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安余氏醫學世家』祖師 ——余午亭

  來源: 中醫藥報

　　余午亭(1516~1601年)，名淙。明·嘉靖萬曆年間新安歙縣富山人，自幼攻讀儒學,為邑之秀才。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堂兄余傅山（為湖北鍾祥縣令，工儒通醫）辭官回歸故里後，在歙邑常與名醫汪宦、吳篁池、汪雙泉等一同研討醫理，並設堂講學，給余渥、江、吳等弟子論述脈學與證候，頗為獨到精闢（見【論醫匯粹】）。並嘗以自己所得醫術傳於午亭，勸說午亭棄儒從醫，告誡午亭從醫醫德為重，曰：『士人遭際不遇，誠能益世利人，斯不負所學。』受堂兄余傅山的教益及影響，余午亭遂棄儒而專心研究醫學。由於余午亭儒學功底深厚，才智聰慧，秉承新安醫風，臨症治療，效如桴鼓，醫者仁心，大醫精誠。故行醫數十年，活人數萬計，被後世稱為『新安余氏醫學世家』的開山祖師。
　　余午亭是明代新安著名臨床醫家，有着十分豐富的臨證經驗，其十分重視養生及培護『元氣』，即正氣及脾胃的作用，認為正邪相爭，正氣是主要方面，如體弱氣虛，而後風邪中之；中氣既虛，邪熱得以深入。其強調在治療上注意扶助正氣，認為土是萬物賴之以養，血氣賴之以生者。人之有腎，猶木之有根，水之有源。制陽光、健筋骨、生精神，都與腎的關係十分密切，故而余氏診病十分善於調理氣機。其根據『百病生於氣』之經旨，指出：『善治風者，以氣理風，氣順則痰消』；『治痰者必以健脾為主，順氣為先，脾運則痰運，氣旺則痰行』；『治嗽者當以消痰為先，治痰者又以順氣為要。』『凡津道之逆順，皆一氣之通塞為之也』。又曰：『人知失血多繫於血，而不知失血之原於氣，蓋氣與血不相離者也。』因而其在治療中風、痰、嗽、失血，淋症等病，皆以順氣為先，另酌加理氣之品。余氏臨證經驗豐富，不僅辨證精細，而且用藥靈活善變，總是根據思辨其證候不同，分別施以補氣、益血、滋陰、溫陽、化痰、理氣、清熱、催吐、通下、舒筋活絡、芳香開竅之劑，視其標本緩急，擇其最重者而先治之，審其先發者而專攻之，從不拘泥，故而處置得當，奏效神速，求治者甚眾。明代徽籍刑部尚書錢景山、刑部左堂楊東橋、學士沈十洲等達官顯貴均向他求治。就連嘉靖、隆慶、萬曆三朝元老，一品副國相許國大學士也求治於余午亭。據【余午亭醫案】載：許學士逾六十，患痰火症。病始，諸醫循其痰火症象，均以降火清痰法作實症論治，病卻有增無減，出現煩躁、幻覺、譫語、發熱,已至虛極。後經余午亭診之，余氏認為許國正氣已傷，病屬虛證，言其用藥太峻使然，旨在迅速退熱，當選養血清熱劑，加溫補的人參五分微量，示意力戒盲目溫補，許國病乃始愈。
　　在學術思想上，余午亭經長期臨床實踐，敢於思辨探索，且不盲從前人『濕邪郁久可化熱』觀點，提出了『熱能化濕說』、『火病不能盡用寒涼』說。又如膨脹，其敢於對東垣提出的『屬寒者偏多』權威論提出不同見地，而提出『屬熱者偏多』說。同時，余氏還對當時新安醫家十分推崇的朱丹溪『苦寒養陰法』也提出了疑義，治療陰虛火旺症避而醫家們都喜用的知柏加四物湯，而自擬：薏苡、百合、桑皮、地骨皮、丹皮、枇杷葉、五味子、麥冬、酸棗仁等，佐以生地汁、藕汁、乳汁等，視病情症候加減，常常應手而效。新安名醫吳昆（著有【醫方考】）從其學，子時雨（字小亭、以醫鳴世）、時庠（字仰亭、曾任徽州府醫官）、孫幼白、曾孫士冕、經之雋、林發、衛蒼、至八世孫昭令等傳其學。
　　余午亭的著述有【諸症析疑】、【余午亭醫案】、【醫宗脈要】著作十餘種。【諸症析疑】共四卷，載內、婦、雜病六十六症，八百七十五方。午亭在長期的臨床實踐中，體會到古人醫學著作之浩瀚，博則繁，約則漏，故而採取古人合乎經旨的純正方論，摘論與臨床密切相關的基礎理論、藥物性味功能、脈學【四言舉要】，配以圖解，匯成一籍。其書提綱挈領，多而不繁，約而能暢，介紹內科雜病為主，兼而五官、婦科等病症，有論有方，便於檢閱，是一部較好的內、婦科專著。又由曾孫余士冕略加補充、校訂，稱之為【蒼生司命】。後學愛其編而爭相傳抄，傳至余氏八世孫昭令，方於乾隆十一年(1746)正式刊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