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商報評論曹旭剛：在歷史深處重溫苦難

　　民國18年，即公元1929年，在有『金周至』之稱的關中沃野之地——陝西周至縣，一個被人稱作王胖子的鄉鎮公務員，受命去鄉間賑災，不承想，被飢腸轆轆的災民一擁而上，分而食之。這段讓人不忍卒讀的故事，並非小說
家言，而是【周至縣誌】中的真實訴說，史家於不動聲色中，用一個不起眼的小人物的命運，深刻揭示了大饑荒中的人性之殤。

　　對於現代人而言，這樣的椎心之痛，已然在歷史的縫隙中漸行漸遠、搖曳消散；然而，最近上映的電影【一九四二】，又一次將這種人性中最為慘痛的記憶，重新呈現了出來。1942年的河南與1929年的陝西相比，僅有地域與受災人數多寡的不同，但饑荒中苦難的大地、卑微的人命，並無不同。

　　看完【一九四二】的所有人，幾乎都是在一片灰暗的情緒中走出影院的，即便車水馬龍的街道上陽光燦爛，也難以消解這段歷史帶來的沉重；與之相似的是，陝西地區的老人，每每提及民國18年年饉，也總是一聲嘆息，難以言說。1942年的河南饑荒，使得河南300萬人不幸殞身；同樣，1929年的陝西年饉，亦有300萬人因之殞命，流離失所者多達600萬人，而彼時陝西全省人口數量為1300萬。

　　其實，不管是河南還是陝西，不管是1942還是1929，都只是我們這個民族無數飢餓記憶的一部分；甚至可以說，『初則食樹皮，繼則賣兒鬻女，終則烈啖死屍，易食生人』，於浩渺的歷史長河中，從來就不曾遠離過這個民族的記憶——只不過，饑荒過後，倖存下來的人們，都不約而同地將這份殘酷深埋心底，不敢輕易觸碰。

　　但是，不敢觸碰的原因，並非僅是因為其中的昏暗及慘痛；更是因為，與天災交織在一起的往往是人禍。1942年的河南，日寇入侵，兵禍四起，政府挾制輿論、消極救災，大小官員藉機斂財；而1929年的陝西，亦是兵禍四起，苛捐雜稅多如牛毛，土地兼併日益嚴重，鴉片種植蔚然大觀。也就是說，無論是1942還是1929，抑或其他的大饑荒，都生動地詮釋了『天災人禍』這一中國人耳熟能詳的詞組。

　　大概，在所有由天災和人禍而交織的災難中，沒有哪種災難可以像大饑荒這樣，徹底而深刻地瓦解一切美好。人命，宛如草芥；信仰，轟然倒塌；尊嚴，消散於泥濘；甚至連家國概念，也可以頃刻不見……逃荒，其實逃的不是荒，而是命。

　　餓殍千里的路上，糧食無疑是最為強大的存在，孩童也罷，青壯年也罷，學生也罷，都只在這裡幻化成幾升不等的糧食。對於大饑荒的人來說，最為殘酷的無疑是，所有掙扎在死亡線上的人，都對苦難與死亡產生了極度的麻木，饑荒中，除了食物，一切都是浮雲，一切都可拋棄，一切都可出賣。

　　對於電影【一九四二】來說，在上映之後，評價同其他影片一樣，有人贊有人批。但某種意義上，電影的最大貢獻並不僅僅在藝術手法上，相反，馮小剛能夠用電影的方式，翻開歷史的深層帷幕，重新讓每個人溫習饑荒、檢閱人性，便已價值無限。想想看，在電影之前，又有幾人還曾知道，1942的河南，有這麼一段人間慘事？現在，又有幾人知道，1929年的陝西年饉，其慘烈程度，絲毫不亞於河南1942？

　　都說，歷史是一個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但換個角度來看，歷史更應該是一面鏡子。雖然，在中國人的心裡，歷來都有喜愛團圓、拒絕瘡疤的潛意識，但是，冰冷而堅硬的歷史，卻常常透過歷史的夾縫促使我們直面各種瘡疤。畢竟，只有敢於直面曾經的苦難，只有敢於反省過往，我們才能最大程度地避免重複苦難。

　　事實上，人類歷史上包括1942與1929在內的所有大災難，從來都不是單獨的某一項災難。1942河南大旱，蝗蟲之災亦是鋪天蓋地；1929年的陝西，九十餘縣，縣縣三年大旱、六料絕收，蝗蟲鋪天蓋地，而後瘟疫流行，冬日天氣極寒，鼠災肆虐……而百姓的避災能力，早已在苛捐雜稅、土地兼併、頻繁的戰事中，被消耗得乾乾淨淨。如此，無論倏忽到來的是何種天災，百姓脆弱得如紙糊一般，沒有絲毫的抵禦能力。

　　鄧拓的一部【中國救荒史】，從學術的角度清楚地詮釋了災荒在中國這個古老國度是何其頻繁。雖然在這部巨著中，僅有宏觀層面的冰冷敘述，未及小人物的命運起伏；但是，透過那一組組受災年份、受災面積及人數的統計，每個後來者都能於文字中，讀到深沉的苦難及家國之殤。

　　今天，一部【一九四二】，重新讓人們將目光投射到了過往的哀慟之中。每個人都試圖通過電影尋覓歷史，都試圖通過逃荒路上的種種圖景，銘記歷史的深沉與冰冷。不過，在回望的時候，所有人務必要明白，災荒固然可怕，但更可怕的是一個社會、一個國家，對個體生命及尊嚴的漠視。正常的社會中，可以讓百姓擁有強大的備災、救災能力，從而無懼任何災害；反之，則只能用人命與血淚，譜寫出一曲家國輓歌。

　　【一九四二】是一部電影，但又決不止步於一部電影。河南1942，陝西1929，類似這樣的每一個年份的背後，都是先人用悲慘生活鑄就的慘痛教訓；今日，我們理當銘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