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際漢學研究 如何做到以平常心看待不同的漢學家，平等相處，既不是『大人』，也不是『鬼子』，值得我們警惕
陳平原，現為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
最近幾年，無論政府還是民間，都很強調跟海外漢學家對話。像北大每年一次的『北京論壇』，請了很多著名的外國學者，高規格招待，每回的開幕式都在人民大會堂舉行。上海則有『世界中國學論壇』，也很壯觀。這回中國人民大學召開『文明對話與和諧世界：世界漢學大會２００７』，更是群賢畢至，少長咸集。現在，各個大學對此都很重視，花大力氣引進，最好是諾貝爾獎獲得者；人文學沒有諾獎，別的大獎也行，反正要的就是『國際著名』。我讚賞這種開放的心態，但我更關心：請來了『大牌學者』，我們用什麼樣的心態跟他們對話，用什麼樣的策略跟他們交流。我曾經說過，即便『國際學界』成為一個整體，別的專業我不敢說，人文學永遠是異彩紛呈，不可能只有一種聲音，一個標準。不管以哪個為主導，只有一個聲音，一個標準，都不是好事情。在我心目中，所謂學術交流，主要目的是『溝通』，而不是『整合』。縫隙永遠存在，『對話』只是有利於消除誤會，也有利於提升各自的學問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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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王嘉寧
接下來，我想具體討論一下『對話』中可能面臨的三個問題。
首先，與漢學家對話時，應具備更為開闊的學術視野。我們必須意識到，『漢學家』並不等於『國際學界』；相反，所有的漢學家，都有與其本國學術對話的欲望與責任。過去，我們將漢學家作為中國人與其他國家主流學術對話的橋梁，而今天，由於旅行、留學以及譯介的突飛猛進，很多學者已經能直接（或藉助譯本）跟國外第一流學者（或者說人家的主流學界）對話。我想說的是，即便如此，我們仍然需要漢學家。問題在於，哪些是我們潛在的對話者——或者說，哪些漢學家更值得我們關注、學習、追摹？請記得，這不是一個自然而然的進程，其中包含着選擇，因而涉及趣味與立場，還有自家以及他人都可能有的『傲慢與偏見』。漢學家之進入中國人的視野，受許多因素的制約，比如，資訊傳播的途徑、語言障礙的大小、文化交流造成的人際關係、譯本出版的態勢等等。其中，留學生的派出與國家意識形態的控制，直接促成了『海外中國學』在中國的傳播。最明顯的例證，莫過於清末民初之取法日本，五六十年代之借鑑俄蘇，八九十年代之轉向美國，都並非學者們自作主張，而是『別無選擇』。所謂的學術交流，其實包含某種拿不上檯面的『算計』——說白了，有點『勢利眼』。如何做到以平常心看待不同的漢學家，平等相處，既不是『大人』，也不是『鬼子』，值得我們警惕。
去年秋天，北大召開題為『海外中國學的視野』的專題研討會，在『引言』中，我曾提及：２００６年是捷克漢學家普實克教授（Ｊａｒｏｓｌａｖ Ｐｒｕｓｅｋ）誕辰一百周年，就我所知，國內外共舉行了三次紀念活動。第一次，９月份，為【中國，我的姐妹】中譯本出版，在清華大學召開了一個小型的座談會；第二次，１０月份，在布拉格查理大學召開了國際學術研討會，我參加並發表專題論文；第三次，也是１０月，在北京外國語大學，中外學者聚集一堂，追念普實克的學術貢獻以及與中國人民的深厚情誼。在場的捷克大使很感動，說他絕對想象不到，事隔多年，中國人還這麼懷想一位外國學者。在這個會議上，有人重提陳年往事，說當初普實克如何把夏志清批得『啞口無言』。我當即表示，這說法很不恰當。夏先生也是國際著名學者，其專業成績早就得到學界的公認，而且，不久前剛當選台灣的『中央研究院』院士。要說對於中國學界的影響，夏先生比普實克還大。其實，這兩位都是值得我們尊敬的大學者，他們之間的爭論，代表了不同的學術流派，背後還有意識形態的因素。你可以選擇，也可以批評，但不能採用情緒化的表述方式。不過，這件事也凸顯了一個簡單的事實——所謂『海外漢學』，絕非鐵板一塊，而是複雜得很。
今天我們談『海外漢學』，很多時候，其實就是『美國漢學』。因為，懂英文的人多，譯得也快，因此，大家比較熟悉。當然，不否認美國學界力量很強。可用法語、德語寫作的中國學著作呢，為什麼譯得不多？我們都知道，法國、德國等歐洲國家有很悠久的漢學傳統，可似乎大家更關注美國的中國研究。就說日本吧，日本的中國學水平很高，實在不該被忽視。以前我們有個誤解，以為日本學者擅長的就是資料的搜集整理。其實不然，就拿我熟悉的現代文學研究來說吧，從竹內好到丸山昇、伊藤虎丸、木山英雄等，他們都有很強的思辨能力，不是純粹做資料的。更讓我感到遺憾的是，蘇聯解體後，俄羅斯學者的著述基本上被忽略了。記得１９８０年代我讀謝曼諾夫的【魯迅及其前驅者】，感覺很好。現在，除個別專業外，大家都不學俄語了，也沒人譯俄羅斯學者的中國學著述，這很可惜。目前，中國學者撰寫的論著里，引英文書的很多，引俄文書的極少，在我看來，這不正常。
第二，與漢學家對話時，應保持平和的心態。雖說中國在崛起，但中西之間，政治、經濟、文化等諸多方面，依舊很不平等。這樣一來，所謂的『交流』與『對話』，處於低處者，不免顯得吃力，也有些許的誇張與造作。時至今日，還認定只有中國人才能理解中國、闡釋中國的，已經很少了。起碼在表面上，大家都會承認海外漢學家的貢獻。當然，也可能走到另外一個極端，那就是俗話說的，『遠來的和尚會念經』。其實，不完全是這樣的，海外中國學家，有『洞見』，也有『不見』；有優勢，也有劣勢。正因為這樣，才有必要展開深入的對話。在我看來，不同學科，國際化的程度不一樣。相對來說，自然科學很早就國際化了，同樣在【科學】、【自然】上面發文章，對學問的評價標準大體一致。社會科學次一等，但學術趣味、理論模型以及研究方法等，也都比較容易『接軌』。最麻煩的是人文學，各有自己的一套，所有的論述，都跟自家的歷史文化傳統，甚至『一方水土』，有密切的聯繫，很難截然割捨。因此，在我看來，人文學研究，完全『與國際接軌』，既不可能，也沒必要。人文學裡面的文學專業，因對各自所使用的『語言』有很深的依賴性，大概是最難『接軌』的了。
具體到我們專業，中外學者的差異，除了學術思路及語言隔閡外，更重要的是，外國文學研究與本國文學研究之間，其對象、方法及宗旨，有很大的距離。說到底，日本學者也好，美國學者也好，所謂的『中國文學』，對他們來說，都是外國文學。就像我們北大英語系、日語系，他們在認真地討論福克納或川端康成，但對於整個中國學界來說，他們的聲音是邊緣性質的，不可避免地受主流學界的影響。同樣道理，理解美國的中國學家，他們為什麼這麼提問題，必須明白他們所處的學術環境。也就是說，他們也受他們國家主流學界的影響。本國文學研究不一樣，有更多的『承擔』——研究者跟這片土地有着天然的聯繫，希望介入到社會變革和文化建設裡面去，而不僅僅是『隔岸觀火』。在這點上，本國文學研究確實有其特殊性，可能顯得有點粗糙，但元氣淋漓。
當然，現在出現了『第三條路』——在美國學界表現得尤其突出。那就是，很多華裔學者同時用雙語寫作，既用英文在美國教書，也用漢語在大陸或台港發表論著，影響當地的學術和文化進程。比如哈佛大學的王德威教授，他兩邊都寫，英文好，中文也好。對於這批華裔學者來說，『中國文學』既是外國文學，也是本國文學。
記得三十年前，台灣大學中文系教授臺靜農曾告誡他的學生林文月：你要出國留學也行，但別進東亞系；東亞系培養出來的博士，我們台大不要，因為程度不夠。這是三十年前的事。台先生那一代人相信，別的專業如物理、化學等，美國確實比我們強；但要說中國文學研究，國外大學培養出來的博士，肯定不如我們自己的。今天，幾乎所有的中國大學，都熱烈歡迎『勝利歸來』的留學生——不管什麼專業。這麼說，絲毫沒有嘲諷的意思。
第三，所謂的學術交流，應儘量從資料、技術層面，逐漸擴大到理論、精神層面。資料以及技術層面的互相幫助，是題中應有之義。資料上互通有無，這是學術交流的起點，也是最早的動因，直到今天，也還很重要。不管是私人層面的，還是公家層面的，這都是最為實在的『文化紐帶』。早年的象徵性事件，可舉出１９０９年法國漢學家伯希和在啟程返法之前，在北京向羅振玉出示從敦煌獲得的唐人寫本等資料，直接促成了中國學者對敦煌文書的興趣。還有，胡適、鄭振鐸等人的巴黎訪書，也都對其學問的形成與發展頗有影響。今天，藉助互聯網，信息傳遞很容易，而交換各自製作的專題數據庫，依然重要。因為，雙方交換的，不僅僅是有形的物件，更是看得見摸得着的『信任』與『友情』。
不同學科不同課題，對於新技術的要求其實不太一樣。以前，中國很窮，從圖書資料到技術手段都很落後，對於國外學者優越的學術環境十分羨慕。現在，這個差距在明顯縮小。因此，我必須談及問題的另一面：在學術交流中，過於強調資料上的『互通有無』，有時是包含着某種潛台詞，那就是，對對方的眼光與趣味不太信任。我在【中國學家的小說史研究】中談到：二三十年代中國的學術界，對於日本學者之發掘珍藏、重刊佚書有極高的期待，對其鑑定版本的能力也大為讚賞。實際上，【遊仙窟】、『三言』及元刊全相平話等小說的重新發現，確實使得中國小說史的研究大為改觀。孫楷第、馬廉、董康的日本訪書，得到學界的一致好評；長澤規矩也、鹽谷溫等日本學者的貢獻，更是為中國的小說史家所關注。學者們之格外推崇日本的中國學界，尤其關注其『書志學』方面的工作，其實隱藏着一種偏見，即，不大信任中國學家的理論眼光與欣賞趣味。這種傾向，一直延續到１９８０年代——此前四十年（１９４０—１９７０年代）譯介的少得可憐的小說史論，大都屬於版本考辨或史料甄別。
這讓我想起，十幾年前，有位德國教授非常直率地告訴我——也只有德國教授才會這麼做，他說，我學漢學三十年，沒有買過一本中國學者寫的書，我只買你們的資料集。你們的資料，多多益善；至於理論，我們自己有。其實，不少漢學家都有這種想法，即，自信其眼光、見識、學術訓練都在中國學者之上，只是資料不夠而已。十幾年過去了，我們逐漸參加到國際上關於『什麼是中國』這樣的討論裡面來了。越來越多的中國學者參與國際對話，國外學界對我們的看法也在發生變化。同時，我們對西方漢學的看法也在轉變，既不一味拒斥，也不再盲目崇拜。
正因此，我才再三強調，所謂的學術交流，應儘量從資料、技術層面，逐漸擴大到理論、精神層面。我在北大出版社組織翻譯出版丸山昇、伊藤虎丸、木山英雄三位學者的論文集，記者問我為什麼，我的答覆是：他們的研究背後有情懷。這三人都是戰後進入大學，在竹內好的影響下，開始與魯迅進行精神對話的。面對新中國的成立，思考戰敗國日本的命運，進而反省日本近代化的挫折，這是丸山這一代現代文學研究者主要的工作動力。如何看待中國革命的經驗與教訓，不僅與其專業研究，更與其精神狀態有着十分密切的聯繫。
有基督教文化背景的伊藤虎丸，關注魯迅早期思想根源，側重魯迅與尼采、與日本明治文化的聯繫；而借討論【破惡聲論】中的『偽士當去，迷信可存』，直接挑戰現代中國的啟蒙論述，更是意蘊宏深。閒雲野鶴般的木山英雄，着重探究的是魯迅的詩性及其哲學，故以【野草】為中心，展開深入細膩的論辨。政治意識濃厚的丸山昇，更欣賞作為『革命者』的魯迅，着重研究魯迅晚年在『革命文學論戰』中的表現。我們也譯介了不少很精彩的日本學者的專業著述，那些都是功力很深的『專家之學』。但丸山、伊藤、木山三位，其著述中有更多內心的掙扎與精神的歷險。他們從自己的生命體驗出發，逐步接近魯迅與中國現代文學，這種閱讀以及寫作的姿態，很讓我感動。時過境遷，好些論文的觀點已被超越，但我欣賞這些專業著述中隱藏着的精神力量。不僅僅是技術操作，而是將整個生命投進去，這種壓在紙背的心情，值得我們仔細品味。
也就是說，漢學家並非都是『外部觀察』，他們也有自己的『內在體驗』與『生命情懷』，這些，我們同樣應該關注與體貼。這裡有文學趣味的差異，也有意識形態的隔閡，但講究『和而不同』的學術交流，必須上升到如此層面，才有可能洞幽燭微。這一對話，有時甚至與具體的專業論述關係不大；但有沒有這種精神層面的對話，決定了學術交流的質量（自然科學家另當別論）。
中外學界之從『對峙』轉為『對話』，已經走過了漫長的路程。在技術手段、理論方法以及精神層面，保持良好的接觸與交流，這很重要。但我想強調，說到底，本國研究與外國研究，各有各的立場，也各有各的盲點。因此，我們與漢學家之間，很可能是：各有各的學術趣味，也各有各的廣闊天地。而且，同在一個地球上，就會有競爭，尤其是在如何『詮釋中國』這個問題上，多少會有『話語權』之爭。只說『和諧』還不夠，還需要『同情之了解』，以及『不卑不亢』的辯難。所謂的『對話』，並非走向『世界大同』或『輿論一律』，而是儘可能地完善自家立場。
２００７年３月２１日於京西圓明園花園（本文略有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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