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宋代士大夫政治對皇權的限制（3）

  : 河南大學學報

五、利用神權與史官之權制約皇權
制約皇權的過程充滿艱辛和危險。與皇帝相比，士大夫個人畢竟人微言輕，傳統的忠君觀念根深蒂固，大原則不可也無意更改，便想方設法，利用種種手段來達到目的。蘇轍言：『域中有三權：曰天、曰君、曰史官。聖人以此三權者，制天下之是非，而使之更相助。夫惟天之權而後能壽夭禍福天下之人。』但天之權『有時而有所不及也。故人君用其賞罰之權，於天道所不及之間，以助天為治。然而賞罰者，又豈能盡天下之是非？而賞罰之於一時，猶懼其不能明著暴見於萬世之下』，因而有史官之權：『蓋史官之權，與天與君之權均。大抵三者更相助，以無遺天下之是非。』神權（天）、史官之權被宋代士大夫充分發揮，猶如尚方寶劍，成為制約皇權的有力武器。
首先看對神權的利用。士大夫經常強化皇帝的敬神意識：『政之大端二：曰治民，曰事神。自天子達於郡邑，外此無大務。』敬神是天子的兩大任務之一。神的代表是天，呂公著上書道：『天雖高遠，日監在下，人君動息，天必應之。若修己以德，待人以誠，謙遜靜懿，慈孝忠厚，則天必降福，享國永年，災害不生，禍亂不作；若慢神虐民，不畏天命，則或遲或速，殃咎必至。』士大夫們還說：『夫不言而信，天之道也。天於人君有告誡之道焉，示之以像』。日月星辰，風雨雷電等變化，都是天神對皇帝的警示，在士大夫的解釋與強調下，常常迫使皇帝為之避正殿，減常膳，大赦天下，蠲免賦稅，中止兵革土木，收斂荒淫等等行為。
宋真宗後期『頻歲蝗旱』，皇帝問翰林學士李迪如何救濟？李迪說：『陛下東封時，敕所過毋伐木除道，即驛舍或州治為行宮，裁令加塗既而已。及幸汾、亳，土木之役過往時幾百倍。今蝗旱之災，殆天意所儆陛下也！』巧妙地指責了宋真宗的荒唐行為。因推出了天神為助，宋真宗『深然之』，只得認罪。宋寧宗時，朝野對任用奸相不安，王邁在輪對時大談『君不可欺天』，指斥宋寧宗『厚權臣而薄同氣，為欺天之著』。宋寧宗深受感動，『為改容』。宋代士大夫對天神權威的渲染，嚴重地威懾着皇帝，使其精神上承擔着壓力。紹熙二年十一月，朝廷正舉行祭祀天地的大禮，忽然狂風暴作，大雨驟降，宋光宗『震懼感疾』，『自是不視朝』，從此精神失常。
士大夫非常重視神權這一工具。當有人對宋神宗言『災異皆天數，非關人事得失所致者』時，老於世故的富弼深感憂慮，謂然長嘆道：『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為者！……是治亂之機，不可不速救！』立即上書數千言，竭力予以反駁。破除迷信當然是正確的，但對當時而言，卻是有害的。富弼說出了一個看似荒誕的道理：敬神畏天有利於約束皇權。
史官之權同樣使皇帝畏懼。史官主要記錄皇帝的言行，將其編成起居注、時政紀、實錄，最終載入正史，傳之千秋萬代。元豐年間，呂公著上書宋神宗告誡道：『人君一言一動，史官必書。若身有失德，不惟民受其害，載之史策，將為萬代譏笑！故當夙興夜寐，以自修為念。以義制事，以禮制心，雖小善不可不行，在小惡不可不去。』在具體的朝政中，士大夫常以此來警告皇帝。宋神宗任用宦官李憲主持陝西邊防，鄧潤甫即上書道：『豈可使國史所書：以中人將兵，自陛下始？』宋哲宗時，徵收五穀力勝稅錢，致使『商賈不行，農末皆病』。蘇軾上書請求廢除此法，其中說道：『廢百王不刊之令典，而行自古所無之弊法。百世之下，書之青史，曰收五穀力勝稅錢，自皇宋某年始也。臣竊為聖世病之！』
皇帝富貴齊天，有生之年別無他求，唯希望青史流芳。對此，他們不能不顧忌，遂為史書所制服。宋太祖時，一位官員稱有急事非時求見。宋太祖正在後苑彈雀玩耍，緊急接見。但所奏不過是平常之事，大怒。該官說：『臣以為尚亟於彈雀！』宋太祖更加惱火，舉斧砸在他嘴上，打落兩顆牙齒。其人緩緩拾起牙齒裝入懷中。宋太祖罵道：『汝懷齒，欲訟我乎？』對曰：『臣不能訟陛下，自當有史官書之也！』宋太祖聞聽立即換了副笑臉，並賜金帛表示道歉慰問。又一日，宋太祖罷朝後坐在便殿，長久低頭不語，從臣詢問其故，才沉痛地說：『爾謂帝王行事容易乎？朕早來乘快指揮一事有誤，史官必書之矣！』原來是做錯事怕留惡名。淳化年間有一縣尉上書言事不實，宰執竟欲定其『妄言』罪處治。宋太宗卻說：『以言事罪人，後世其謂我何？』恐史官載之於史，被後人斥為暴君。
顯然，史官之權是宋代士大夫手中的又一法寶，可威脅或激勵、引誘皇帝，使其從諫、棄惡、揚善。皇帝也因此增強了自律意識。
六、強化對皇帝的教育
人的言行、思想與受教育情況密切相關，對於大多數出自宮中、與社會很少直接接觸的皇帝而言，尤其如此。儲君即位之前，幾乎都在受教育階段，在位的皇帝也有經筵制度，定期不定期地時常接受士大夫的儒學教育。如何培養塑造皇帝，是士大夫的重要任務，成敗與否決定着國家和士大夫的命運。加強對皇帝的教育，是士大夫限制皇權的又一種方法。
一次，某經筵官為宋仁宗講授【論語】，至『自行束修以上』時，忽然節外生枝道：『至於聖人誨人，尚得少物，況餘人乎？』宋仁宗只得每人賞賜七匹絹為束修。如此當面向皇帝索取報酬，使一些人深感羞恥。但換個角度看，經筵官此時改變了以臣對君的身份，而是以師自居，把皇帝當成了受教育的學生；再者，為皇帝授課，不只是義務，而且是應付報酬的勞動，從而維護着師道尊嚴。由此特例折射出對皇帝實施教育的權威性，迫使皇帝服從教育。另一例子也較典型。年幼的宋哲宗去聽課時手摺一柏枝玩耍，講官程顥即時以師尊身份批評道：『方春萬物生發之時，不可非時毀折』！宋哲宗聞聽，『亟擲於地』。直到下課臉色仍未好轉。反映了對皇帝教育的具體性、及時性和一定程度上的強制性。
對儲君及皇帝的經筵教育，以儒家經典為主。如宋真宗為太子時，『講【尚書】凡七遍，【論語】、【孝經】亦皆數四』。僅此就可知功課繁重。次之為史書，或正史，或雜史，或自編可為龜鑑的歷史教材。正試授課之外，還有課外功課。如元佑時，經筵官即『遇非講讀日，進漢、唐故事二條』，所進故事皆『可為規戒，有補時事者』。教材除文字外，還有更宜於接受的圖畫。宋仁宗時，翰林待詔高克明等即繪有圖畫教材，『極為精妙，敘事於左』，使皇帝日夕展玩，『解釋誘進』。
此外，士大夫嚴格控制太子或年幼皇帝的學習方向和接觸範圍。如宋仁宗的邇英閣中曾置【太玄經】和蓍草，王拱辰即予制止：『願垂意六經、正史，此非帝王所宜學。』次日即撤去。紹興末年，任命太子為臨安尹。太子諭德陳Y諫曰：『儲宮下親細務，不得專於學，非所以毓德也』。太子一驚，立即辭職。士大夫竭力使太子或年幼皇帝與老成持重和敢言直諫的士大夫相處，以薰陶感染之。『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則氣質變化，自然而成……或有小失，隨事獻規，歲月積久，必能養成聖德。』故而，經筵官日益增多，由宋初的一二人，增為宋仁宗時的20餘人。士大夫按自己的意願培養皇帝，對所講內容，常常採取實用主義態度，任意發揮。如為宋仁宗講【周易・節卦】時，有『慎言語，節飲食』之句，講官做如此解釋：『在君子言之，則出口之言皆慎，入口之食皆節；在王者言之，則命令為言語，燕樂為飲食，君天下者當慎命令，節燕樂』。宋仁宗聽後『大喜』！中書舍人彭龜年則是這樣向宋寧宗概括帝王之學的：『人君之學與書生異，惟能虛心受諫，遷善改過，乃聖學中第一事，豈在多哉！』歸結起來，就是要把皇帝教育成少發命令，少燕樂，從諫如流，改過從善，清心寡欲的無為之君。在他們的造就下，許多皇帝養成了讀書的愛好。如王岩叟曾問宋哲宗：『陛下宮中何以消日？』答道：『並無所好，惟是觀書』。王岩叟趁機說道：『大抵聖學要在專勤，屏去他事則可以謂之專，久而不倦則可以謂之勤，如此，天下幸甚！』意在使皇帝專心讀書，少管他事。如此，則天下――士大夫便幸甚了。
宋仁宗即是士大夫培養出的一個典型。他6歲受教於資善堂，9歲立為皇太子，13歲即位，在位時間最長，凡42年；故而聽講讀最勤，受教育最多。最終，『仁宗皇帝百事不會，只會做官家』。史稱宋仁宗『恭儉仁恕，出於天性，』其實正是出於儒臣的教育培養；所施為『忠厚之政』，死後定諡被譽為『仁宗』。史官范祖禹總結宋仁宗的豐功盛德『所可見者』有五：『畏天、愛民、奉宗廟、好學、聽諫。仁宗行此五者於天下，所以為仁也。』並提出要宋哲宗效法，宋哲宗深表贊同。可見宋仁宗成為士大夫和皇帝心目中的理想之君。
七、結語
綜上所述，在兩宋300多年的歷史中，士大夫政治取代了以往的士族門閥政治或軍閥政治。士大夫以與皇帝共天下為己任，運用種種直接、間接、臨時、長久的手段與戰略，在精神上、思想上、言行上企圖控制皇帝、制約皇權，並在許多方面、許多場合取得成功，主導着宋代政治運作。元人揭菟掛浴爸魅岢記俊蔽緯奶氐悖此得髁慫未看蠓蛘蔚那看蠛陀行АＶ遼倏梢運擔未揮諧魷直┡爸糯幕霸旒庇謁未朧看蠓蛘斡凶偶芮械墓叵怠
宋代士大夫政治中毫無疑問地貫徹着忠君思想，只是要建立與以往不大相同的君臣關係，要求皇帝尊重並更多的聽從士大夫，使二者的關係更緊密融洽，由君主獨裁變為君主與士大夫共同專政，從而適應時代，保持江山社稷的長治久安，共享富貴。在中國封建時代中，這是一個進步。程朱理學的產生，便是士大夫政治的思想結果。
在我們的中國歷史研究中，如一味強調君主權力至高無上，君主專制絕對地日益強化，無論從哪個角度看，都是不妥當的。同樣也不能解釋儒家思想如何在封建社會中占統治地位，更不能解釋在日益強化的君主專制下，宋代經濟文化為何更加發達。如同歷史進程的波浪式一樣，君主專制的程度也有起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