訓詁學的現代觀念(6)

  來源: 中國漢學網

我們以為，一門學科的發展方向，一方面應從它的研究對象去看，另一方面又要從它的功用去看。世間的學科，有的以研究實體對象為主，有的則以研究關係，功用對象為主，前者如生物學、地質學、語音學，後者如技術經濟學、數學。此外，還有一類學科，它既研究實體對象，又研究關係、功用對象，我國的傳統訓詁學就是以研究實體對象和關係，功用對象為主的一門學科。一方面，它以詮解『古代文獻詞義』這一實體為對象；另一方面，它又以訓詁學是詮解古代文獻的工具這一功能以及訓詁學家對文獻的理解關係等為對象。可以說，我國自漢代以來的訓詁學史，便是一部對古代文獻詞義的考證史以及訓詁學家對古代文獻的理解史。古人所謂『六經注我，我注六經』（陸九淵語）正揭示了訓詁學的性質。但是，我們主張的『古代文獻詞義考證學』既不是『分工派』近乎純語言學的考釋，又不是『綜合派』的對古代文獻的全面闡釋，更不是主客渾然一體的『六經注我，我注六經』，是以古代文獻詞義的考證為中心，而在考求中一要弄清具體文獻中詞義的音義、形義以及形音義的共生關係及相互制約關係，二要弄清『知識義』（屬具體文獻的對象系統及該知識的自身系統）與詞義中抽象義、附加義的關係，即『知識義』對詞義的生成關係及詞義對知識義的表述關係，並進而從『
詞義』及『知識義』這一微觀角度闡述古代文獻。如果我們將我們所理解的訓詁學作進一步劃分的話，可以劃分為下列三個部門：一個部門是『詞義生成學』，它探討怎樣從『知識義』生成詞義以及詞義與詞音、字形之間的生成關係；另一個部門是『微觀文獻疏證學』，（又屬『文獻疏證學』的一個部門），它探討詞義對知識義的表述關係以及文獻作者怎樣運用詞義與知識義在微觀上生成文獻。


     當代的古代文獻詞義考證中『考未知、證已知』這兩種形態，可以列入第三個部門。目前，這一部門比較發達，在理論上也較前兩個部門成熟得多。但這一部門也存在明顯的缺點，如不講求詞義與『知識義』的關係，筆記式考據中愈益脫離文獻系統的偏向等等。


    那麼，我們所理解的訓詁學中的三個部門――『詞義生成學』、『微觀文獻疏證學』與『古代文獻詞義考證學』之間有什麼關係呢？前二者為基礎理論學科，後者為應用學科。


    綜上所述，我們對訓詁學提出新的理解，是在借鑑中國兩千年訓詁學史與當代訓詁學觀念及成果的基礎上形成的，兩千年的訓詁實踐為我們提供了驗證新觀念的場所；『分工派』的理論研究引導我們更接近了真象；『綜合派』的倡導喚起了我們對訓詁學本質理解上的復歸之心。如果我們對訓詁學的新理解能站住腳的話，那也是站在前輩巨人臂膀上的登高一望，而不是『代溝』，更不是『斷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