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史參考 1946年解放戰爭爆發，中華民族面臨着兩種截然不同的命運的抉擇。胡繩先是在上海，1947年3月轉赴香港，直至1948年10月。『這段時間在中國大地上發生了翻天覆地、驚心動魄的變化。革命勝利的形勢排山倒海地到來，使人有應接不暇之感。』③這是胡繩寫作最為豐產的時期，『寫的數量大，當然是面臨着千年不遇的變化，但也和身處香港有關。』④為了讓民眾認清蔣介石獨裁統治的真面目，從而堅定地跟中共走上民主共和的道路，他在這個時期寫了相當多的時政評論。由於國民黨的文化專制日趨嚴酷，『起先大多用現實的政治題目，但這樣的題目的文章漸漸地發表不出來了。於是就試用中國近代史的題材寫一些文章以代替政論。』⑤這些文章以史論政，『試圖通過講歷史說服當時許多尚處於觀望狀態的知識分子與中國共產黨合作，教育廣大青年吸取歷史教訓投奔到革命洪流中去。』這些『史事評論』文章主要包括【辛亥革命前知識分子和群眾的結合】(1946年)、【辛亥革命舊事】(1946、1947年)、【康有為與戊戌維新】(1948年)、【梁啓超及其保皇自由主義】(1948年)、【洪秀全與馮雲山】(1948年)、【馬克思主義與近代中國社會思想發展概觀】(1948年)、【太平天國和資本主義外國的關係】(1949年)等。
對於辛亥革命傾覆清王朝的偉績，胡繩認為，不能孤立地歸功於一次次革命者孤注一擲的暗殺行動，一次次規模有限的軍事起義，而更應該看到先進知識分子在群眾中所作的長期宣傳教育和組織工作，奠定了一定的群眾基礎，從而爆發出無比的革命偉力。他徵引豐富的史料，雄辯地論證了『知識分子和群眾結合的密切程度，是革命成熟程度的決定因素』。⑥辛亥革命前群眾運動並不充分，知識分子在主觀上還沒有真正把自己完全和群眾打成一片的決心，這就決定了辛亥革命成果是很脆弱的。文章的現實指向性是很強的：觀望中的知識分子，應該以史為鑑，為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積極投身到發動和組織群眾的偉大事業中去。
①【二千年間】，【胡繩全書】第5卷，第90、91頁。
②【二千年間】，【胡繩全書】第5卷，第132、133、134、140頁。
③【香港雜憶】，【胡繩全書】第7卷，第190頁。
④【筆耕豐歉說當年】，【胡繩全書】第7卷，第170頁。
⑤【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序言】，1980年，【胡繩全書】第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3頁。
⑥【辛亥繭命前知識分子和群眾的結合】，【胡繩全書】第1卷(上)，第417頁。
在【康有為與戊戌維新】、【梁啓超及其保皇自由主義】兩文中，胡繩對改良主義進行了深入論述。他認為，戊戌維新不可逃脫失敗的命運。首先，康有為等維新志士只想『從國主、貴臣、縉紳、士大夫中去找求保國的力量』，結果自然不堪反動勢力的一擊。雖然他們在從『上面』碰了釘子後，也曾想到過『下面』的『國民』，但『他們所能想到的國民，總究是脫不出官僚士紳的範圍的』。康有為等對於下層人民革命的極端恐懼，決定了他們不可能真正發動廣大民眾起而抗爭。其次，他們『只想通過統治集團來進行漸進的改革，對於既存的統治秩序從來不敢設想基本的變化』。在中國革命力量還未嶄露頭角時，他們是使守舊的專制者震動的改良主義者；但是後來隨着革命形勢的迅猛發展，他們的『政治思想也就失掉了改良主義的意義，而把反革命的實質極端地表現出來了』。①應該看到，胡繩寫作此文時，新民主主義革命即將迎來勝利的曙光，在現實政治鬥爭中，改良主義的鬥爭鋒芒並非指向舊勢力，而是指向革命。毋庸諱言，這兩篇文章中，胡繩對於康、梁的改良思想多所苛求，對於康、梁前期的維新思想與活動缺乏必要的肯定，評價偏低，這種趨向在他後來的著述中得到校正。
在【洪秀全和馮雲山】、【太平天國和資本主義外國的關係】兩文中，胡繩敘述了洪秀全等農民領袖對太平天國運動篳路藍縷的開創之功，對洪秀全改造西方的天主教、向西方國家尋找真理給予了較高的評價。【勸世良言】僅僅是一本拙劣的基督教宣傳品，但洪秀全在其間發現了革命的內容，從某種意義而言並非偶然，『因為在古羅馬社會中，基督教最早建立的時候，奴隸大眾正是拿這樣的宗教思想當作他們的鬥爭武器的』。在洪秀全個人身上，『古代歐洲被壓迫人民曾經用來宣洩他們的反抗情緒的宗教思想』，『和中國農民大眾的革命要求結合起來了』，從而成為中國近代第一次巨大的人民革命運動的觸媒。宗教信仰的一致，曾經讓洪秀全等一度對帝國主義充滿幻想，力圖以避免衝突的方法爭取到列強的友好態度，但是，『資產階級侵略者，雖然滿口人道博愛，但是他們的實際利益是和中國的代表最腐敗落後的社會勢力的專制統治者緊緊結合在一起的』，②中國革命的人民決不能和外國侵略者站在同一個『上帝』的下面。
①【康有為與戊戌維新】，【胡繩全書】第1卷(上)，第436、433、438、442頁。
②【太平天國和資本主義外國的關係】，【胡繩全書】第2卷，第27、37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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