裊娜多姿與悲憫情懷

  作者: 趙艷喜

　　魏晉南北朝賦中湧現了相當可觀的女性形象。檢索【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清嚴可均校輯，中華書局1958年12月版）可知，兩漢四百年間描寫女性的賦有十餘篇，而魏晉南北朝近四百年的時間裡同樣的賦達六十餘篇。數量如此可觀的魏晉南北朝女性賦卻未得到學界應有的關注。這些賦中描繪的女性形象如何？有什麼特色？與社會現實和習俗風尚等是否存有關聯？本文擬針對這些問題作出粗淺的分析。
　　
　　一
　　
　　魏晉南北朝女性賦中有容貌絕倫的神女、美人，有命運悲慘的寡婦、出婦，也有心緒愁怨的思婦，身手不凡的藝妓以及妒婦、醜婦等。她們面貌、情懷各不相同，卻都有栩栩如生的鮮活魅力。
　　最為人熟知的莫過於神女、美人形象。自從宋玉創作【神女賦】、【高唐賦】、【登徒子好色賦】以後，神女、美人就以其令人目眩神迷的風姿迷住了一代代的文人才士。魏晉南北朝賦中此類女性空前增多，涉及到二十餘篇作品。神女賦集中出現在魏晉建安時期。曹植有膾炙人口的【洛神賦】；楊修、應`、王粲、陳琳、張敏等人作有同題【神女賦】。這些賦中塑造了一個個超凡脫俗、美麗異常的神仙女子。除了神女賦以外，曹植、應`、王粲、陳琳、阮r、繁欽、陶潛等人還創作閒情、止欲主題的賦。這類賦模仿張衡【正情賦】和蔡邕【檢逸賦】的創作模式，在『情』字前面往往會加上一個防範的字眼，如正、定、止、閒等，以表示他們對情的規範和勸誡。文章多用『夫何淑女之佳麗』（阮r【止欲賦】）或『夫何媛女之殊麗』（應`【正情賦】）等句開頭，但與【神女賦】中繁複細緻的描摹形貌不同，他們重點敘述女子渴嫁或是男子求女。南北朝時，閒情賦沉寂下來，文人們開始鍾情美人賦的創作。如沈約有【美人賦】和【傷美人賦】，江淹有【麗色賦】，梁簡文帝和簡元帝有兩篇【採蓮賦】等等。這些賦專意摹畫女性的外貌美，女主人公褪卻神性和縹緲，成為可感可知的人間紅粉女子。
　　其次是寡婦、出婦等命運坎坷的女性形象。對寡婦、出婦的歌詠是魏晉文學中一個極為引人注目的現象。魏晉的寡婦賦不僅有曹丕、曹植、王粲、丁妻為阮r寡妻創作的四篇同題賦，潘岳為任子咸妻創作的【寡婦賦】，還有寡婦孫瓊自述的【悼艱賦】。這些賦着力描寫寡婦的悲苦無依。丈夫死後，她將自己封閉在家中，只有年幼無知的孩子陪伴左右。她的苦無人訴說，她的悲無以排遣，惟有在草枯草榮的季節變換中獨自承受。曹丕、曹植、王粲三人還共同作有【出婦賦】。三篇賦都用出婦自陳，敘寫其最初恩愛、繼遭拋棄、最後收拾衣物被迫離家的過程。三篇賦雖同為一事而作，卻塑造了不同的棄婦形象。她們或柔弱，或剛烈，跨越歷史的長河，與【詩經】中【谷風】和【氓】篇中的棄婦遙遙相接。蔡文姬是此時期賦中又一位命運坎坷的悲情女子。曹丕、丁（廣－田－共）特意為其創作了【蔡伯喈女賦】。曹丕的賦僅有序留存下來，丁（廣－田－共）的賦則保留較多。丁（廣－田－共）在賦中詳細敘寫了蔡文姬的不幸與悲苦。
　　還有就是思婦等情感幽怨的女性形象。一般觀念中，思婦思念的往往是自己的夫婿。魏晉南北朝賦中不僅有這一類思婦，還出現了一類思念親人的女性。魏晉時期思婦思念的多是自己的親人。作品有曹植的【敘愁賦】、左芬的【離思賦】、鍾琰的【遐思賦】以及王劭之的【懷思賦】等。其中最引人關注的是兩個貴人形象：一個是曹植的妹妹，一個是左芬自己。嫁入深宮的她們一個比一個傷心難過。南北朝賦中的思婦則是典型的思夫之婦。如梁簡元帝蕭繹的【蕩婦秋思賦】、庾信的【盪子賦】和陳後主的【夜亭度雁賦】等中的描寫。她們或瀕臨絕望，或滿懷希冀，每篇的思婦形象各有不同。
　　此外，賦中還活躍着一些身懷絕技的藝妓們。她們或跳舞、或唱歌、或表演雜技，用精湛的才情技藝帶給宴會嘉賓感官上的滿足。梁代張纘【妒婦賦】和劉思真的【醜婦賦】，分別塑造了妒婦和醜婦形象，雖說各僅一例，卻是南北朝的新創，同樣值得我們關注。
　　魏晉南北朝的賦家用他們的妙筆，繪下了如此眾多的女性形象，進一步喚起了人們對女性生活、女性情感和女性命運的關注。
　　
　　二
　　
　　魏晉和南北朝的女性賦創作還有着鮮明的階段性特徵。不同階段的賦在女性身份、寫作傾向以及男性對女性的態度上都有所區別。社會現實、風俗習尚等方面的變化是這些差異產生的原因所在。
　　（一） 魏晉和南北朝賦中的女性形象在身份上有着鮮明的差異。【神女賦】中的女性是不食人間煙火的神仙女子，【美人賦】中的美人多是能歌善舞的世俗女子。魏晉賦中有寡婦和出婦，而南北朝賦中有妒婦和醜婦。上文已有涉及，不再贅言。
　　魏晉女性賦中記錄了許多歷史真實人物。建安七子中的阮r早歿，只留寡妻孤子相依為命。於是，好友曹丕同王粲等人同作【寡婦賦】，『以敘其悲苦之情』。潘岳的妻妹是好友任子鹹的妻子，她少喪父母，出嫁後不久丈夫又不幸早隕，只有孩提孤女相伴。潘岳擬曹丕等人創作【寡婦賦】，『以敘其孤寡之心』。不久，她身邊那個惟一可以給自己些許安慰的孩子也不幸夭折，潘岳又為其作【為任子咸妻作孤女澤蘭哀辭】。蔡文姬是此時期賦中又一位命運坎坷的悲情女子。她是著名文學家蔡邕的女兒，在戰亂中被胡騎所擄。流落胡地十二年後，曹操用金璧將其贖回。曹丕、丁（廣－田－共）創作【蔡伯喈女賦】來記敘此事。曹丕等人【出婦賦】中的出婦是大將軍劉勛的妻子，她因無子被逐，在當時影響頗大。曹植【敘愁賦】是代女弟子抒情。左芬的【離思賦】、鍾琰的【遐思賦】以及王劭之的【懷思賦】則是女性自抒其情。阮r妻、任子咸妻、孫瓊、蔡文姬、劉勛妻、曹植妹、左芬、鍾琰、王劭之，她們都是歷史上真實存在的人物，經歷過坎坷命運，有着真切的悲苦情懷。或自述，或他述，她們的苦與悲被一一寫入賦中，成為此時期女性賦的突出特色。無論是此前的漢代還是此後的南北朝都沒有出現類似的賦作。
　　（二） 魏晉女性賦重禮教，南北朝女性賦更重情色。魏晉文人借賦表達一定的禮教道德觀，賦中的女性往往是德容兼備。南北朝文人喜歡從女性身上得到樂趣，重點描寫女性的形貌和抒發她們的幽怨閨思。
　　遵循着儒家的風俗禮制，魏晉文人仍將秉持禮度當作修養高的表現，看重女性自身的德行。這種傾向首先體現在賦的主題上。在閒情止欲賦中，賦家們通過抗拒美色的誘惑表達禁慾守德的修養。『始則盪以思慮，而終歸閒正……將以抑流宕之邪心，諒有助於諷諫。』（陶潛【閒情賦】序）強調用賦來諷諫。曹植【愍志賦】序云：『或人有好鄰人之女者，時無良媒，禮不成焉。』士人的婚娶要有媒妁之言，在一定的禮法約束下進行。可見禮義大妨的力量依然大得驚人。
　　除了主題，這種重視德行禮法的傾向更多還是體現在賦中女性形象上。男主人公愛慕、讚賞的是德容兼備的女子，她們是魏晉文人理想的佳配。反之，徒有嬌艷外表的女子則被視為淫邪和不道德的。文人拒絕她們，藉以表達不受女色誘惑、秉禮修身的志向。賦中的神女愈美麗，就說明文人抗拒誘惑的能力愈強。王粲【神女賦】中的女主人公是一個『夭麗之神人』。『夭麗』一詞已經限定了神女的品性，賦中極力描繪神女的容狀之美，從體膚髮鬢一直寫到穿着配飾，卻隻字未提神女的品德。這正是要為後來神女的投懷送抱進行鋪墊。在禮教觀念中，有德行的女性要矜持守靜，不能主動向男性邀寵獻媚。顯然，夭麗神女的所作所為已經超出禮教的規範，成為一般意義上的放蕩。因此，作者『顧大罰之淫愆，亦終身而不滅』，經過痛苦的心理鬥爭，『心交戰而貞勝，乃回意而自絕』，道德最終戰勝了欲望。通過這一過程的描寫，王粲向世人表明自己是具有高度道德修養、能秉持禮度的謙謙君子。
　　

　　魏晉賦中的這種道德色彩到南北朝已有明顯淡化。當時的文人更熱衷創作美人賦和思婦賦。情色開始成為主導。美人賦強調女性的外在美，鮮有寫及道德品性等內在美。江淹【麗色賦】模擬曹植、王粲等人描寫女性容貌美的手法，加以環境的烘托，不惜筆墨地渲染『麗色』之美，終極目的只為說明『非天下之至麗，孰能與於此哉』。這些賦描摹女子的形態，字裡行間或含蓄或直白地流露對女性形貌的欣賞，表現美色嬌態對文人的誘惑。【思婦賦】重點描繪婦人思念丈夫的情形。賦中反覆寫她們如何被相思和寂寞所折磨，將女性的幽思愁怨表現得更加充分和生動，但同樣沒有觸及她們的婦德。
　　（三） 兩個階段女性賦中男性對女性的情感也不同。魏晉文人對女性有一種尊重憐憫的態度。賦中的女性或是男性作者企慕的佳偶，如【神女賦】、【閒情賦】中的女性；或是他們同情憐憫的對象，如寡婦、出婦等苦難女子。而在南北朝賦中男性更多用一種欣賞、玩賞的態度對待女性。
　　魏晉賦中的女性德容兼備。她們是符合儒家禮教規範的賢淑女子，是男性的理想配偶。南北朝時期情況有了變化。男性的眼中只有女性的身體和美貌。賦中的道德意味消失殆盡。作者站在男性角度觀察着、摹寫着多種情狀下的女子之美，有採蓮出遊的麗人水中玩鬧的鮮活情態（梁簡文帝【採蓮賦】），有賞花女子折花插發的動作細節（梁簡文帝【梅花賦】），還有初笄女子的妙舞場景（梁簡文帝【舞賦】）等等，這些賦和宮體詩一道為女性形象的展示起了促進作用。
　　為什麼兩個時期的女性賦會有如此大的差異？分析當時的社會和文化背景，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原因。
　　首先，魏晉較南北朝社會更為動亂。曹丕、曹植、楊修、應`、王粲、陳琳、阮r等人集中生活於建安時期。此時的社會已經由漢朝的大一統變成了全面的軍閥混戰。『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的社會現實讓人觸目驚心。長年不休的戰爭，接踵而至的飢餒和瘟疫，奪去了無數人的生命。從漢末到晉初一百餘年的時間裡，人口減少了三分之二（詳見王仲犖著【魏晉南北朝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12月版）。處於社會上層的貴族和文人也不能倖免於難。建安七子中的徐幀⒊鋁鍘⒂Λ`、劉楨就『一時俱逝』（曹丕【與吳質書】），死於建安末年的大瘟疫之中。可想而知，當時女性的處境會更加艱難。寡婦、出婦的增多自不必說，像蔡文姬那樣被異族擄掠去的女性估計也不在少數。到了南朝尤其是齊梁以後，這種社會狀況有了改善。儘管朝代更迭仍然頻繁，但這些動盪多限於權力之間，較少波及社會。經濟、文化都處在不斷上升的過程中。因戰爭、饑饉、疾病死亡的人數大大減少。社會上的鰥寡孤獨人群也就沒有魏晉時期引人注目了。
　　其次，在禮教觀念上，南北朝比魏晉通達開放。魏晉時期講求品性道德修養，對於儒家的禮教念念不忘。軍閥混戰，社會動亂不堪，不可避免地要引起禮樂制度和倫理德行的衰敗。『天下分崩，人懷苟且，綱紀既衰，儒道尤甚。』（晉陳壽撰，宋裴松之注，【三國志・魏書・王肅傳】注引【魏略】，中華書局1959年12月版）接受過儒家教育的文人們勢必要為此感到痛心。同時，統治階層為了更好地維護統治也極力地倡導倫理教化，鼓吹立德修身。從那個時代的文獻中我們經常可以發現『立德』等字眼。如曹丕在【與王朗書】中明確提出：『惟立德揚名，可以不朽。』女德方面，東漢班昭的【女誡】遺響猶存，漢末蔡邕的【女訓】、【女誡】遙接其緒，西晉張華、裴危又分別創作【女史箴】，一再強調女性的行為要符合一定的道德規範。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下，輿論不會去譴責寡婦的改嫁，卻會給守節的寡婦一定的敬重和表揚。南朝時期，貞潔觀念淡薄，人們對離婚改嫁和夫死再嫁習以為常。很多父母逼迫女兒改嫁，甚至皇上都親自下詔讓公主多次改適他人（詳見唐李延壽撰【南史・謝I傳】，中華書局1975年6月版）。很顯然，這種社會風氣下寡婦的悲苦已經難以引起世人的關注。另一方面，玄學的風靡和佛教的傳播削弱了儒教的影響。如畫的江南風光和充裕的物質條件又刺激了享樂縱慾風氣。無論是世家大族，還是鐘鳴鼎食之家，都爭相蓄妓納妾，有的甚至多達數百人。這種蓄妓納妾風氣又導致妒婦的大量出現。於是【妒婦賦】取代【寡婦賦】，賦中第一次出現了妒婦形象。
　　最後，魏晉和南北朝的審美風尚不同。魏晉是一個感傷的時代，而南北朝則是感傷的淡化和稀釋時期（徐國榮著【中古感傷文學原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年12月版）。不同的審美風尚下，人們的矚目對象自然有所區別。魏晉士人關注社會現實，他們憂生憂世，觸目皆悲，對慘烈的社會人生和生命的悲劇意義予以濃墨重彩的表現，作品中充溢着一股濃郁的悲涼慷慨之氣。因此，魏晉文人對命運悲苦的女性能夠給予一定的同情。從寡婦、出婦到淪落異族的蔡文姬、曹植妹，賦家代她們一抒胸中之苦。而南北朝時期，這種悲天憫人情懷消失殆盡，社會上充斥着一股艷情和奢靡之風，『尋歡作樂代替感傷的思索，對人生的終極關懷變成了對自身處境的關切』（徐國榮著【中古感傷文學原論】）。於是文人更樂意在男性自身的欲望下欣賞女性的美。自然，這時期賦中女性可供觀賞的成分多了，而自身悲苦的命運卻被忽略了。
　　總而言之，魏晉和南北朝的女性賦既繼承了前代文學遺產，又在不同的背景下各有創新。因襲中有變化，同一中又各有特色，悲憫情懷與裊娜多姿並具，這正是魏晉南北朝女性賦的價值所在。
　　（作者單位：南京大學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