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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反思] 華夏文明中國古代的『士』與知識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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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東受學 發表於 2016-5-21 01:31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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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諼彈鋏圖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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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戰國時期,中國崛起了一個特殊的階層——士,這批優秀之士不僅有知識、有技能,而且關心民瘼,熱愛國家,有仁者之心。這樣的士相當於今天的知識分子,但是其範疇要更寬廣。孔孟二聖對於士的論述不斷建構和充實着士的精神價值,不僅對知識分子,而且對中華民族性格的形成與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我們應該認真分析、研究、賡續,使之成為推進我國當代文化建設的重要動力。

士的崛起

士,是中國古代的一個特殊階層。

士在甲骨文中作『┴』,楊樹達訓詁:『─』,象徵土地;『│』象徵秧苗插入田地的形狀(【積微居小學述林】),二者接合起來,便是在田地里勞作的農夫。

士在中國的歷史上有一個發展過程。西周時期,士是宗法制度的產物。孟子說:『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孟子·萬章下】)

把士分為上中下三等。那麼,什麼人可以成為士?卿大夫的嫡長子繼承父位仍為卿大夫,其餘諸弟則成為士;士的嫡長子仍為士,其餘諸子便成為庶人了。在那時,士是一群以血緣關係為紐帶的人群。

到了春秋戰國,士的含義再次發生變化,不再與血緣相關,而成為有一定知識與技能的人群。在這個人群中,湧現了一批優秀之士,他們不僅有知識、有技能,而且關心民瘼,熱愛國家,有仁者之心。技能是多種多樣的,比如學雞叫也是一種技能。簡之,有一技之長的人均可以成為士。這樣的士相當於今天的知識分子,但是其範疇要寬廣許多。

在這一時期,諸侯與卿大夫紛紛養士,出現了許多關於士以及養士的故事,在後者,最著名的是戰國四君子:魏國信陵君、趙國平原君、楚國春申君與齊國的孟嘗君。孟嘗君,姓田,名文,繼承其父田嬰的封地於薛(今山東滕縣南),孟嘗君是其封號。【史記】謂其『在薛,招致諸侯賓客及亡人有罪者』,對這些投奔他的士,『孟嘗君舍業厚遇之,以故傾天下之士。食客數千人,無貴賤一與文等。孟嘗君待客坐語,而屏風後常有侍史』,在屏風後面安排一個記錄員,記載他與士的對話。孟嘗君對這些人很熱情,『問親戚居處。客去,孟嘗君已使使存問,獻遺其親戚』。士還未到家,孟嘗君贈送的禮品已經給他的親朋家人送去了。

有一次,孟嘗君招待一位士吃晚飯, 人很多,『有一人蔽火光』,擋住了這個士的視線,看不清孟嘗君吃什麼,『客怒,以飯不等,輟食辭去』。看到這個情況,『孟嘗君起,自持其飯比之』,這個人見孟嘗君的飯菜與自己的並無兩樣,非常羞慚,覺得自己心胸狹窄,不配稱士,乃拔劍『自剄』而亡。士就是如此有羞恥之心且勇於承擔,甚至可以犧牲自己的生命。而『士以此多歸孟嘗君。孟嘗君客無所擇,皆善遇之。人人各自以為孟嘗君親己』。

在孟嘗君門下之士中,最著名的是馮諼。這兩個人見面很有戲劇性。馮諼是『躡蹻而見之』。蹻,是草鞋;躡,是穿。躡蹻,穿着草鞋去拜見孟嘗君,可見馮諼之窮。孟嘗君問他:『先生遠辱,何以教文也?』這是客氣話,背後的含義是:你為什麼來我這裡?馮諼說:『聞君好士,以貧身歸於君。』回答得很坦率,因為貧困所以投奔你。孟嘗君於是把他安排在宿舍里。十天以後,問馮諼的情況,管宿舍的人說:『馮先生甚貧,猶有一劍耳,又蒯緱。彈其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蒯,是一種水邊植物,其莖可以制繩;緱,是纏在劍柄上的線。古代的士往往佩劍,劍柄上多做裝飾,馮諼因為窮,劍柄上沒有任何裝飾,只好纏着草繩,可見他的窘迫。那時的士,無論貧窮還是富貴,都是佩劍的。

齊愍王二十五年,孟嘗君被齊王派至秦國,秦昭王欲聘為相,但是有人進讒說孟嘗君是齊人,如果任其為相,肯定會『先齊而後秦』而對秦國不利,昭王於是把他囚禁起來『謀欲殺之』。孟嘗君於是向昭王的一位寵姬求救,寵姬說:『妾願得君狐白裘』。然而,孟嘗君只有一件狐白裘,『值千金,天下無雙』,但是已經獻給了昭王,再沒有可送的。孟嘗君乃遍問門下之士,結果是『莫能對』。這時,有一個位居最下坐的士說,他可以做到。他是如何做到的呢?『乃夜為狗,以入秦宮臧中』,把狐白裘偷了回來,獻給了那位寵姬。寵姬得到『狐白裘』後『為言昭王』,釋放了孟嘗君。然而,昭王很快便後悔了,『使人馳傳逐之』。孟嘗君帶着門客們匆忙逃跑,『夜半至函谷關』,『關法雞鳴而出客』,孟嘗君『恐追至』,惶急之時,又一個位居下坐的士說,他會學雞叫,那就叫吧!從而引動群雞皆鳴。不久秦兵追到,但是孟嘗君已經出關離開秦國了。『雞鳴狗盜』的成語便源於此。【史記·孟嘗君列傳】說:『始孟嘗君列此二人於賓客,賓客盡羞之,及孟嘗君有秦難,卒此二人拔之。自是之後,客皆服。』

針對這個故事,北宋的王安石寫了一篇【讀孟嘗君傳】,諷刺道:『嗟乎,孟嘗君特雞鳴狗盜之雄耳,豈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齊之強,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雞鳴狗盜之力哉?夫雞鳴狗盜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這當然是王安石個人的看法,不足為訓。

真實的情況是,在春秋戰國時代,士作為一個特殊階層,已然成為社會中獨立的中堅力量。於陵子仲是孟子同時代的士,是齊國稷下學派的重要人物。一次,齊王派使臣去趙國,叩問孝威太后,也就是趙威后。趙威后問:『於陵子仲尚存乎?』使臣說:『在。』趙威后說:『是其為人也,上不臣於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諸侯。』這樣的人,上對君主不敬,下不管大夫之家,中不與諸侯友善。『那該怎麼辦呢?』使臣問。趙太后說,這樣的人對國家沒有任何好處,『何為至今不殺乎?』(【戰國策】卷二十一【齊王使使者問趙威后】)

趙威后的言論代表了當時一部分統治者對於陵子仲這類士的看法,認為他們是國家的危險人物。

於陵子仲這樣的士,以道自負,不肯出仕,始終保持士的獨立身份,而對當權者保持一種批評的權力。類似這樣身份的士,在戰國時期並不罕見,【戰國策】卷十一記載了這麼一則故事,一位齊國人去看望田駢,說:『聞先生高議,設為不宦,而願為役。』田駢說:『子何聞之?』齊國人回答:我的鄰居有一個姑娘,『設為不嫁,行年三十而有七子。』這個姑娘立誓不嫁,但是三十歲時卻生了七個兒子,這是怎麼回事?田駢反問,這個姑娘和我有什麼關係?齊國人笑道:『不嫁則不嫁,然嫁過畢矣。』您和這個姑娘一樣,說是不做官,但是您比做官的還要富貴,『訾養千鍾,徒百人。不宦則然矣,而富過畢矣』。您雖然沒有做官,但是您的富有與排場卻超過了官。這則譏諷士的故事,其真實性雖然難以印證,但卻說明了士在當時社會中的地位,他們身份獨立,生活富足,有些甚至『訾養千鍾,徒百人』。

孔子論『士』

作為儒學的開拓者,孔子有不少對士的論述,【論語】中總計有15次。在這些論述里,士有兩重含義,一是泛指普通人士,計3次;再是類於今之知識分子,共12次,對這部分人,孔子寄予厚望,將他們視為變革社會、恢復周禮的重要因素,故而提出了嚴格要求與殷切期冀,他認為士應該具有這樣的品德:

一、有志於道,不貪圖物質享受

孔子在【論語·里仁】中說:『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士的志向是道,但是如果這個士認為穿得不好、吃得不好是恥辱的事情,那就不值得和他討論道了。

在這裡,孔子明確指出衡量士的兩個準則:第一,追求道;第二,不貪圖物質享受。

以孔子自身為例,他雖然生活清貧,但卻甘之如飴,他曾經說:『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論語·述而】)不僅個人如此,對於安於清貧的弟子,孔子也大加稱許,顏回是孔子最喜歡的學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論語·雍也】)。顏回三個月可以不離開仁德之心,其他弟子只能在短時期內(一天,至多一月)做到。因此孔子稱讚他:『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賢哉,回也!』(【論語·雍也】)在這樣的處境下,仍然安貧樂道,顏回真的是賢人啊!

在孔子的心目中,士不應該為衣食所累,所謂『君子謀道不謀食』,又說『君子憂道不憂貧』(【論語·衛靈公】),強調對道的追求高於對物質的追求。那麼,什麼是道?孔子明確地指出就是『愛人』【論語·顏淵】。士的使命是『弘道濟民』,通過道來拯救天下,治理國家,給百姓謀幸福。與西方不同,中國的道具有強烈的人間色彩,踐行道的目的,就個人而言是修身;就國家而言,是推行仁政,也就是儒家通常所說的『修、齊、治、平』,從個人修身到治理國家,都是通過道而一以貫之。

二、行己有恥,不辱君命

在【論語·子路】中,子貢問孔子什麼樣的人可以稱士:

『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

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

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

孔子認為,士分三個等級。第一等級,不僅對自己的行為知道羞恥,而且能夠出使外國時不辱沒國君交給的使命,也就是『使於四方,不辱君命』;次一等級,『宗族稱孝,鄉黨稱弟』,宗族中的人稱讚他孝順父母,本鄉土的人稱讚他尊敬兄長;第三等級,『言必信,行必果』,說話講信用,行為果斷。這種人淺薄而固執,『硜硜然小人哉』——是固執己見的淺薄之人呀,但是也有德行,因此也可以算作士,這是第三等士。

簡而言之,孔子認為士分三等,上等或者說優秀之士,要有為國家效勞的能力。即便是末等之士,也要『言必信,行必果』,這是士的底線。

三、兄弟怡怡,慮以下人

【論語·子路】中有一段子路問士的記載: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切切,懇切;偲偲,嘉勉;怡怡,和悅。『朋友切切、偲偲』,朋友之間應該懇切地批評嘉勉。『兄弟怡怡』,兄弟之間應該和睦相處。

在【論語·顏淵】中有一節子張與孔子的對話:

子張問曰:『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子張問孔子:『士怎樣才叫通達?』孔子反問他:『你說的通達是什麼意思?』子張回答:『在國家做官時一定有名望,在大夫家任職時一定有名望。』孔子不同意這個觀點:『這是名聲,不是通達。所謂通達,是指人品正直,遇事講理,善於分析別人說的話,觀察別人的表情,寬厚包容而謙虛待人。』這樣的人才是士,而這樣的士在國家的官位上,一定事事通達,在大夫家任職時也一定事事通達。而那些空有虛名的人,表面上贊成仁,行動上卻背道而馳,且以仁人自居。這種人,做官時一定會騙取聲譽,在大夫家任職時也一定會騙取聲譽。

總而言之,孔子認為,優秀之士應該具有擔當精神,寬厚正直、兄弟和睦、謙虛待人的品質。

四、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關於士,孔子還有不少論述,分析起來,孔子最為看重的是士的品德,即:對仁的志向。仁是道的核心,一方面體現於現實的社會層面,另一方面體現於理想的終極層面。孔夫子說:『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論語·衛靈公】)

為了追求仁,士可以獻出生命。他的門下曾子對此作了進一步發揮,他說:『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論語·泰伯】)

弘,指寬廣;毅,指堅毅。非『弘』不能勝其重,非『毅』無以致其遠。為了實現這個目標,士要有果敢堅毅的精神,持之以恆,死而後已。

不僅是孔子,關於士,他的弟子也有很多精彩言論。【論語·子張】記載了子夏這樣一句話:『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對於獲得官位的士來說,有餘力的時候應該學習;對於沒有獲得官位的士來說,學習好了有餘力也可以做官。在儒家的學術體系里,士通過仕——也就是做官而推行仁,否則仁只能停留在個人的修養上。當然,無論是官還是士,都要學習,這是士與官的最佳結合點。

孟子論『士』

作為孔子思想的繼承者,孟子也有許多關於士的論述。主要有這樣兩點:

一、無恆產而有恆心

孟子在與梁惠王對話時說:『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為能。』【孟子·梁惠王上】

什麼是恆產?恆產,即固定的產業;恆心,即仁者之心。雖然沒有固定的產業,卻仍然保持着對仁的嚮往與堅守,這樣的事情,只有士,也就是知識分子才可以做到。在西方,這樣的知識分子在18世紀才出現,而在我國2300多年前已然出現了。中國知識分子的傳統比西方提早了2000多年。西方的社會學家指出,近代的知識分子,沒有固定產業,不屬於任何有產業的階層,知識與思想是他們唯一的謀生手段,因此能夠堅守自己的信念,從而與孟子的論述完全一致。

二、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

一天,弟子陳代向孟子請教,陳代問:『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不去謁見諸侯,似乎是拘泥小節吧。『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為也。』(【孟子·滕文公下】)如果我們謁見諸侯,諸侯聽了我們的想法,大者可以推行仁政,小者可以稱霸各國。【志】說:『曲折的是一尺,伸直的卻有八尺』,這樣的事情不妨去做吧。

孟子不同意,說:『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孟子·滕文公下】)齊景公打獵時用旌旗——一種用羽毛裝飾的旗子招呼獵場管理員。管理員認為不符合禮儀而不肯來。景公很生氣,想把他殺掉。對於這個獵場管理員,孔子很讚賞,說:『有志之士,不怕棄屍在山溝里,勇敢的人不怕丟失頭顱』。通過孔子對虞人的讚賞,表明了孟子對士的期待。

士的精神價值

孔孟倡導的士之精神,是儒學綿延不絕的重要原因之一。士不僅具有知識與技能,而且關注國家、關注社會與公共事業,從而超越了個人與小團體的私力,所以如此,是因為士承襲了夏商周三代的禮樂傳統。春秋戰國,禮崩樂壞,禮樂不再出於天子,而是出自諸侯,因此孔子斥為天下無道,既然統治者不能承擔道,那麼這個重任便落到士的肩上。就『勢』而言,士與諸侯是無法相提並論的,但是士代表『道』,政權的合法性,只有『勢』是不夠的,統治者可以憑藉武力征服天下,所謂馬上取天下,但遠遠不夠,統治者還必須得到『道』的支持,而道則掌握在士的手中,因此統治者要尊重士,從而得到他們的幫助。這就與西方不同。在西方,道是上帝賦予的,通過教會傳遞人間,教會代表上帝的精神威權,帝王之勢的合法性必須得到教會的支持與認可。這是中西文化的重要差異,或者說是研究中西文化不同形態的重要切口。

總結孔孟等人對士的論述,其核心是:

一、『以仁為己任』,堅持操守而風骨崚嶒,具有殺身成仁、捨生取義的弘毅精神。

二、『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學習的目的是為了服務社會,而擁有服務社會地位的人,更應該勤勉學習,從而更好地服務社會,造福人民。

三、『行己有恥,不辱君命』,人品正直,有羞恥之心,辦事通達,待人寬厚,謙虛有禮,能夠與兄弟和睦相處。

總之,中國古代的士有獨立人格與高尚操守,為了國家與人民的幸福,甚至可以犧牲自己的生命。孔孟對士的論述,不僅是對知識分子,而且對中華民族性格的形成與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是我國傳統文化的核心之一,我們應該認真分析、研究、賡續,使之成為推進我國當代文化建設的重要動力。

(王彬,作者為中國散文學會副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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