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人格建構的理性特徵

中國傳統哲學的核心是人生問題，而人生問題的核心則是理想人格的建構。中華民族自古以來就十分注重培養和塑造自己的理想人格，構建形成了獨特的 理想人格體系，成為幾千年來中國人取法師表的人生目標。中國傳統的理想人格不僅是一種歷史文化現象，也是一種價值取向和人生哲學，集中體現了中國傳統文化 的理性特徵，對當代人的人生修養和人格塑造仍然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取法乎上，效行相宜

中國傳統的理想人格基型，最早可上溯至上古的帝堯時代。【尚書·堯典】開宗明義就塑造了帝堯這位『道德聖王』，他敬事明達、溫文爾雅、誠實恭 謹、謙和禮讓、選賢任能、明察百官、敦睦九族、協和萬邦、光被四表、引領天下……這些上古『聖王』後來常被人以『大人』『聖人』相稱。從孔子開始，先秦諸 子對上古帝王予以理想化，至孟子時，形成了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的道統系列。

中國的傳統人格追求彰顯了至高的理想性。從取法乎上的人生境界而言，儒者仰『聖』，道者崇『仙』，墨者尚『俠』，悟禪者敬『佛』。這些理想人格 是他們各自追求的最高人生目標和人生境界，可敬仰師表，但往往可望不可即。所以，中國古代的傳統人格建構，非常注重理想人格培育和踐行的現實可行性，從上 至下構建了一個差等有序的理想人格系列。比如，儒家人格的最高境界是『聖人』（盡善盡美者），次為『賢人』（執着行善者），再次為『君子』（德才兼備、修 己安人者），又次為『士』（學以立志、知恥有為者）。

同時，中國傳統的理想人格設計又是以現實的人的實踐作為基礎的。在中國傳統社會中，最具有理想人格潛質者就是稱之為『士』的階層，他們是具有獨 立人格的人，也是最有可能追求和實踐理想人格的人。不過，儒家心目中的『士』是以行仁為己任的『賢士』，道家心目中的『士』是返璞歸真、逍遙自在的『隱 士』，墨家心目中的『士』是以身赴義、義無反顧的『義士』，魏晉以來釋家心目中的『士』是有心向佛、心存善念的『居士』。先秦的士子處於春秋戰國的社會大 變革時代，逐漸開始分野。從社會流向的態勢上看，儒者向上，走向上層，成為入世有為的士大夫；道者向外，走向山林，成為飄逸無羈的隱形人；墨者向下，走向 民間，成為俠肝義膽的平民代言人。釋家作為外來宗教，融入人世間，成為慈悲為懷、普度眾生的『活菩薩』。無論他們的人生走向如何，但都有自我的獨立人格。 士子階層這種相對獨立與分野，為諸家人格的取法、踐行和躍升，提供了現實的社會基礎。

反身內求，自我超越

人類的本性是共通的，在提升主體自覺、追求精神超越和實現人生價值上，東西方各個民族並沒有本質的區別，但在路徑走向或超越方式上，卻有着明顯 的差異。相比西方人追求『絕對理性』、『上帝的天堂』這種外在的精神超越方式，中國人則是立足現實世界來追求人生的價值實現和精神境界，走向人生自身內在 的自我超越之路。

其一，人生價值目標是人之主體的理想人格。先秦諸子言論中的堯、舜、禹等聖人，後世雖有所神化，但他們既不是人格神，也不同於西方基督教融『聖 父』『聖子』『聖靈』三位一體的耶穌、伊斯蘭教『真主』的代言人『先知』，而是可稱之為『人倫之至』『百世之師』的人。儒家所推崇的『賢人』『君子』，是 居仁行義守禮、入世有為的『內聖外王』的道德模範；墨家的『任俠』『義士』，是以身赴義、義無反顧的英雄豪傑。即便是道家的『神人』『至人』『真人』乃至 釋家的『佛陀』，其實也都不是人的世界之外的『神仙』『上帝』，而是返璞歸真、長生久視的人，是看破紅塵、內心安詳的覺悟者。這些理想人格在本質上還是人 的道德品質、精神境界、氣節情操的再現。

其二，人生終極歸宿是人之本體的精神世界。在解決人的靈魂安頓和精神、情感需求的問題上，中國傳統的人生哲學，皈依的不是彼岸的『伊甸園』『極 樂淨土』『天堂』，而是超越個體自我從而與社會或自然合一的此岸世界，是人之本體的精神世界。這個理想中的精神世界，概而言之，是儒家『盡心、知性、知 天』後的『聖鏡』，是道家『復歸於無極』『復歸於朴』『復歸於嬰兒』的『真性』，是釋家『一切唯心所現』的『本心』，其本質上是人自身修養、修為而升華所 要達到的『天人合一』『涅槃解脫』的理想境界，並外化為『無憂』『不惑』『不懼』『自在消遙』『寧靜安祥』的精神狀態。這種終極追求體現了中國人『止於至 善』的道德信念以及『和合』『自然』『空靈』的審美理想。

其三，人生超越路徑是人之個體的自我修為。如何實現人生的自我超越，基督徒寄託於『上帝』的救贖，穆斯林信賴『先知』的啟示，而中國的傳統人生 哲學則強調，主體自我的價值實現，是人自身『為學』『為道』的結果。儒家認為，『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而且，『人皆可以為堯舜』。而 能否成為理想中的人，重要的不在於結果，重在追求『成仁』的過程。這種內在的自我超越，體現了人生個體存在的有限性與精神超越的無限性的有機統一。

順天應人，守正創新

一個民族的理想人格從本質上是其文化精神的集中表達。在中國古代先哲的眼裡，人的存在與天地自然的存在是不可分割的統一體。因而他們所構想與設 計的理想人格，其人生的理想境界是『順天應人』『樂天知命』『天人合一』。這種領略自然、參悟人生的『順天應人』之道，為中國古代先哲們思考人生哲學的要 義，提供了取之不盡的智慧之源。其中，作為『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君子品格，時至今日仍然是當代中國人嚮往取法的人格修養的楷模。

理想人格也是時代的文化符號。中國自先秦諸子時代建構理想人格基型以來，既有儒家心憂天下、濟世有為的『聖賢』『君子』主導型人格一以貫之，又適應社會變遷與時俱進而不斷開新，體現了歷史性與時代性的有機統一。從中國人格精神嬗變的流向上看，大體上經歷了三個轉型期：

第一次轉型是在春秋戰國時期，由『聖王人格』時代走向『士子人格』時代。隨着周王室衰微，官、師開始分離，社會的急劇變革促使士人走向民間，各 諸侯國都千方百計謀求富國強兵之策，『禮賢下士』之風泛起。而遊說之士也莫不以匡君救世為己任，紛紛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張。士子們或遊說列國，或聚徒講學， 逐漸形成輿論開放、自由爭鳴的氛圍，迎來了士子的黃金時代。諸子根據各自的政治主張，構建自己心目中的理想人格。但無論儒家的『君子』、道家的『真人』、 墨家的『任俠』，皆非古代的道德『帝王』『聖人』『大人』，而是士子的人格理想，實際上是士子們的理想化身。及至秦漢大一統特別是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 儒術』以後，綱常名教大興，儒家的『聖賢』『君子』型理想人格被統治者尊奉為人格典範加以倡導，成為主流形象。

第二次轉型是在魏晉時期，由倡導『內聖外王』的儒家賢人君子，到崇尚『魏晉風度』的風流名士，最終走向認同『以儒治世、以道修身、以佛養心』的 複合型的士大夫人格。魏晉是中國歷史上一個極為混亂動盪的時代，儒生們所標榜的綱常名教已經喪失了穩定社會的功效。以『竹林七賢』為代表的士子們，對先秦 儒家憧憬的社會理想及其仰慕的理想人格也開始動搖並趨於幻滅，老莊玄學則風行其道，在天地宇宙的大自然中尋找人生的真諦，體現了精神上覺醒者的風骨，史稱 『魏晉風度』。它既是這個時代的一種人格精神，也是一種生活方式。其特點是：崇尚虛無、輕蔑禮法，淡泊宦情、冥於自然，通脫世俗、率性而行，雅重自持、處 變不驚，超脫飄逸、貴生全身。而這在某種意義上講，是對儒家綱常名教倫理的一種人格『異化』與反叛，具有一定的思想解放作用。自魏晉以後，持續四百餘年的 士族文化由盛而衰，及至隋唐新的大一統局面形成特別是中唐以來，儒家道統開始復興，兩宋以後，儒、道、釋開始走向合流，經過儒家士大夫的改造，形成以儒為 主、兼容釋、道的理學，在人格取法上，也逐漸形成了認同以儒治世、以道修身、以佛養心的士大夫人格。

第三次轉型是近代以來，由中國傳統的士大夫人格向新型的現代人格轉型。晚明以來，隨着商業經濟的發展，士人階層開始對理學提出質疑、反思和批 判。晚明泛起的這股啟蒙思潮，隨着近代中國『前所未有之變局』而中斷，救亡圖存成為時代主題。中國人從初識『技不如人』興洋務，到深究『制不如人』搞變 法，再到自覺開啟新文化運動，強力批判封建禮教，形成了近代啟蒙意義上的思想解放潮流。陳獨秀等人以【新青年】為平台，以『新青年』為代言倡導現代新型人 格，即『自主的而非奴隸的、進步的而非保守的、進取的而非退隱的、世界的而非鎖國的、實利的而非虛文的、科學的而非想象的』新型人格，引導人們追求青春之 中國、青春之世界。以此為起點，中國人的人生理想追求開始走上了培育和塑造現代人格之路。然而值得關注和思考的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中國人對新型的現 代人格的建構，從一開始就與救亡圖存、民族復興的時代主題緊密相連，具有強烈的為國為民的憂患意識和歷史責任感、使命感，體現了民族利益、社會價值至上的 人生取向，這與傳統儒家的『心憂天下』『入世有為』的主導性人格精神形成了高度的契合。

（作者單位：吉林省教育廳）

中國傳統哲學的核心是人生問題，而人生問題的核心則是理想人格的建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