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歷史春秋網 三、不具名專家筆下的第二次鴉片戰爭
該稿作者堅稱英國發動該場戰爭，與鴉片毫無關係；他認為導致該場戰爭的主要原因有三：英國『堅決捍衛道德，擴大經濟利益，和爭取外交平等』。他對其高論闡述如下：
第一，從道德的角度看，他認為英國人堅定不移的道德信仰是：自由貿易對全人類，甚至對那有眼無珠(purblind)的中國人都有利。[21]為了證明這一點，他引述前香港總督包齡爵士(Sir John Bowring)的話說：『自由貿易就是耶穌，耶穌就是自由貿易。』[22]他的邏輯是：耶穌是最道德不過的了，既然耶穌是自由貿易，那麼自由貿易，包括鴉片的自由貿易，當然是最道德不過。他進一步闡明其理論說：『鴉片在中國以外的地方，包括英國和印度，都是合法的，單單在中國不合法。結果在中國，不但成千上萬的中國商人與黑幫，瘋狂地走私鴉片；就連最上層的高官，也染指其中。』筆者遍查其書稿正文及全部注釋，皆不獲其所指最上層的中國高官是誰。但他的結論卻不言而喻：英國人，奉公守法，敬畏耶穌，很道德；中國上下人等，無法無天，走私鴉片，不道德；該打！攻打中國就是替天行道。
第二，他認為從經濟利益的角度看，英國必須打垮中國的貿易壁壘。因為英國從中國進口大量的茶絲與陶瓷，中國卻很少買英國貨，導致英國嚴重入超，嚴重影響了英國全國上下的生計。英國政府替天行道，用大炮轟開中國的市場。市場愈大，英國人愈能多賣英國貨，日子就愈好過。中國該打！
第三，他認為從外交平等的角度看，『中國自古以天朝上國自居，以萬邦來朝為榮，完全沒有、也絕對不容許外交平等的概念與做法，』英國為了爭取天經地義的外交平等，必須狠揍這艘『殘舊的、失控的、光憑龐大身形，裝腔作勢嚇唬鄰邦的一級兵艦』。[23]中國該打！
竊以為此稿作者的連番高論，毫無新意，只是言辭與態度比過去任何一個時代的歐美作者都更為強硬，竟然打出了替天行道的口號，喊打之聲響徹雲霄而已。茲將其高論逐條分析如下：
第一，『爭取外交平等論』，早在1842年已經有人哼出此調，他就是美國第六任總統約翰・昆西・亞當斯(John Quincy Adams)。[24]他爭取連任總統失敗後，不甘寂寞，於是跳出來說三道四，曰：『導致該場戰爭的原因是叩頭！――狂妄無知的中國人裝腔作勢，嚴拒平等對待外邦，儘管是通商，也把要主僕關係強加於外人，並將其盡情羞辱。』[25]竊以為當時天朝上國的狂妄無知，故屬實情；而這位總統，藉此最易惹起外人憤怒的理由，來掩蓋鴉片戰爭的實質，也確實手法高明，不失政客本色，但脫離事實。難怪此言於遠在天邊的波士頓出現後，在接近鴉片戰爭現場的澳門【中國叢報】(Chinese Repository)的美國編者們，即拆穿其西洋鏡，曰：『我們不同意鴉片與該場戰爭無關的說法，因為鴉片毫無疑問，是導致鴉片戰爭的罪魁禍首。我們轉載他的宏論，主要是由於我們也認為中國之自欺欺人、狂妄自大與無知，實為鴉片戰爭之遠因。』[26]無奈到了1967年，英國小說作家韓達德(Douglas Hurd)，在其一本有關第二次鴉片戰爭的歷史專著中，竟然仍拾約翰・昆西・亞當斯之牙慧。[27]由於道格拉斯・賀特後來從政，並遞升為英國外交大臣，[28]影響非同凡響。文以人傳，就難怪時至今日，仍有人順水推舟，竭力借屍還魂。
第二，『擴展中國市場論』，毫無新意。此論1968年已經由牛津大學拉丁美洲歷史講座教授克里斯托弗・普拉特(Christopher Platt)提出，[29]並藉此代替鴉片那不容代替的功能，結果當然沒多大市場。
第三，『道德論』，所用同樣是掩眼法：故意把自由貿易的道德論，與鴉片貿易的道德論，混為一談。自由貿易固然是道德的，鴉片貿易當然是不道德的。他絕口不提鴉片貿易之不道德，反而大談特談自由貿易的道德，進而說鴉片戰爭是為了爭取自由貿易(不言而喻包括鴉片的自由貿易)，因而得出英國發動鴉片戰爭非常道德，中國拒絕鴉片自由貿易極為不道德的結論。其混淆視聽之才能，堪稱登峰造極。威廉・渣甸(William Jardine)這位怡和洋行的大老闆，被時人譽為鐵頭老鼠的販毒頭子，走私發了大財以後，榮歸故里，當選為國會議員，推動對華戰爭不遺餘力。當時他最能打動人心的戰爭藉口就是自由貿易，因而得到英國工商界的廣泛支持。英國以商立國，當然更得到政府的支持。但到底威廉・渣甸只以利誘，當前不具名的書稿作者卻把問題提升到道德的層面：英國發動鴉片戰爭非常道德，打垮那不道德的中國是替天行道。中國該打！手法比威廉・渣甸更為高明。
書稿作者之結論――鴉片戰爭乃文化衝突的必然結果，同樣是舊聞。始作俑者是賀瑟・柏露・馬士(Hosea Ballou Morse)。對中國近代史學家來說，他的名字毫不陌生，大家通稱他為馬士。他在1910年代出版了一套三冊的【中華帝國的國際關係】(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上述宏論，他在第一冊第三章至第七章中發揮得淋漓盡致。[30]此論更在1950年代由哈佛大學的費正清教授及其弟子張馨保教授發揚光大，[31]直到人走了，茶才涼。
一言概之，該稿之最高目標，是盡情否定鴉片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中的關鍵作用。但是，若鴉片之作用果然是如此微不足道，則為何中國人、甚至不少外國學者均把這兩次戰爭稱為『鴉片戰爭』(Opium Wars)？對此，該稿作者提供了如下答案：『如果有人說，英軍攻陷了中國並占據了北京，當代讀者一定認為是天方夜譚。這就是為什麼，19世紀英國與中國那兩場細小的摩擦，被命名為「兩次鴉片戰爭」，非如此不能取信於21世紀的耳朵。』[32]既然該稿作者認為『兩次鴉片戰爭』這名詞是21世紀的學者杜撰出來的，那麼他將如何解釋，這名詞在20世紀的西方學術界，已經被廣泛採用？曾採用過這名詞的學者之大作，其參考書目中列舉了不少，但遺漏了更多。[33]
無論如何，21世紀的英國讀者，恐怕很難接受該稿作者的高論。君不見，駱菲爾就在其現在已成為名著的【鴉片戰爭：毒品、夢想與塑造中國】中，絲毫不迴避『鴉片戰爭』這名詞。這正是由於她勇於面對史實而不矯揉造作，故受到西方高級知識分子的歡迎。[34]若該不具名書稿的作者在1960年代提出其高論，相信大家都不會感到驚訝，蓋當時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的中國近代史教程，就把兩次鴉片戰爭命名為『兩次中國對外戰爭』(The First and Second China-Foreign Wars)，真是貽笑大方：在中國漫長的歷史中，難道僅有此兩次與外人交鋒？當今倫敦大學的亞非學院已經開明多了，21世紀的英國人也開明得多了，唯獨該稿作者還在拼命地嘗試拖他們後腿。
下面是有關該稿的一些具體歷史細節。
該稿作者堅稱第二次鴉片戰爭的導火線，是那艘在香港註冊的商船『亞羅號』(Arrow)的英國國旗，被廣東內河水師扯下來了。扯下英國國旗就等同侮辱大英帝國，英國人為了報復國恥，於是發動戰爭。這種說法，毫無新意，它正是過去英國史學界長期以來的正統解釋。但是，這正統解釋早已被筆者的【鴆夢：第二次鴉片戰爭探索】[35]打垮了，拙著證明了英國國旗並沒升起，故無從被扯下。筆者的證據和研究發現如下：
第一，按英國航海慣例，英船駛進海港，必須降國旗，直到重新啟碇才再次升起。進港降國旗是為了表示對主權國的尊重。『亞羅號』在事發一個多星期前，已經駛進廣州停泊。停泊期間，其英國國旗一直沒有升起。若英國國旗一直沒有升起，又從何被扯下？
第二，英國著名史學家、牛津大學教授威廉士・柯士丁(William Conrad Costin)認為，當時『亞羅號』很可能正準備啟碇，以致該船水手很可能就提前升旗了。[36]但是，筆者的研究發現，所有目擊者都異口同聲地說，當時『亞羅號』的船長正在另一艘船上，與該船船長共進早餐。『亞羅號』的船長不在，『亞羅號』水手哪敢啟碇起航？若起航就罪同叛變，要問吊的。
第三，按英國航海法規定，英船進港時，船長必須親自把航海執照呈當地領事館保存，領事館藉此約束水手的行為。若行為不檢，領事館人員就把該船的航海執照扣押起來，不許啟碇。『亞羅號』事件發生在1856年10月8日上午8時左右，而英國駐廣州領事館則遲至上午10時才開始辦公。當天上午8時，『亞羅號』還未取回航行執照。沒有航行執照，誰敢啟碇？追究起來，吊銷執照還屬小事。
第四，事發時正值退潮，若8時啟碇，儘管不開行，『亞羅號』隨退潮漂流，到了10時，已經從廣州港口往下游漂流得無影無蹤，『亞羅號』事件絕對無法在廣州港口上演。[37]
該稿作者在其參考書目中曾列出筆者英文原著【鴆夢：第二次鴉片戰爭探索】，並在其『附錄A』中高度讚揚其學術水平，但對其內容卻視若無睹，一口咬定英國人是由於英國國旗遭到侮辱，故出兵雪恥，並藉此證明中國該打！
在洗雪國恥這個問題上，該稿作者更指責廣東內河水師摑了英國駐廣州代領事巴夏禮(Harry Parkes)的臉。其實，當時巴夏禮氣鼓鼓地跑到廣東內河水師的紅單船上，盛氣凌人地命令中方釋放被逮捕的『亞羅號』水手，遭中方嚴拒後，巴夏禮盛怒之餘，竟然不顧身份，而親自動手為『亞羅號』的水手解綁，結果與中方發生肢體接觸，雙方互相推撞之際，巴夏禮自稱被中方『打了一下』。[38]結果這個『打了一下』，到了該稿作者筆下就變成『摑了他的臉』。須知『打了一下』是雙方互相推撞時難免發生的事，是中立的。『摑了他的臉』，侮辱性就很強。該稿作者，避而不談巴夏禮動手放人的粗暴行徑，也絕口不提雙方曾發生互相推撞的事實，卻不顧一切地指責中方摑了英女王陛下代領事的臉，侮辱了英女王陛下及其所代表的整個大英帝國，該打！這種寫法，從歷史研究的角度來看，是查無實據，從民族感情的角度來說，是極盡煽動之能事，是極為不負責任的寫法！
從小節到大局，筆者的研究又發現，早在『亞羅號』事件發生之前，遠在天邊的英國政府已經作出了遠征中國的決定，並通過其駐巴黎大使，正式邀請法國出兵，聯手攻打中國。准此，若『亞羅號』事件真的扮演了導火線之角色，只不過是英國在絞盡腦汁來尋找戰爭藉口而不可得時，『亞羅號』事件像及時雨般降臨而已。[39]
該稿作者三番四次地強調，英國之發動第二次鴉片戰爭之主要目的，是為了消除天朝上國的氣焰。當時天朝上國的氣焰固然有之，但不能藉此而否定鴉片的關鍵作用。拙著【鴆夢：第二次鴉片戰爭探索】第14章―17章之中所列舉有關鴉片及相關的無數真憑實據，表14.1至表17.10共59個表所羅列的大量有關鴉片及相關數據，均證明了鴉片對大英帝國的全球戰略及全球經濟網所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該稿作者的參考書目包括拙著，但對其內容卻視若無睹。
該稿作者結論是：『中國人吵得最凶、而西方人又不假思索地接受了的論調――英國把鴉片強加在中國頭上――是站不住腳的。』竊以為英國固然沒有把鴉片強加在中國頭上，那只不過是中國搞宣傳的人試圖把複雜無比的歷史現象，用最簡單的語言來教育普羅大眾而已，有頭腦的中國人、西方人，都不會輕信。在嚴肅的學術探討中，該稿作者用大眾化的宣傳品作為辯論根據，並藉此證明鴉片與第二次鴉片戰爭無關，意欲何為？
英國之發動兩次鴉片戰爭，在20世紀已經有不少英美學者為其做過辯護，論點都是退守性的，皆力陳中國的種種不是，英國別無他法，才逼得出兵攻打中國，討個公道。讀來有點逃避責任的味道；內疚之情，若隱若現。這種內疚，到了21世紀初期，表現得更為公開。例如英國BBC電視台，2004年製作了一套四輯的【大英帝國始末】(Scotland\'s Empire)，在拍攝有關遠東的那一輯時，特別派攝影隊採訪筆者，採訪就以筆者的【鴆夢：第二次鴉片戰爭探索】為基礎。因為大英帝國在遠東的部分，正是以兩次鴉片戰爭為開始而建立起來的；而推動第一次鴉片戰爭不遺餘力的怡和洋行大老闆威廉・渣甸，正是蘇格蘭人，他的合作夥伴詹姆士・馬地臣(James Matheson)也是蘇格蘭人。的確，替英國前往世界各地打天下的急先鋒，大多數皆蘇格蘭人，故該電視紀錄片的製片人幽默地稱之為Scotland’s Empire(蘇格蘭人的大帝國)。BBC電視台的編導開宗明義就說，大英帝國遠東區之建立是『帝國主義剝削別人之一個令人毛骨悚然的例子』(a chilling example of imperial exploitation)，內疚之情，溢於言表。這種論調，反映了英國精英在大英帝國崩潰後，經過半個世紀的反思，而接受了筆者研究成果。 |
桂公網安備 45010302003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