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貽波：『一國兩區』是『一國兩制』構思的必要延伸

  來源: 聯合早報

   
　　● 許貽波
　　最近，台灣總統馬英九繼就職演說後再次表示，兩岸關係的憲法定位就是『一個中華民國，兩個地區』，雙方互動應當建立在『互不承認主權，互不否認治權』的基礎之上。
　　早些時候，國民黨主席吳伯雄在北京也公開提出『一個中國，兩個地區』，當時胡錦濤答覆，兩岸雖然還沒有統一，但中國領土和主權沒有分裂，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的事實沒有改變，確認這一事實，符合兩岸現行規定，應該是雙方都可以做到的。
　　台北當局此時推出『一國兩區』，着意以憲法位階來強調和固化對『一中各表』的不同解讀，但也說明隨着兩岸關係的發展，多年來維繫雙方互信的『九二共識』，多少已經無法適應形勢需要；僅僅出於口頭表述的這一共識，經常只是作為緊箍咒，來防範兩岸逾越紅線，擦槍走火，或者作為試劑，來測驗台北的反獨意向。
兩部憲法支撐一個中國架構
　　實際上，支撐目前台海『一國』格局的，是兩岸現有的兩部憲法。根據大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國領土包括台灣地區；依據台灣的中華民國憲法，中國疆域還涵蓋大陸和外蒙古。中國的主權因此屬於包括中國大陸和台灣在內的所有中國人。鑑於兩岸分治，無論北京還是台北，都無法完整地行使中國主權。
　　事實上，中國的主權屬於兩岸共有。台北認為其憲法定位就是『一個中華民國，兩個地區』，實際上承認目前台北無法代表全中國，因為中國領土還包括大陸；同時，對岸也無法代表全中國，因為中國領土還包括台灣。雙方只能『互不承認主權』，的確是兩岸的政治現狀。
　　無論大陸憲法，還是台灣憲法，都明白體現了兩岸中國人對『一個中國』原則的強烈認同。即便民進黨執政時期，也無法公然改憲或廢憲。『中華民國憲法』的存在，是擋在台獨分裂勢力前面的一堵銅牆鐵壁，無法逾越。幾十年來，兩岸因此能夠和平相處，共創繁榮。
　　大凡存在，必有其道理。隨着國共內戰硝煙彌散，多少恩怨已隨風而逝。謀求實現國家統一，固然需得夙思夜寐；『王業不偏安』，但在雙方交流已經走上正軌，兩岸還需從正面和積極的角度，來看待『一國兩憲』的歷史現象；『漢賊不兩立』的心態，並不符合當前中華民族的整體利益。
　　歷史上，秦統一中國後，曾經多次出現幾個政權並存時期，魏蜀吳三國鼎立、十六國、南北朝、五代十國等。幾個政權並存的局面，既是在維持分裂狀態下地區間的政治均衡，也是在為重新統一，而且往往是更大規模的統一蓄積能量，創造條件；更多的族群和土地，因此被納入新的中國版圖。
　　撥開『毋忘在莒，反攻大陸』的歷史迷霧，我們仍然可以找到對海峽另一邊中華民國的客觀描述：現在行政中心位於台北的中華民國，是成立於1911年，曾經統治而且代表中國的政權在國共內戰後政體的實際延續。1949年播遷後，其轄治範圍僅及中國部分領土，即台、澎、金、馬，因此僅代表，也仍然代表寶島2300萬中國軍民。
　　1949年以來兩岸隔海分治，或許是上蒼在百忙之中留給中國人的一道試煉，有其善意。六十多年來，台灣因此能夠恪守市場經濟體制，保存中華文化傳統，完成民主憲政建設。大陸改革開放後，台商得以攜帶資金、技術、管理和資訊，協助對岸同胞實現經濟騰飛。
　　兩岸正處於統一前的彌合階段，雙邊經貿規模迅速擴大。然而，和平統一是一個漸進和累積的漫長進程，需要有效地整合雙方的政府資源，尤其進入政治與軍事議題的談判與協調階段，兩岸將無可避免地需要相互承認對方行政部門的資格與功能；目前經過授權的民間機構只能處理一般的事務性議題。
『一國兩區』還需必要的約束條件
　　實際上，抗戰期間中國就存在兩個地區，即國民黨管轄的國統區和共產黨管轄的若干邊區；『一國兩區』也可說早已是具有中國特色的國家政治。馬英九說，在中國歷史上，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如今卻是首次使用和平解決爭端，這是中華民族，炎黃子孫的創舉。
　　應當看到，台北的『一國兩區』，是『一中』架構下存在兩部憲法和兩個政府。這一構想固然如實地反映了客觀存在，但在目前台北秉持『不獨，不統，不武』的無為政策，尤其台獨分裂勢力還有很大活動能量和空間的情形下，簡單和貿然地把政治現實法理化，也可能導致將兩岸分治固態化，甚至形成『兩個中國』。
　　『一國兩區』是否可行，從而成為現實，首先需要必要條件，那就是兩岸經過長期的全面交流，已經達致高度的政治互信，能夠打破歷史遺留的框架。其次需要充分條件，那就是雙方對實現國家統一，都承擔明確和具體的法律責任和義務，並為此制定出中長期的規劃，步驟和措施。
　　如果加以上述條件，『一國兩區』和『兩個中國』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實踐中，都有着本質的區別。『一國兩區』是在『一個中國』的框架下，對兩岸現有政治格局給予客觀表述，並為邁向中國最終統一形成過渡性安排。它所起的歷史作用不是導致國家永久分裂，而是通過構築平台，來落實從而加快統一進程。
　　從歷史進程來看，『一個中國』只是一個框架，處於持續不斷地演變和進化，可以是進行式，也可以是未來式，在此期間，其內涵正在，也完全應該進行相應的調整和改變。兩岸關係經年累月，錯綜複雜，本無完美的理論可言。從這層意義上說，台北推出『一國兩區』，對兩岸關係不乏有着積極和正面的作用和意義。
　　從理論上說，『一國兩區』和『一國兩制』構思並無矛盾之處。『一國兩制』側重從體制層面來說明兩岸在『一國』之下能夠和平共處，『一國兩區』則着重從法制層面來規劃雙方在』一國『之下如何實際運作。從這個意義上說，『一國兩區』是『一國兩制』構思的必要延伸和務實發展，它體現了承前啟後，繼往開來的時代特色。
　　『一國兩制』的實質，就是在實現中國統一的進程中，本着求同存異的精神，來謀求中華民族利益的最大化。『求同』即邁向統一，『存異』即允許差異，包括政治及經濟制度，行政組織及運作方式的不同。『桃李不言，下自成蹊』，鄧小平當年提出『一國兩制』，其實已經為今天的『一國兩區』埋下了伏筆。作為偉大的政治家，鄧小平的確有着非凡的智慧和前瞻的視野。
　　隨着雙方經濟體制差異的減小，以地區來區分兩岸的確有其合理之處。然而，囿於島內政治生態，台北的『一國兩區』僅限於對政治現實的靜態描述，從而缺乏動態規劃。北京對於把兩岸現狀法理化的構想，因此只能猶豫再三，惟恐一步走錯，今後跟着步步錯。國台辦對此採取冷處理，至今沒有正面回應，大概就是出於這層顧慮。
　　作者在美國夏威夷州州政府任高級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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