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背後的思想史（2）

  : 貴陽文史

二
　　
　　那麼，這種在今人看來幾乎是毫無效力的解釋和應對何以流行？這就與基督教的『神譴』思想有關了。在【聖經•舊約】之【創世紀】中，人的始祖亞當和夏娃為上帝創造後被安排在伊甸園。他們可以隨意吃園中樹上的果子，只是不能吃智慧樹上的果子。但後來由於受到蛇的引誘，夏娃吃了智慧樹上的果子，並讓亞當也作了同樣的事，這就違背了上帝的意志。因此上帝懲罰了蛇和人，並將人趕出了伊甸園。（註：【創世紀】第3章，第14－19節。）這就是基督教『原罪』的來源。但是，【舊約】並未過分地渲染『原罪』思想，也沒有對人類始祖所犯下的『原罪』與人們的『本罪』作出嚴格的劃分。但是，在基督教中，『原罪』的思想非常明顯地突出出來。奠定基督教神學基礎的聖保羅在【新約•羅馬書】中論道，『這就如罪是從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從罪來的，於是死就臨到眾人，因為眾人都犯了罪。』中世紀西歐基督教正統神學的奠基者奧勒利烏•奧古斯丁（AureliusAugustinus）則進行了更加系統的論證，他說，人類始祖濫用了上帝所給予的信任，由從善走向了從惡，這種從惡的傾向不僅使得他們自己遭受了懲罰，還給他的後代帶來了世代遺傳的『原罪』。人類從出生之時起，就繼承了始祖墮落的本性，必然犯下『本罪』。就這樣，『「原罪」的地位非常明顯地突出起來，乃至成為整個基督教信仰的起點和前提。』（註：趙林：【中世紀基督教神學發展的邏輯線索】，【世界宗教研究】，1996年第4期，第121頁。）
　　在『原罪』思想下，基督教的塵世人生也就成為了一種罪感的人生：人類在塵世的生活只是一個過渡期，是人類贖罪的過程，贖罪的目的是重返天堂；耶穌的死就是在為人類贖罪，是人類承擔罪惡和苦難的極端象徵。耶穌死後三日復活，要求人類信仰上帝，行善免惡，等待末日審判的到來。屆時上帝將按照各人行為施行報應。信上帝者上天堂，行惡者則下地獄。在這種贖罪的過程中，帶着『原罪』罪責的人類不時犯下『本罪』，而上帝也不時對之進行懲罰。但是，在原始基督教中，上帝的懲罰對象並沒有嚴格的區分上帝的子民和上帝子民的敵人，並且與『末日審判』中對基督敵人那種毀滅性的懲罰糾纏在一起。而隨着基督教信徒的增多和教會地位的漸趨穩固，原先基督教團體那種為末日審判來臨作準備的傳教活動被漸漸偏置和反對，上帝對人類『本罪』的懲罰與那種對敵人毀滅性的『絕罰』嚴格地區別開來，並在中世紀正統神學家那裡成為一種有利於人類更徹底贖罪的途徑。奧古斯丁認為，上帝允許惡的存在是為了從中引出善。『罪惡從而成為宇宙中的一種結構，而且是對善良的人很寬容的一種結構。』（註：〔法〕羅貝爾•穆尚布萊著：【魔鬼的歷史】，張庭芳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4頁。）中世紀經院哲學的集大成者托馬斯•阿奎那(ThomasAqiunas)也認為，雖然上帝對於悔罪的人將免降永遠的刑罰，可是某些今生暫時的刑罰，是補償罪人對上帝的虧欠。這樣的刑罰也能使人避免將來犯罪。這就是『悔改的果子』。（註：張綏著：【中世紀『上帝』的文化――中世紀基督教教會史】，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61頁。）這樣，警示、告誡、拯救成為神譴理論中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甚至一些塵世的磨難被視為上帝的恩惠。比如麻風病就是如此，麻風病人此世的痛苦會抵消掉來世的苦難。（註：JosephP.Byrne,TheBlackDeath,London:GreenwoodPress,2004,p.39.）
　　但是，在現實中瘟疫、戰爭、饑荒這樣的懲罰往往遠遠大於人類罪孽的破壞程度。對於上帝『從重』處罰涉罪之人的原因，12世紀曾任英國坎特伯雷大主教的安瑟倫(Anselino)等人有着系統的論述。儘管這種論述並沒有嚴格的劃分原罪和本罪，但為中世紀人從『本罪』出發解釋慘烈的天災提供了可行性。安瑟倫說：　　『……如果上帝按照人應得的懲罰進行懲戒，那麼，上帝創造人類的目的便無從實現，而且人也無力作出足夠的補贖；這是因為，首先，人所做的，永遠不能超過他份內所能做的事；其次，因為人違反上帝的意志，損害上帝的榮耀，這需要的補償已是人力所無法辦到的；最後，整個世界不足以抵償對上帝意志的絲毫違反，與人的罪相當的補贖必須大於除了上帝以外的宇宙中的一切。』（註：轉引自張綏：【中世紀『上帝』的文化――中世紀基督教教會史】，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48－149頁。）
可見，在中世紀西歐基督教正統神學看來，人類因『原罪』而犯『本罪』，上帝為了警示人類，使之更好地贖罪，就會降下比『本罪』本身應受懲罰嚴重得多的災難。不過，在這裡還存在着一個問題：既然瘟疫是上帝對人間罪惡的懲罰，那麼醫生還可不可以對瘟疫作出力所能及的防治？這樣作不是對上帝懲罰行為的阻攔嗎？對此，筆者並沒有見到英國神譴論者的解釋，倒是意大利教會醫生喬萬尼•達•拉帕塞薩（GiovannidaRupescissa）論述可供參考：上帝的懲罰是神聖的，那些有罪之人肯定會因此喪生。而那些沒有犯下相關罪孽的人，只是受到了一種『間接傷害』(collateraldamage)，對於他們來說防治是必須的，因此醫生可以防治，也不需要區分防治對象。（註：JosephP.Byrne,TheBlackDeath,London:GreenwoodPress,2004,p.40.）
　　這種基督教信仰上的『神譴』思想，正是英國教會對瘟疫認識的基礎。比如約克大主教威廉•蘇支(WilliamZouche)1348年7月28日，他在對教省機構發出的警告中說：
　　人生在這個世界上就是一場戰爭，不足為奇，那些戰鬥因為事情的變幻不定而浸入痛苦之中，瞬息順利通暢，瞬息阻礙重重。因為萬能的上帝有時會允許那些他所愛的人遭受折磨，因為他們的力量因為精神的美好流露而變得完美，缺點隨之減少。沒有一個人不知道，因為這已經眾所周知，如此巨大的一場死亡，瘟疫和空氣的傳染，現在威脅着世界上不同的地方，特別是英格蘭。這很顯然是由於人類的罪孽所引起的，因為他們享受着美好的時光，卻忘記了這是最高施捨者的恩賜。（註：WilliamZouche,Intercessionaryprocessions(1),In:Horrox,transanded.,TheBlackDeath,p.111.）
　　那麼這種罪行具體是什麼呢？在基督教神學中，『救贖』與『原罪』息息相關，而中世紀教會所共同關注的問題之一便是那些關涉神聖德行(或義務)和來世人生的問題，即為了在最後審判時得到上帝的贖救，人們應當修養哪些神聖德性或者履行哪些神聖義務？為了在來世享受極樂至福，人們在此生應當怎樣生活？（註：楊方：【西方倫理學各期基本特徵概述】，【吉首大學學報】，2004年第2期，第34頁。）鑑於此，如前所述，『婦道』、淫蕩等社會道德問題成為了教會解釋瘟疫時所關注的對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