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益網 在沒有年度計算方面的考慮時,年號的使用要隨便得多。比如,湖北省博物館收藏孫吳弩機一件,刻文作『黃武元年七月作師陳香臂師□李』[10]。案此年七月尚未有黃武年號,這些文字顯然是後來刻寫的。這種情況在文獻中也許更常見。
孫權與魏決裂之後,對於自己曾經奉行黃初年號一定是有所忌諱的,何況與曹魏的敵對關係也不允許再在文書中提到這一年號,因此,在追述公元220至223年之間的往事時,使用何種紀年方法,一定是經過了認真考慮的。我認為,延長建安以銜接黃武,是孫吳官方的政策,在孫吳境內要普遍遵守。這就是今天我們在文獻上看到建安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紀年的來歷,同樣也是吳簡中出現這些建安紀年簡的原因。
如果這一推論不誤,那麼,吳簡中的建安紀年,反過來證明了現有的長沙吳簡,在時間上並沒有逾越孫吳歷史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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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參王素、宋少華、羅新:【長沙走馬樓簡牘整理的新收穫】,【文物】1999年第5期,25-26頁。
[2]王仲殊:【『黃初』、『黃武』、『黃龍』紀年鏡銘辭綜釋】,【考古】1987年第7期。
[3]見俞偉超先生為【鄂城漢三國六朝銅鏡】所寫的序言,見湖北省博物^、鄂城市博物館:【鄂城漢三國六朝銅鏡】,文物出版社,1986年,1-9頁。
[4]王仲殊:【論日本出土的景初四年銘三角緣盤龍鏡】,【考古】1987年第3期。
[5]湖北省博物^、鄂城市博物館:【鄂城漢三國六朝銅鏡】,圖版93,說明文字見24頁。
[6]湖北省博物^、鄂城市博物館:【鄂城漢三國六朝銅鏡】,圖版108、109,說明文字見33-34頁。
[7]王仲殊:【吳縣、山陰和武昌--從銘文看三國時代吳的銅鏡產地】,【考古】1985年11期。
[8]王士倫:【紹興的古代銅鏡】,【考古通訊】1956年第6期。
[9]王子今:【走馬樓簡『折咸米』釋義】,【國際簡牘學會會刊】第3號,蘭台出版社,2001年。
[10]我2000年夏訪問湖北省博物^,多承唐剛卯先生引領參觀,謹此志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