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鳳凰網歷史 二、蕭何的法治傾向
【史記・蕭相國世家】:『及高祖起為沛公，何常為丞督事。沛公至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為漢王，以何為丞相。』蕭何在秦為縣主吏，嫻習吏事，隨劉邦起兵後仍然以吏事見長，與曹參本來文武殊途。入咸陽後不取金帛，而收取秦丞相御史官署中的律令圖書，這表明蕭何在政治才幹上優秀於『諸將』，不過這也是他長期為吏的職業興趣使然。蕭何所收的秦中央政府的資料，分為兩部分，一是律令，二是圖書。所謂圖書，即有關『天下厄塞，戶口多少。強弱之處，民所疾苦者』。在楚漢戰爭中，這部分資料幫了劉邦大忙，史書備加稱述。可是關於『律令』，未見多所提及。其實，蕭何對於歷史的重要貢獻，即所謂『定律令』，就源於他獲得了秦的法令文件。【晉書・刑法制】:『漢承秦制，蕭何定律，除參夷連坐之罪，增部主見知之條，益事律【興】、【廄】、【戶】三篇，合為九篇。』這就是西漢【九章律】的來源。蕭何定律，正式成於何時，尚難肯定，但以他初任丞相，當劉邦出關擊楚時，律令的制定必已在進行之中。【史記・蕭相國世家】:『漢二年，漢王與諸侯擊楚，何守關中，侍太子，治櫟陽，為法令約束，立宗廟社稷宮室縣邑。』【漢書】『法令』作『令』。楊樹達【漢書窺管】:『【司馬遷傳】云，「蕭何次律令」，蓋於此時已肇其端矣。』這個判斷是切合情理的。律令固然有用於軍陣行伍，但其主要功能，仍在於治理郡縣，建立國家。劉邦先得巴蜀，後取關中，以此為根據地而出關擊楚，巴蜀關中是他成功的關鍵。丞相蕭何受委專任巴蜀關中之事，面臨的緊迫任務就是制定律令、損益制度，而這一切，又關係着今後漢朝制度的面貌究竟如何。
我認為蕭何身上有着鮮明的法治傾向。作為秦王朝一名精明能幹的縣吏，他所熟悉的是秦的法律條文而不是故楚的制度律令。他的【九章律】是以秦律為基礎增益而成的，他擁有的現存法制資料來自秦中央政府，而不是來自楚懷王以及故楚的檔案部門。他所要管理的土地，即巴蜀關中之地，是秦王朝的根本重心，完全屬於秦文化的傳統區域。在巴蜀關中，他必須維持穩定有力的統治秩序，必須不斷動員這個地區的全部資源，包括人力和物質資源，來支持關東地區的楚漢戰爭。在干戈擾攘之際，他不可能撇開巴蜀關中地區原有的社會管理機制，而另行一套他本來知之甚少的制度與律令。很明顯，楚制在這裡行不通。唯一的選擇，是承用秦王朝原有的一套，包括制度和法令，來維持對該地區的有效控制。這意味着，律令依然是秦律，郡縣制度、基層組織維持不變，而且秦地原有的鄉邑秩序得到尊重，秦地三老鄉豪的地位得到承認。一句話，蕭何必須承用秦制。漢承秦制，根源在此。【史記・蕭相國世家】，劉邦自巴蜀出兵收關中，『何以丞相留收巴蜀，填撫諭告，使給軍食』；劉邦出關與項羽爭戰，蕭何鎮守關中，『為法令約束，立宗廟社稷宮室縣邑……關中事計戶口轉漕給軍』。漢初功臣，蕭何居首，就因為他成功地治理了巴蜀關中地區。治理關中素為史家留意，治理巴蜀史料甚闕。陳直【漢書新證】於【高祖紀】下有按語云:『高祖在南鄭建築宮殿，現遺址中出土有「佳漢三年，大並天下」及「當王天下」兩種瓦當文字。』漢三年，劉邦與項羽爭持於關東京索間，在南鄭築漢王宮殿的事，必由蕭何主持。瓦當文字強調了統一的理想與信念，很有意義。
蕭何治理關中巴蜀，使用的仍然是秦的那一套。一來秦地非秦制不能治，二來蕭何本人對秦制駕輕就熟。史家極言秦政暴虐，究其根本，在於徵發頻繁，轉輸勞苦，法令嚴酷，督責無懈。統一以來，六國之民驟受驅使，怨毒之聲沸沸不息。事實上，當蕭何駐守關中，動員關中巴蜀的全部資源以支持在關外苦苦支撐的劉邦時，除了行暴虐之秦政以驅迫人力、徵發糧草，他能在別的選擇嗎？前舉史料說蕭何定【九章律】，除秦律中參夷連坐之罪，增部主見知之條，損益十分有限。我懷疑這些損益就是為了適應楚漢戰爭時期動員資源的需要。如果說蕭何在關中巴蜀頗改秦政，那是不符合歷史實際的。更重要的，蕭何在此時期的措置恰恰為『漢承秦制』打下了基礎。在這個意義上，我認為蕭何身上有着鮮明的法治傾向。他所秉承的思想準則，正是秦的法治思想，是他作為前朝一名『文無害』的縣主吏習之有素的統治精神。［⑤］蕭何是楚人，但他與故楚的統治階層相去太遠，在政事方面他更傾向於秦的法治。理解了蕭何在這個時期對秦代制度的繼承，就可以理解漢王百官制度中楚製成分的淡出和秦製成分的凸顯。這樣，【漢書・百官公卿表】中秦漢官制的一致性、連續性，才顯得自然，顯得合乎情理。
所謂『漢承秦制』，不只是概括了秦漢在官制上的繼承性和連續性，還有更濃厚的歷史內容。在破碎凋殘的戰場上建立起來的漢王朝，在其最初的歲月里，事實上與秦王朝有着不可分割的血緣關係。應該指出，在統治精神上，漢也繼承了秦，標誌性的人物就是蕭何。我們說蕭何身上有着鮮明的法治傾向，也就意味着，漢初的統治精神就是法治。殘酷的刑法沒有廢除，劉邦晚年內部征戰的需要也會強化政府對基層社會的控制。秦的一套不僅有效，而且也無可替代。當然，資源已接近耗盡的漢初社會，再也承擔不了秦始皇末年那種大規模的社會動員，但漢初在儘可能的情況下仍然在徵發軍隊，仍然在興建長安等地的土木工程。［⑥］徵發的強度比不上秦，但其精神，特別是組織方式，是直接來自於秦的。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應格外注意蕭何的法治傾向和他的歷史作用。史家強調漢懲秦敗，頗改秦政，其實在漢初，這種總結還只停留在無關痛癢的理論階段，現實政治中，既無人才，也無時間來扭轉法治的傾向。過去有人說，秦承三晉法家之學，漢初則承楚齊黃老之術，漢武帝以後，乃有齊魯儒學之勃興。這樣粗線條地描述秦漢學術思想的嬗變，本無可厚非，但需要進行深入的研究。漢初功臣多楚人，漢廷中楚文化頗有市場，這是可以理解的。但楚歌楚舞乃至楚辭賦的流行，不等於在更高層次的思想學術方面，楚文化壓倒了秦文化或別的什麼文化。大眾文化層面楚文化的成就，不能取代秦王朝在政治思想領域已有的地位。漢初的法治思想也許在政論家那裡已沒有多少市場，但作為一種政治現實，其客觀性，其慣性力量，都是不容忽視的。
當然這種法治主義也已走到盡頭，但被儒學取代並沒有捷徑可走，其間必須有一個大的緩衝，需要一種在理論準備和政治實踐兩方面都可以作為橋梁的學術思潮。這就要研究曹參和他所推揚的黃老之學了。
這一時期的各種歷史條件決定了『漢承秦制』。首先是楚漢戰爭。劉邦據關中東向征伐，隱隱然就是當年秦滅六國的翻版。這種態勢，促成了漢制與楚制的徹底脫離。蕭何治關中巴蜀的現實需要，又促成了漢制對於秦制的照搬或者繼承。其次是諸侯問題。劉邦興師擊楚，旗號是與諸侯一起向楚問罪。秦末六國之後紛紛稱王，必然存在一個六國某些傳統、某些制度的復活問題。這個時候制度混亂，莫衷一是，本無足怪。但若要將諸侯聯合起來，勢必又有一種制度上相互靠攏的需要。正是這種需要，抵消了劉邦軍中楚制復興的趨勢，而代之以一種更易為山東、華北各諸侯所接受的制度，當然就是行之有年、與三晉燕齊更為接近的秦制。雖然從史料中難以找出清晰的線索以證明這種轉變，但這樣的推論應該說大致不誤。劉邦當然是以誅暴秦為其旗幟的，但形格勢禁，滅秦之後他又在繼承秦的歷史遺產，完成着自戰國以來秦所承擔的歷史使命。因此用『漢承秦制』一詞概括秦漢之間的關係，還是相當貼切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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