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外書摘 文研所小環境對他不錯，無論是所一級領導郭紹虞先生和孔羅蓀，還是組內的田念萱、黃屏，都對他有一份理解、一份同情，還有一份尊敬。在知識分子當中，獲得同情不太難，而得到尊敬則大不易。我想，大家大概都和我一樣，主要是為他這種保持住了獨立人格的精神所感動。
應該說，他的真正的學術生涯是從此時開始的(如果更準確地說，則是從隔離審查後期、被允許看書的時候開始的。自那時起，閱讀成了他全部生活內容)，政治前途已然斷送，社會交往也大大縮減(其實這時留下來的倒都是至交或新建的知交)。他開始逐漸走出流行的革命文學的限定，沉潛了下來，沉潛到對於學問的追究中去。『文革』後，我曾與他開玩笑說，如果您沒有遭到接連而來的厄運，中國就少了一位大學問家，而多了一個作風峻急不太高明的文化官員。當時的文學研究所的所長給了他很大的支持和幫助，他的蜚聲海內外的【文心雕龍】研究就是由此而來。不過，更重要的，是他的家庭，他的父親清華大學的王芳荃教授為他開闢了新的道路。獲難之後，自六十年代起，他開始就黑格爾哲學、傳統哲學求教於父親的同學、好友――大學問家韋卓民、熊十力先生，這就為他鋪平了學術研究之路。元化所研究的這些領域，博大精深，而我又特別拙於抽象的思考，所以對他所從事的研究，我沒有資格置喙，不過當年也曾發生過一件滑稽的事。元化從那時起就有一個習慣(這習慣一直保持至今)，每當他正在思考哪一方面的問題時.如有人來訪，他必講他對這問題的看法。不論你懂不懂，他都會滔滔不絕地講下去。就在這滔滔不絕中，他逐步形成、明確自己的新觀點。因之對他所研究的問題我雖不懂，但我卻能知道他這時的研究中心。『文革』後期，開展大規模的尊法批儒運動，尊韓非子為法家。元化開始對此問題進行思考。『四人幫』倒台前夕，他寫就了【韓非論稿】給我看。我雖似懂非懂，但是他所作出的論斷還是讓我嚇了一大跳。他說韓非思想以『術』為主，他所主張的以『術』治民，並非法治，而是正好相反的『君主本位主義』。這不是和當時的批儒評法運動、和對韓非的評價正好唱反調嗎？特別是他對『術』的解釋――說『術』主要指一種極端詭秘的權術運用，更是非常可能會被上綱為影射、攻擊運動發動者，那不再一次引來殃及全家的大禍嗎？我勸阻他千萬別拿出去，等將來形勢有所變化時再說。這件事讓我更懂得了他這類知識分子，有言在心不得不發，哪怕殺頭也得發出來，對自己以為是的，執著不屈。更可貴的是，他對自己也不斷地進行反思，不斷地調整自己的觀點，甚至進行自我否定。當然，這是八九十年代之後的事了。
儘管如此，剛直，不屈從於任何壓力，冒殺頭的危險也要真實地表達自己的思想是他的本色。『文革』中期，1970年又發生了一件出乎人們意料的事。一天，他突然主動站出來坦白自己有『翻案』思想，結果再度惹出禍事，並且牽累到家人。這件事與我還有一些關連。
『文革』開始，我們這些人統通被趕進『牛棚』，他算是算過舊賬的『死老虎』，與我們這些新揪出來的『牛鬼蛇神』還有些不同。如果他『老實服罪』，埋頭勞動，一切遵守命令，也許不會發生大問題。但是他按捺不住『破門而出』。1970年，我們都在郊縣勞動，在張春橋命令下，上海要進行一次深挖『黑線人物』的運動。上海作家協會(當時叫『文化四連』)造反派、革命委員會的任務就是要將我重新『挖』出來批鬥。我事先得到幾位『革命群眾』打過招呼，(當年『革命群眾』實在不是鐵板一塊)，告訴我將在次日早上『天天讀』的時候，把我重新揪出來批鬥。因此我倒事先有思想準備。鬥爭會進行到最後，班組『天大讀』的負責人照例要做一個『殺一儆百』的總結髮言，當他聲色俱厲地喝道，我警告你們全體牛鬼蛇神，不要翹尾巴，翹尾巴是沒有好下場的。話還沒有落音，只見王元化突然站了起來，大聲說：報告，我不但有翹尾巴思想，我還想翻案！一下子全場鴉雀無聲。時在隆冬，我卻感到全身冷汗淋淋。我抬起頭，定定地望着他，真想大聲喊，你這是幹什麼！他們只是要把我重新『揪』出來，有你什麼事！而他對一切都熟視無睹，還接着往下說，把我定為反革命分子，我一直思想不通、不服。我一直等着翻案機會。這幾年我埋頭研究莎士比亞，我又擔心我對馬克白斯、李爾王、奧賽羅的分析被懷疑為自己不滿情緒的流露――這時會場上有人帶頭喊起口號：痛擊翻案風、打倒反革命分子王元化等等，打斷了他的話，於是，本來針對我的批鬥新高潮轉向了他。當時我簡直對他的『迂腐』感到憤怒。對我的批鬥是張春橋欽定在劫難逃，你這種自投羅網、自找苦頭算是什麼！對這些人、這種運動講什麼忠誠老實。他的問題自然升級，『死老虎』變成『活老虎』。抄家、審問義重新來過。他居然將他『翻案』的心理過程、他十幾年來的苦悶情緒全無保留地傾瀉出來，弄得所有的人都目瞪口呆。然後有一天下午，他突然離幹校出走了。造反派去追，原來他準備回上海去取莎士比亞全集。不少人都覺得他精神崩潰了，而且想起在反胡風運動後期他一度患過心因性精神病。當然某些造反派骨幹分子還想藉此擴大事態，不予承認。幸虧當時未進牛棚、當年參加過肅反小組工作的茹志鵑挺身而出說了話，並且堅持帶他去精神病院作了檢查，才算沒有釀成更大的悲劇。這裡我橫插出幾句，就我接觸所及，當時的革命群眾，工、軍宣隊當中，仍有頭腦清醒，明事理、知是非的人。我個人也曾受到過這些『好心人』，有的甚至是夙不相識的好心人的關照和精神支持，至今我對他(她)們心懷敬意。
『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後，又經過一段艱苦的過程，他的問題才得到平反，恢復了正常的工作權力，而且在1983―1984年還當過一任上海市委宣傳部長。當然，這期間磕磕絆絆的事在不可免。比如，他牽連進周揚撰寫紀念馬克思一百周年文章的公案，比如他曾主編新啟蒙雜誌事。在社會大轉折、大變動時期，在撥亂反正、正本清源，一切都要經過實踐檢驗的號召下，長期被禁錮的各種思想開始活躍。有時，走在時代前面的思想，不一定合乎時宜。顯然，一切只能惟上級意圖是從的仕途於他仍然是不合適的。最後，塵埃落定，他找到了最適合於自己的位置，專門從事學術研究。
應該說，回到獨立思考的學者生活中去，使他得到一個幸福而輝煌的晚年。可惜的是，就在他1979年即將平反的前夕，張可高血壓中風，並留下嚴重的後遺症。這成為他晚年幸福中無可彌補的遺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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