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政治角度解讀先秦社會形態（3）

  : 河南大學學報

因此其時並非沒有市場交換，而是都置於官府的控制下，其功能也主要局限於貴族及官府自身的消費範圍。與此相應的一些規定如：『用器不中度不粥於市，兵車不中度不粥於市，布帛精粗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奸色亂正色不粥於市……五穀不時、果實未熟不粥於市，木不中伐不粥於市，禽獸魚鱉不中殺不粥於市。』這顯然是官府管理市場的規定。其一是嚴格對手工業產品規格的管制以規範市場，其二是通過劃農產晶市場的管制保護農時生產。歸根結底是官府嚴密控制管理下的自然經濟體制，因而對市場及交換嚴加監控。
當時各地區間也存在着土產方物交換，如【荀子・王制】曾曰；『王者之等賦政事、財萬物所以養萬民也……理道之遠近而致貢，通流財物粟米無有滯留，使相歸移也，四海之內若一家……北海則有走馬吠犬焉，然而中國得而畜使之；南海則有羽融齒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國得而財之；東海則有紫魚鹽焉，然而中國得而衣食之；西海則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國得而用之。故澤人足乎木，山人足乎魚，農夫不斫削、不陶冶而足械用，工賈不耕田而足菽粟。故虎豹為猛矣，然而君子剝而用之。故天之所覆，地之所載，莫不盡其美致其用，上以飾賢良，下以養百姓而安樂之，夫是之謂大神。』文獻記載確實反映出戰國時代商業交換的活躍及擴大，但這一段文字並非如某些人所言乃當時全國統一交換市場的形成，而是講四海的方物土產盡在中央王朝的控制掌握之中，並且這種交流已被納入王通盤籌劃財政的框架內，並用以顯示王裁萬物、養萬民的政治經濟統制力。
其實三代以來，中央王朝每以徵集貢品祭祀的名義，向四方索要土產方物，除經濟的意義以外，主要是顯示中央王朝的政治聲威。【荀子】之外，【書・禹貢】、【逸周書・王會】及【管子・封禪】皆可證此。試讀【史記・貨殖傳】，戰國秦漢之際商業交換經濟的發達，主要表現在各地土產方物的流通上，其源即在三代以來中央王朝向四方徵集貢品一點，但其本意是通過經濟的手段顯示政治的聲威，所以還要歸結為政治對經濟的支酉己控制。這就導致戰國秦漢之際商業經濟雖然曾空前活躍，但不久即在政治力量的打擊下衰微下去的結局。
為保證先秦貴族社會的等級制結構的穩定，農業自然經濟體製得到人為的強化，而一切可能導致社會流動變化的經濟發展活力則被嚴加控制，於是整個社會充分政治化，其表現就是經濟服從於政治而非政治決定於經濟，這是中國古代文明的最大特徵。如君主的政治權力被認為是源於其主祭的地位，因而其一切政治活動大多是在敬供先人祭祀的名義下進行，如天子以祭祀的名義向四方索要貢物，因而使祭祀制度政治化。宗廟本是祖先崇拜的產物，但在其中祭祀列祖列宗，又相當於貴族在向世人昭示自己高貴的家族世系傳統，使自己的現實政治特權合法化，亦即使宗廟制度政治化。
社稷是對土神、穀神的祭祀，相當於共同使用土地進行農業生產的村社制度的轉換標誌，但它被用作國家的象徵，從而使社稷制度政治化。觀象授時本是為指導農業生產而觀測天象、制定曆法的制度，但由此又發展出朔政制度，於是曆法功能被政治化。天子有藉田千畝，天子要親耕以供上帝之粢盛，於是以藉田為代表的王室經濟被神聖化。又由於天子親耕藉田是率天下向農、務農，於是這種經濟活動成為王統治活動的組成部分，那麼，藉田制度被間接政治化，從而整個王室經濟被政治化。總之，由於社會與國家職能被充分政治化，因而形成一個幾乎可以完全控制支配全局的龐大政治權力，即是經濟活動也不例外。一句話，政治權力的絕對化，乃是先秦社會以至中國古代社會最大的歷史特點，因而要認識先秦社會，首先必須理解這一點，從根本上講，先秦社會是貴族政治社會。
先秦貴族政治社會，在某種意義上是一個憑藉傳統而自然長成的社會結構，其主體是有着久遠家世傳統的父權貴族，他們憑藉家族組織作為自己的社會根基。這種家族組織是經歷父系血緣關係的長期傳襲而形成的自然共同體，這種性質決定了社會對古老家族傳統的認同。換言之，古老家族傳統本身即是享有特權的一種資格性標誌，因為這種特權背後是顯赫家世的綿延承襲，是人們對習慣性天然首長的崇敬。這種社會性質使之尊重自然習慣與傳統，因而是慣性穩定或曰墮性極強的社會，它反對一切可能導致變革的事物出現，如【禮記・王制】曰：『變禮易樂為不從，不從者君流；革制度衣服者為畔，畔者君討。』這是從當政者的角度嚴禁制度變革。【王制】又曰：『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殺；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眾，殺；行偽而堅，言偽而辨，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眾，殺；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眾，殺。此四誅者，不以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