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歷史春秋網 六、達與材力
葛洪在【抱朴子外篇】中，對魏晉清談放達之風多有微辭，有時兼括漢末，實際上主要還是指的魏晉。其【刺驕篇】有云：
世人聞戴叔鸞、阮嗣宗傲俗自放，見謂大度，而不量其材力非傲生之匹，而慕學之：或亂項科頭，或裸袒蹲夷，……此蓋左衽之所為，非諸夏之快事也。……夫古人所謂『通』『達』者，謂通於道德、達於仁義耳，豈謂通乎褻黷而達於淫邪哉！[9]（P29，43）。
又『疾謬篇』：
輕薄之人，跡廁高深，交成財贍，名位粗會，便背禮叛教，托雲率任，才不逸倫，強為放達[16]（P619-620）。
葛洪【抱朴子外篇】站在儒家立場上，認為通達，本應通於道德達於仁義，而不是縱情任性，背禮叛教。但他對戴良（字叔鸞）、阮的放達則有所保留，除了因為戴、阮有玄心（上引『今世人無戴、阮之自然』）外，還因為他們才力逸倫。也就是說，除非有過人才學，是不可『傲生』、『放達』的。我們知道，竹林名士均為博學多才之人，他們對玄學、儒學，以及文學、音律聲樂，皆有相當高深的造詣，至於清談，更是看家本領。嵇、阮、向等人均有高水平著作傳世，如嵇康的【聲無哀樂論】，在音樂史上成一家言，向秀【莊子注】，在玄學領域成一家言，阮籍的論著和詩歌，亦稱不朽之作。【世說新語・品藻】『謝遏諸人共道竹林優劣』條劉注引【魏氏春秋】，稱『（向）秀、（阮）咸、（王）戎、（劉）伶朗達有俊才』。大概葛洪認為，除非對玄學有高深的造詣，並有過人的穎悟力，才能真正放達『體道』，否則便是『誣引老莊，貴於率任』[16]（P632）。【世說新語・任誕】：『王孝伯言：名士不必須奇才，但使常得無事，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王恭是東晉末人，【世說新語・賞譽】稱他『有清辭簡旨，而讀書少』。阮氏後生阮瞻，本傳稱其『讀書不甚研求，而默識其要，遇理而辯，辭不足而旨有餘』。阮裕『雖不博學，論難甚精』。看來不深研學問，乃是東晉名士的特點。
七、達與胸中壘塊
【晉書】卷94【隱逸・戴逵傳】：
性高潔，常以禮度自處，深以放達為非道，乃著論曰：若元康之人，可謂好循跡而不求其本。故有捐本循末之弊，捨實逐聲之行。是猶美西施而學其顰眉，慕有道而折其巾角。所以為慕者，非其所以為美，徒貴貌似而已矣。夫紫之亂朱，以其似朱也。故鄉愿似中和，所以亂德，放者似達，所以亂道。然竹林之為放，有疾而為顰者也，元康之為放，無德而折巾者也，可無察乎。
戴逵對竹林和元康名士的放達作了區別，他對竹林名士持理解之同情，認為竹林名士的放達，是有根據（『有疾而為顰』）的達，有德的達，真正的達；元康的放達，則是捐本循末的作達，是無德折巾、無病呻吟的效顰之達，似達而非達。【世說新語・任誕】：
王孝伯問王大：『阮籍何如司馬相如？』王大曰：『阮籍胸中壘塊，故須酒澆之。』
劉孝標註云：
言阮皆同相如，而飲酒異耳。
阮籍『胸中壘塊』，既經魯迅先生揭示[4]（P192-196），人所熟知，那就是竹林名士所感受到的時代環境即來自於政治權力的高壓，使他們不得不從老莊之學中尋找精神家園，尋找安身立命之所，但如魯迅所說，他們內心仍對正統的禮教十分固執，因而心中充滿着矛盾、痛苦和彷徨。我們只要從【世說新語・逸】『阮步兵嘯』條劉注引【魏氏春秋】所載『阮籍常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慟哭而反』，就可推知在他放達通脫的行為背後的窮途末路心態。竹林名士和元康名士，以及江左名士，皆有杯中之好，王忱所言司馬相如與阮籍的飲酒之異，也正是竹林阮籍諸賢與胡毋輔之、王恭（字孝伯）一輩的飲酒之異。後者繼承了前者的飲酒，但其心中卻既沒有須酒澆釋的『壘塊』，也缺乏須酒激發的『才情』，更沒有須酒表現的『玄心』。所以王恭才會認為名士只須『痛飲酒』，而『不必須奇才』。
八、後論――魏晉時期達的內涵及其表現之變化、影響
行文至此，本節前面提出的問題，即阮籍心目中『達』的本義，他何以為達，以及何以不許子侄『作達』，應該大體明了。竹林名士基於道家思想特別是莊周思想的『達』，重在真率、淳至、自然而然，是『玄心』的自然流露，才情的自然表現，也是特定社會背景下的產物。【世說新語・任誕】王渾『欲作達』，【晉書・王渾傳】作『慕通達』， 『達』而須『作』、『慕』，即是『不達』，從而有違『達』的自然本意，而假放達『以利縱恣』，更是無德折巾，東施效顰，是對達的歪曲。上引【世說新語】德行篇及注引王隱【晉書】，稱王澄、胡毋輔之等人『皆以放任為達』，以至裸體，『祖述於籍，謂得大道之本』，『甚者名之為通，次之名之為達』，均明顯地含有王澄等人自以為『達』之意。【世說新語・任誕】『王佛大嘆言三日不飲酒』條劉注引【晉安帝紀】，稱王忱『少慕達，好酒』；同書【賞譽】『王丞相雲刁玄亮之察察』條劉注引鄧粲【晉紀】稱：『初，咸和中，貴遊子弟能談嘲者，慕王平子、謝幼輿等為達』；【晉書】本傳稱畢卓『少希放達』；【世說新語】雅量、任誕篇稱王子猷『欲為傲達』；都表明元康以後名士之『達』，皆有『作』、『慕』、『希』、『欲』即形式上摹仿的成分，雖放達不拘禮法一同竹林名士，但達的內涵及其表現，業已發生變化。這從上引【莊子・齊物論】郭象注和【列子・楊朱篇】張湛注中對『達人』的不同解釋：一個是通達物理、因仍自然從而無所拘滯的達人，一個是鑑於萬物無常、人生短暫因而主張縱慾行樂的達人，即可知魏晉時期『達』的含義及其表現的變化之跡。
前文提到，阮籍一直被視為魏晉放達士風的始作俑者，這是不錯的。不過，如果以東漢戴良、向栩、袁閎（俱見【後漢書】本傳）等人的事跡，比對阮籍、嵇康等人的言行，相似之處一目了然。【抱朴子】『漢過』、『正郭』、『疾謬』、『刺驕』諸篇，雖然主要說的是『漢末』，以『托古刺今，借題發揮』，對作者所處時代即兩晉之際士風進行抨擊。但兩晉放達之風，其淵源也確實可以追溯到漢末，故上引【抱朴子外篇・刺驕】在追溯晉代『傲俗自放』士風的根源時，就特別將東漢的戴叔鸞（戴良）與阮嗣宗（阮籍）並舉。二者之間當然有很大的差別，特別是在出現背景及指導思想方面，限於本文主題，這裡姑置勿論。
宋黃震撰【黃氏日抄】卷91【臨川李君Q齋說】（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云：『臨川李君以達名齋，而求說於余，余謂達之義有二：有達官之達，有達人之達，吾徒亦求為達人而已。達人之義亦有二，有遺落世事、放詩酒而齊死生以為達；有致知力行，脫凡近而游高明以為達，吾徒亦求為致知力行脫凡近游高明而已。然學如顏子，猶未Q一間，達豈易言哉。余故盡列其所聞，使李君擇焉而勉之者。夫在家必達，在邦必達，則惟修其在我而無求於人。鼓鍾於宮，聲聞於外，有不期而達者，亦有求達之心，所謂是聞也，非達也，尤不容不謹其辯。』黃氏所說的兩種達，是儒家內部（孔子、子張）對達的兩種不同看法，而他所說的兩種達人，則一屬道家，一屬儒家。黃氏學本朱子[2]，他當然主張做儒家的達人。他所說的『遺落世事、放詩酒而齊死生』的道家的達人，實際上是以魏晉時代的名士為原型的，可以說，魏晉以後中國古代文士接受道家的影響，在很大程度上，是以魏晉名士為原型的達人為媒介、為模楷的。儘管魏晉放達士風的內涵及其表現，如上所述，也曾經發生若干變化，但其中因仍自然、任性不羈、超越名教、超越世俗，即基於莊老思想的追求精神自由、尋求個體解放的基本方面，不僅深刻影響到魏晉南北朝時期作為統治階層的門閥士族的精神面貌，影響到當時的政治、文化及社會生活諸方面，而且還構成了中國傳統知識分子人生境界中高遠、浪漫的一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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