前病象，推之最遠，至於中唐安史之亂以來而極。究生力必窮之最先，診病況必詳之最後。西人論史，盛誇起文明光昌，而淵源所自，必遠本之於希臘、羅馬。國人捧心效顰，方務於自譴責，而亦一一歸罪於古人，斷獄於唐虞三代之上，貌是而神非，甚矣其不知學也。

　　 中唐以來之社會，既成一平鋪散漫之社會，而其政治，仍為一和平的大一統之政治。故一『王室』高高在上，而『社會』與『政府』之間，堂階益遠，常易招致『王室』與『政府』之嬌縱與專擅，一也。社會無豪強巨富，雖日趨於平等之境，然貧無賑，弱無保，其事不能全仰之於政府，而民間每苦於不能自振奮，二也。政府與民間之所以賴以溝通者，曰惟『科舉』，然科舉既懸仕宦為鵠的，則從事於投選者，往往忘其義命而徒志於身家之富貴與溫飽，三也。此三者，厥為中唐以來中國政治、社會走入一新境後所易犯之病徵。宋儒講學，即針對此病態而發。然而宋之為病，尚不止於此。宋人不能自解救，而招致蒙古之入主，一切政制，為急劇之退轉，益與後世中國以莫大之創傷。明祖崛起草澤，征元政廢弛，罷宰相，尊君權，不知善為藥療，而轉益其病。清人入關，盜憎主人，鉗束猜防，無所不用其極，仍襲明制而加厲。故中國政制之廢宰相，統『政府』於『王室』之下，真不免為獨夫專制之黑暗所籠罩者，其事乃起於明而完成於清，則相沿亦已六百年之久。明儒尚承兩宋遺緒，王室專制於上，而士大夫抗爭彌縫於下，君臣常若水火，而世途猶賴有所匡系。故明之亡而民間之學術氣節，尚足照耀光輝於前古。清人又嚴加摧抑，宋、明七百年士人書院民間自由講學之風遂熾。於是士大夫怵於焚坑之酷，上之為訓詁、考據，自藏於故紙堆中以避禍，下之為八股、小楷，惟利祿是趨。於是政府與民間所賴以溝貫之橋梁遂腐斷，所賴以流通之血脈遂枯絕。中國之倖免於亂者，亦惟滿清諸豪酋猜防壓制、誘脅愚弄之力。此稍讀康、雍、干三朝史略，可以知之。故使世運益敗壞於冥冥漠漠之中，而姑以搏一時之安寧。此乃斬喪我民族永久之元氣，而以換造彼目前之榮華者也。逮滿族統治之力既衰，而中國政治、社會之百病，遂全部暴露。論者每謂自嘉、道以來，東西勢力相接觸，東方乃相形見拙；此似是而未盡之說也。縱使嘉、道以往，長得閉關自守，海道之局不開，滿洲之治權，仍必顛覆，中國仍必大亂。其病先已深中於自身之內部，而外邪乘之，其病象遂益錯出。因使庸醫操峻劑，更奏迭前，茫昧而雜投，以互期於一逞，則幾何其病之不日殆也。

十三

　　 晚清之季，談者率自稱我民族國家曰『睡獅』，曰『病夫』，此又不知別白之說也。夫『睡』與『病』不同。睡者精力未虧，蹶然興起，猶可及人；病者不然。晚清之季則病也，非睡也。且其病又入膏肓，非輕易所能拔除。異族統治垂三百年，其對我國家、社會、文化生機之束縛與損害，固已甚矣。然中國以二千年廣土眾民大一統之局，『王室』為其客觀之最高機關，歷史沿襲既久，則驟變為難。又況自明以來六百年，政府無宰相，『王室』久握獨裁之權，則激變又難。清廷不能不去，王室不能復建，逼使中國不得不為一激劇之變動，以試驗一無準備、無基礎之新政體，而不能更於其間選擇一較緩進、較漸變之路，此為晚清革命之難局，一矣。日本明治維新在此點較中國多獲便宜。天皇一統，於日本歷史及民眾觀念上，並無十分劇變，得漸次引上憲政軌轍。中國政制之劇變，雖幸得冒險渡過，然所嘗苦痛實深。洪憲之稱帝，宣統之復辟，幾許曲折，消損中國前進之精力與元氣者，良不少也。

　　 且滿清政府，自咸、同以後，其情況視前已大變。各省督、撫，擅權自專，中央無力駕馭，漸成分裂割據之局。又處五洲棣通形勢之下，政府雖腐敗，猶得憑藉其地位，借外債，買軍火，練新兵，整理交通，加強管轄。遂使腐敗之政權，黑暗之勢力，既得外力之助，又因外患之顧忌，迄未得徹底澄清之機會。革命勢力之起，亦不得不與舊政府下之黑暗勢力相妥協，以順利其進行。革命之結果，僅為舊政權之潰爛解體而非其消滅。於是民國以來，武人弄權，地方割據，日轉增長。內亂層見疊出，斬喪社會之元氣，障礙國家之前進，其間莫非有外力焉為之呼應。此猶人身變病，未先驅解，早服補劑，病根纏綿不去，生機奄息不復。此又為民國以來締構中央統一政權之難局，二矣。

尤難者，不在武人割據之不可鏟滅，而在政治中心勢力之不易產生。滿清末葉，政治中心早已逐步沒落。革命以還，所揭杆號召者，曰『民主共和』，而實際則去民主之階程尚遠。新中國建設之大業，一時難望於民眾之仔肩。獨裁王室既倒，而不幸當時之中層階級，始從二百餘年長期異族統制下抬頭，八股小楷之素養，升官發財之習氣，淘汰未淨。而革命黨人，則只挾外來『平等』、『自由』、『民權』諸新名詞，一旦於和平處境下加入政府，乃如洪罅之點雪，名號猶是，實質遽化。其名猶曰政黨民權，其實則為結黨爭權。一時中層知識分子，無新無舊，分途依附於地方武人割據勢力之下而互為利用。此輩於前清末葉，既力阻開新之運，又於民國初年，加倍搗亂之功。此蓋滿清長期部族政權統治之智識階級，日愚日腐，而驟遇政治中心大動搖之後所應有之紛擾。然此特一時病態，不得謂此綿歷此數千年文化正統而為其最後之結晶。若果如是，則中國文化亦不能綿歷此數千年之久，而早當於過去歷史中煙消灰滅，先昔人之枯骨而腐朽矣。此又民國以來，社會中堅勢力未能形成之難局，三也。此一點，日本明治維新較中國又占幾許便宜。日本政權遷禪，自藩府還之天皇，既不如中國變動之劇。而日本在藩府統治下之封建道德，如武士道之忠君敬上、守信立節，移之於尊王攘夷，其道為順。中國士大夫立身處世之綱領節目，久已在長期部族統治之猜防壓制、誘協愚弄下變色。油滑、貪污、不負責任，久成滿清末年官場乃至儒林之風氣。一旦政體更革，名為『民主』實則全須士大夫從政者良心自負責任，而中國士大夫無此素養。既昧心禍國，又以『民權』之說委罪卸責。此其病乃深中於士大夫之良心，固非睡獅之喻所能得擬也。

　　 凡此皆晚近中國之病，而尤其病於士大夫之無識。士大夫無識，乃不見其為病，急於強起急走以效人之所為。跳踉叫噪，踴躍憤興，而病乃日滋。於是轉而疑及於我全民族數千年文化本源，而惟求全變故常以為快。不知今日中國所患，不在於變動之不劇，而在於暫安之難獲。必使國家有暫安之局，而後社會始可以有更生之變。所謂更生之變者，非從於外面為塗飾模擬、矯揉造作之謂，乃國家民族內部自身一種新生命力之發舒與成長。而牖啟此種力量之發舒與成長者，『自覺』之精神，較之效法他人之誠摯為尤要。不幸此數十年來，國人士大夫，乃悍於求變，而忽於謀安；果於為率導，而怠於務研尋。又復摻以私心，鼓以戾氣，其趨勢至於最近，乃繼續有加益甚而靡已。

　　 藥不對病，乃又為最近百病纏縛之一種根本病也。

十四

　　 雖然，無傷也。病則深矣重矣，抑病之漸起，遠者在百年、數百年之間，病之劇發，近者在數年、數十年之內。而我民族國家文化潛力之悠久淵深，則遠在四、五千年以上。生機之軋塞鬱勃，終必有其發皇暢遂之一日。而果也，近者以敵國外患之深侵，而國內臻於統一。以一年半之艱苦抗戰，而國人遂漸知『自力更生』之為何事。蓋今日者，數十年乃至百年社會之積病，與夫數千年來民族文化之潛力，乃同時展開於我國人之眼前。值此創劇痛深之際，國人試一番我先民五千年來慘澹創建之史跡，一棒一條痕，一摑一掌血，必有淵然而思，憬然而悟，愀然而悲，奮然而起者。要之我國家民族之復興，必將有待於吾國人對我先民國史略有知。此則吾言可懸國門，百世以俟而不惑也。

　　 茫茫員域，芸芸眾生，我不知其已歷幾何世矣！抑有始終未躋於摶成『民族』之境者；有雖摶成為一民族，而未達創建『國家』之域者；有難摶成一民族，創建一國家，而俯仰已成陳跡，徒供後世史家為鈎稽憑弔之資者；則何與？曰：惟視其『文化』。民族之摶成，國家之創建，胥皆『文化』演進中之一階程也。故民族與國家者，皆人類文化之產物也。舉世民族、國家之形形色色，皆代表其背後文化之形形色色，如影隨形，莫能違者。人類苟負有一種文化演進之使命，則必摶成一民族焉，創建一國家焉，夫而後其背後之文化，始得有所憑依而發揚光大。若其所負文化演進之使命既中輟，則國家可以消失，民族可以離散。故非國家、民族不永命之可慮，而其民族、國家所由產生之『文化』已衰息斷絕，而其國家之生命猶得長存者。環顧斯世，我民族命運之悠久，我國家規模之偉大，可謂絕出寡儔，獨步於古今矣。此我先民所負文化使命價值之真憑實據也。以數千年民族、國家悠久偉大之憑藉，至於今而始言建國焉，又必以抗戰而始可言建國焉，此何故？曰：惟我今日國人之不肖，文化之墮落故。以我國人今日之不肖，文化之墮落，而猶可言抗戰，猶可以言建國，則以我先民文化傳統猶未全息絕故。一民族文化之傳統，皆由其民族自身遷傳數世、數十世、數百世血液所澆灌，精肉所培壅，而始得開此民族文化之花，結此民族文化之果，非可以自外巧取偷竊而得。若不然，自古可以無亡國滅種之禍，而幸生之族，偷存之國，將充世。是既疑我先民久為幸生、偷存，而我當前之所為抗戰與建國，是不啻仍將效法我先民繼為此幸生而偷存也。非然者，我民族國家之前途，仍將於我先民文化所貽自身內部獲得其生機。我所謂必於我先民國史略有知者，即謂此。是則我言仍可懸國門，百世以俟而不惑也。

十五

　　 雖然，我之此書，抑不足以任此。昔有宋司馬光，以名世傑出之才，當神宗、王安石銳意變法之際，獨愀然以為未當，退而著史，既獲劉、范諸君子相從扶翼，又得政府之資助，晏居洛陽，設局從事，先後垂二十年而書成，以為可以『資治』，故名曰【資治通鑑】。其書衣缽沾溉於後世，至今不能廢。稍知從事於國史者，恣漁獵焉。自孔子、史公而下，以通史建大業，推司馬氏，豈不偉與！今去司馬氏又千年，史料累積，又十、百倍於司馬氏之時，而世局之紛紜錯綜，則更非司馬氏當時所能相提並論。又加之以人不悅學，士方蔑古，競言『革新』者，謂可以絕無資於鑒往知古之勞；而治史者亦務為割裂穿鑿，以逃世笑。窮不自揆，避地來滇南，深慚偷生無補國難，獨奮私臆，窮教課之餘暇，閉居一室，妄自落筆，歷時一載，成此區區五十萬字。又復蔽帚燕石，妄自珍惜，謂散亡之無日，保藏之難周，朝脫稿，暮付印。欲於我先民以往五千年慘澹經營之史跡，幸有當於其萬分之一二。以視往者司馬氏之鄭重其事，古今人度量相越，豈不足以愧殺人耶！抑余又懼世之鄙斥國史與夫為割裂穿鑿之業者，必將執吾書之瑕疵，以苛其指摘，嚴其申斥，則吾書反將以張譏國史、薄通業者之焰，而為國史前途之罪人。抑思之又思之，斷斷無一國人之相率鄙棄其一國之史，而其國其族猶可以長存於天地之間者。亦未有專務於割裂穿鑿，而謂從此可以得我先民國史之大體者。繼自今，國運方新，天相我華，國史必有重光之日，以為我民族國家復興前途之所託命。則必有司馬氏其人者出，又必有劉、范諸君子者扶翼之，又必有賢有力者獎成之。而此書雖無當，終亦必有憫其意，悲其遇，知人論世，恕其力之所不逮，許其心之所欲赴。有開必先，若使此書得為將來新國史之馬前一卒，擁慧而前驅，其為榮又何如耶！因不辭誚笑而卒布之，並申述其著作之大意焉。

　　 民國二十八年一月錢穆屬稿於宜良西山之岩泉下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