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穆先生：知心與知道

俗云：「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實則吾心可有不自知，而他人先知之者。如顏回，豈不並未先知己心，得孔子為師，授之以道，始自知己心。即今兩千五百年，吾儕亦何由知己心，讀論語孔子語，乃始獲知己心。故孔子於人心，可謂乃一先知先覺。孔子亦僅知天，知古聖人心，乃知己心，並能獲知人心。吾儕生孔子後兩千五百年，亦為一後知後覺，其義即在此。

俗又言「知道」。知道猶難於知心。心在己，道則在大群中。己之不知，何以知群，更何以知大群中之道？故知道必尤賴先知先覺。姑以飲食言，孔子「飯疏食，飲水，樂在其中」。顏子「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孔顏亦可謂在兩千五百年前，已先我而知飲食之樂。其實更在孔顏兩千五百年前之人，亦可謂早已先孔顏而知飲食之樂。孔顏乃承此傳統以為飲食，而同得其樂。何嘗必如近人之所謂創造，乃始有此樂乎？今日吾人亦承孔顏以來兩千五百年前之飲食以為飲食，又何嘗必有所謂進步，縱有進步，亦可謂微知有味。一飲一食，歷五千年之久，其間固有變，而更大則為「承」。中國人不重變，而重承，承則必有「化」。化即由承來，前後相承處即謂之「道」。道中有化。但化則非變，儻謂之變，則歷五千年之久，居今又何由得知古，而居古則更不知何謂今。而今日吾人則盡求變，又不知所變之系何，故今日不知明日，又何由而有前後相承之道。

由此言之，五千年前人先我有飲食，已先吾而得人生之大道，此所謂人心之「同然」，而古人為之先知先覺。五千年後人，仍此飲食，則為後知後覺。但五千年來之飲食花樣甚多，中國人則謂之「文」，或曰「化」。故五千年來之飲食謂之「人文化成」，猶俗語言花樣變。而此種種花樣則皆屬人生，故謂之「人文」。飲食然，其他一切盡然，其為之主要中心之心性，亦莫不然。

其次試言男女。孟子言：「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其實五千年前人已早有男女之欲，即知相愛，又知有別，於是而有夫婦之結合。生生不絕，成家成群，以至今日。故今人談戀愛，五千年前人已然。論其情意，何嘗有大變。但不能謂其無所化。故中國人言「人文化成」，人文即人生花樣，一切花樣皆由化來，故稱「文化」。花樣莫大於飲食男女。經長時間之繼繼承承，此則曰「道」。人道即天道，亦即自然之道。中國人稱「天人合一」，即人文與自然之合一。今日則重視科學，科學即非自然，亦非人生。實乃人生中一工具，一手段。故余稱西方文化為「工具文化」，「手段文化」。中國人則用一「禮」字來把人生大欲飲食男女全都平易解決了，乃有功力用到其他方面去。西方人則不知中國人一「禮」字，僅用一「法」字來防止人生對飲食男女之種種活動。愈防止，而活動愈盛。而人生其他方面則反而全消失，全忘棄了。故其文化進步乃越簡單越狹小，遠不如中國之廣大而沉深，融通而悠久。

人生飲食維持小我之短生命，男女乃維持其人群之長生命。凡所得以維持人類之生命者，中國人則謂之本於天命之「性」。飲食男女則近性中之兩欲，而孟子稱之曰「大欲」。性則更大於欲。故中國人所重乃在「盡性」，而不在盡欲。西方人則僅知有欲，不知有性。亦可謂西方人乃知「性惡論」，不知中國人之「性善論」。故西方人信仰人生外有靈魂，靈魂始屬善，而人生則盡屬惡。故西方人於人生乃盡知飲食男女，而不知有中國人之所謂孝、弟、忠、信。中國中庸言「率性之謂道」，性中亦兼飲食男女，而人生大道則有外於此者。西方人不之知，印度佛教又排拒男女以求道，飲食不能盡拒，乃主素食。此在人道中，有承有舍，亦可謂之大愚不靈矣。耶穌教雖不排斥飲食男女，但凱撒事凱撒管，耶穌教則僅靈魂上天堂。不僅不賴有男女，並亦不賴有飲食，故有世界末日，惟靈魂天堂乃得更古長存。此等信仰，實非其他人類之所能想像。
但飲食男女，在時間中則為人生之常道。在空間中，則亦各有限。飲食每日限三餐，夫婦限一男一女。故中國人言人生大道，縱不排除此二者，亦不奉此二者為主要。

二

孔子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孔子乃中國之至聖先師，為中國人道之大宗師。但孔子至七十之年，乃始有言「從心所欲」。可見心之有欲，在中國雖亦認為乃人道中一大關鍵，但其所欲亦不能無失，亦不能盡從。孔子亦必至晚年乃能欲不逾矩。所謂「矩」，即俗言「規矩」之矩。西方則不言規矩，僅重法律。中國道家主「規」，儒家主「矩」，皆在人心中。非人心，即無以見規矩。而規矩則僅在指導人生一嚮往。西方人言法律，則在人心外，容易防止人心，為人心一限止，故西方人即言自由，則必言法律。法律即以防止其自由。中國人則即心即道，道即人心內在之所欲。故謂「天人合一」。人生大道即人生之大法，而此所謂法乃禮而非刑。此則中西文化大相異之所在，又誰與深論之。

莊子言「執其圜中」。圜即規，僅有一「中」。凡天地間一切圓，皆同有一中，故有中即猶無中。因凡圓之中，皆同而無異。老子曰:「同謂之玄，玄之又玄，眾妙之門。」中國道家尚「同」，主同不主異，故老子亦主「無」。矩則有四方，其隅各不同。儒家言：「先聖后聖，其揆則一。」非道家之僅有一中心。故儒家言同亦言「異」。如我與人，同為人，而人各為己，又相異。道家則言混沌，不再看重此異處。此為儒道之相異。故儒家言人之相處，有同亦有異，如父慈子孝即屬禮。道家則不言禮。老子言：「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始。」忠信彼我一同，而禮則必分彼我賓主，不得有我而無彼，有主而無賓。孔子僅言不逾矩，故人道大同，而不害有分別之小異。五倫之道首夫婦，必言夫婦有「別」，其義深長。道家則僅言大同，而不再言別。儒道之不同乃在此。

儒家言四方，又言「兩端」。彼我賓主，即人道之兩端。實則死生存亡，亦即天道之兩端。儒家即言天，又必言地。天圓地方，亦即大自然之兩端。道家言天不言地，有陽無陰，乃只一端。儒家言：「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故儒家最愛言「中道」。

三

今果自歷史文化之進程言，飲食男女，在孔子前兩千五百年，如庖犧氏、神農氏時代一平民，即早已為先知先覺。而孔子生兩千五百年後之春秋末年，已遠為後知後覺。故孔子曰：「若聖與仁，則我豈敢。我學不厭而教不倦。」孔子所自負，不重在其稟於天，而重在其任於己。性稟於天，而學則任於己。故孔子尤貴言「學」。有學乃有教，而學又必先與教。先得孔子之心之同然者，乃遠在兩千五百年前犧、農時代之野人。孟子亦言：「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豖游，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若決江河。」此所見所聞之善言善行，均出深山野人中。舜亦後知後覺，貴在其學而已。

孔子又言：「夏尚忠，殷尚鬼，周尚文。」尚忠，即貴在其能盡己之一心。尚鬼，則已走向外。古人與天皆在己之外，尚鬼則不免重外而輕內。尚文，乃回歸於己，而花樣則多了，一切古與天亦皆其花樣。今儻以中西雙方之文化演進言，亦可謂希臘重通商，已尚文。羅馬時代耶教興起，始尚鬼。較之中國，秩序顛倒，一若反其道而行。直至今日，實尚未能達於夏之尚忠時代。今日崇尚科學，花樣繁多，實仍尚文。以比之中國，則實當謂其尚未能直接走向人生大欲之真目標。雖亦尚鬼如宗教，尚文如科學，但尚忠之人生本源大目標，則實尚未能接近。孔子言：「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中國之夏尚忠即其質，而西方希臘經商則早已忘其質而趨於文。亦可謂中國自商周以後，早已進入文學時代、史學時代，而為文質彬彬一君子。西方則自羅馬以迄近代，雖若日趨於文，而終缺其質。其如核子武器之發明，亦可稱為科學大進步，但斷非文化大進步。其實核子武器之發明與飲食男女之人生大欲又何關，豈不正反其道而行？以中國古代人之所謂「文質彬彬」言，豈不大相違戾。

求富求強，亦可謂乃發源於人類求生存之本質。至於飲食男女人生大欲所存，則本源所在，與富強之間亦尚有距離。今為求富求強，而忘棄其飲食男女之大欲，則實非進，乃退。而中國則在滿足其大欲之餘，尚多演進，而得為一文質彬彬之君子。故余嘗謂中國乃一「藝術文化」，西方則僅是一「科學文化」，兩者之間，實有隔距。儻今日而孔子復生，其對西方文化，必當別有一番衡論。惟不當謂其求富求強乃在人生大道之進步中，此則決然可知者。

或言西尚「別」，中尚「通」。其實中國惟莊老道家言圓通。孔子言矩不言規，又稱「道之不行」，此亦與道家別。但言「執兩用中」。窮與通，亦道之兩端。儒家不貴通，而貴中，此亦當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