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社會科學在線 1918年,清華外國教員狄登麥在北京西郊第一區調查了195家居民,其中100家為漢人、95家為滿人。結果顯示:北京郊平均五口之家,年收入至少須100銀圓,以維持最低生活。換言之,在生活水準並不低的北京郊區,最低生活水準為每人20銀圓/年,攤至每月僅1.66銀圓。
1922年,戴樂仁教授及麥龍爾受『華洋義賑會』委託對華北地區進行調查,結果顯示:華北一個五口之家,最低生活費為每年150銀圓,約合2000年7000元人民幣。1923年,清華、燕京對北京成府村共計91戶進行抽樣調查,每家每年平均用度135銀圓。1924年,李景漢及甘布爾對北京抽樣調查,北京貧民五口之家每年用費平均171銀圓。綜合以上數次調查,五四時期北京及華北最低生活費用人均約1.7―2.8銀圓/月之間。這一數據可作為當時經濟生活的基本參照。
『軟性廣告』得錦匣披梁公大名攬生意
經濟基礎一厚實,作家在社會上慢慢有了名氣。那時沒有一夜竄紅的歌星影星,商人要做廣告,只得請作家。吳趼人曾為『艾羅補腦汁』做過廣告,寫下【還我魂靈記】,據說得酬金300元。不過,吳趼人此舉頗受世人非議,說他掉了份兒。但今天看來,作家能有廣告號召力,能得經濟實惠,終屬好事。李涵秋在一篇小說中偶然提到某公司出產的糖果,讀者便留意這種糖果,最後竟必先嘗之而後快,出現爭相購買的熱鬧場面。該糖果銷路大增,該公司大獲其利,盈利數倍。為謝李涵秋,公司老闆特備最高級糖果,錦匣包裝,派人恭呈李府。李自然笑納,分贈親友。這大概就是中國最早的『軟性廣告』。
最有意思的是上海妓女也曉得拉文化名人為大旗。同春坊沿馬路妓女憶倩,房中懸聯『黛柏蒼松,深環玉砌;紅蘭翠菊,俯映砂亭』,署名『梁啓超書贈』,年月丁巳秋也。可1917年梁啓超並未來滬,書法亦不類其手筆,況且梁啓超書法並不佳。報人問曰:『此君乃托其名,何也?』⑦想來不外披梁任公大名以增人氣,招攬生意。
小學教師出身的徐枕亞,一部【玉梨魂】聲譽騰起。1923年,徐夫人蔡蕊珠去世,同行們好事,刊登一則徵求悼聯的啟事,徐本人亦發表悼亡【泣珠詞】,自號泣珠生。這一信息引動末代狀元公劉春霖小女劉沅穎的芳心,從北京投信滬上,備致欽慕之誠。幾經周折,最後攻克狀元公,於1924年秋在北京西單報子街同和堂舉行轟動一時的婚禮,如願以償成為徐氏續弦。1920年代,中國社會還十分講究門第,高高在上的官宦千金,竟向一不入流的小說家投懷送抱,還是續弦填房!猶一石擊水,激起大波,街談巷議一時沸騰。但狀元公小女攪出來的這場大波,說明作家的社會地位今非昔比,雖然他們還不時用用筆名,但已毋須像古代小說家那樣隱姓埋名,自慚形穢。
有的著名作家,因求墨寶者太多,不得不明碼標價。包天笑公開發表潤例:一副對聯4元;壽文、祭文、墓志銘等面議。『我為甚麼要有此舉,因藉此以拒絕許多泛泛之交的親友向我揩油。』上海最早的電影公司――明星影片公司,也派鄭正秋來請包天笑撰寫電影劇本,具體要求十分簡單:『只要想好一個故事,把故事中的情節寫出來,當然這情節最好是要離奇曲折一點,但也不脫離合悲歡之旨罷了。』
文化人有社會資本被捧抬
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精明的滬上醫生漸漸形成一種風氣,出診名人名士及報界中人,往往不收診費,只要求他們寫點東西或在親友中代為揄揚,便心滿意足。文化人因擁有一定社會資本,已有人趨前捧抬。
1916年,徐鑄成父親在家鄉江蘇宜興一新式鄉村小學任校長,月薪20元,每年以十個月計薪。徐父後受排擠,調另一所學校任校長,月薪降至16元,家用不敷。1920年,徐父謀到石家莊京漢鐵路職員席位,月薪不過24元,就多了這麼幾塊錢,從未出過遠門的徐父四處求情籌款,還組織一『會』,共10人參加,得款100元,這才有了赴任旅費。可見,當時幣值含金量。
1917年初,16歲的徐向前在河北阜平縣一家小店當學徒,年關結賬領到3塊大洋工錢,說『我也很高興,因為我從來沒有拿到過這麼些錢』。1921年,徐向前畢業於山西省立國民師範學校,先後執教於陽曲縣太原第四小學、川至中學附小,每月薪俸20塊大洋,算是很有些頭臉了,很容易娶上媳婦。
1928年初,【中央日報】總編彭學沛邀聘老友田漢主編文藝副刊【摩登】。原本只對戲劇感興趣的田漢,為籌辦『南國藝術學院』,看上接編【摩登】每月300大洋的重金,接下此活,請學生左天錫、陳白塵幫着看稿。月薪300塊大洋,可見燕京教授的身價了。
不過,文化人的職業差別甚大,層次錯落不同。若無職差,失業的小知識分子,日子還是很難過的。1918年,伍修權之父求職無望,家裡東西變賣一空,無以為生,替學校抄寫講義或謄寫石印蠟紙,每寫一頁,得酬幾個銅板,家裡經常無米下鍋,得買紅薯糊口,為省幾個錢,伍修權兄弟倆跑到十幾里外的長江邊,直接找運薯船上的農民買紅薯。十歲的伍修權無錢上學。
總之,文化人有錢,社會地位上去了,引領民眾求知向學,社會風氣就不可能粗鄙化。也許這些點點滴滴的史料,能給後人一點啟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