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書】與【書】教傳統

編者按

本期所發的三篇文章，均與『詩教』或『書教』有關。

韓高年先生的文章較為全面地闡述了梁啓超的【詩】學觀，其中着重分析了他關於【詩】的表情方式與『詩教』之關係的觀點，特別提到他注意到『溫柔敦厚』的『詩教說』與情感及人格涵養方面的關係。何海燕先生在探討清代【詩】學中的情感論時，注意到清儒把『詩教』的『溫柔敦厚』與怨刺精神統一起來，為『詩教』注入了批判的力量。其觀點也有助於我們重新認識『詩教』的特徵及價值。戴永新先生在文中把『書教』的內涵概括為『允迪厥德』的稽古意識、『休茲知恤』的憂患意識和『以德配天』的傳統。這對我們認識【尚書】的價值以及『書教』傳統的形成，大有裨益。

經典之樹在歲月的遷移中常青，其社會作用總是不斷被認識和發揮出來。從【詩】【書】等經典中汲取道德和智慧，進而影響人們的思想行為和社會現實，是古今學者所面對的共同問題，本期的三篇文章在探討『詩教』和『書教』時，會帶給我們有益的思考。  （北京師範大學教授尚學峰）

 

【書】教伴隨着【尚書】各篇的產生和傳播即產生了，但『【書】教』概念的提出時間較晚，【禮記·經解】載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疏通知遠，【書】教也。』清孫希旦【禮記經解】認為，『疏通』謂通達於政事，『知遠』言能遠知帝王之事。白壽彝【說『疏通知遠』】說『疏通知遠』可以包含兩個意思：『一個是依據自己的歷史知識觀察當前的歷史動向，又一個是依據自己的歷史知識，提出自己對未來的想法。』即【尚書】所記載的古言、古事，可以垂教後世。

【書】教的傳統，首先表現為『允迪厥德』的稽古意識。【尚書】的【堯典】和【皋陶謨】開篇即用『曰若稽古』，其實就明確地表明作者已經具有了鮮明的歷史意識，在這種意識下，對往事和古人、古訓追述的稽古觀念，貫穿了【尚書】整個篇章。皋陶所言的『允迪厥德，謨明弼諧』，也為後世稽古內容，樹立了一個標準。

【虞書】開篇引出堯、舜、禹的言事，莫不反映出其恪盡職守、勤於朝政的崇高品德；【商書】追述了殷人祖先的事跡，【周書】既推崇成湯、文、武等偉大的歷史人物，又推崇殷朝中宗、高宗、祖甲等歷代賢王。他們『面稽天若』，『吁俊尊上帝』，『畏天顯』，『畏天命』，恪盡職守，勤於政事；選人謹慎，『乃用三有宅』，『曰三有俊』，『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罔不明德慎罰』，『明德慎罰；不敢侮鰥寡』；對小人的怨懟，『皇自敬德』；善於檢討自己，承擔責任，『曰朕之愆』，『不敢含怒』。

【尚書】的『曰若稽古』，既是目的，又是手段。其目的即實現皋陶所言的『允迪厥德』，繼承先王的大業，發展、鞏固先輩開創的德治傳統，實現『協和萬邦』的目的。又通過『曰若稽古』這種方法，來實現新思想、新觀點的推廣。

【書】教的傳統也表現為『休茲知恤』的憂患意識。『休茲知恤』，出現在【立政】篇中，『周公既致政成王，恐其怠忽，故以君臣立政為戒也』。休，美也。恤，憂也。雖然這是周公針對用人和理政而發出的感慨，但是『休茲知恤』，時時事事保持『敬』『慎』『恤』『欽』的憂患意識，則是【尚書】用以垂教後世的重要內容。

【尚書】中堯、舜、禹無不以夙夜憂勤的形象出現。帝堯『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恭謹地立身行事，心憂民事，因此命羲和等人『敬授人時』，恭謹地對待日升日落的自然變化。他憂心『湯湯洪水』，更心憂後繼無人。虞舜處理政事時處處表現出敬慎，祭祀應『夙夜惟寅』，為政應『欽』，『惟刑之恤哉』。並作歌曰：『敕天之命，惟時惟幾。』（【皋陶謨】）大禹為政同樣表現出敬慎，他提醒舜帝『慎乃在位』，『安汝止，惟幾惟康』。

【尚書】的【虞夏書】中，為政惟艱的憂患意識已初露端倪。【周書】中因為政艱難而產生的憂患意識，則表現得更加明顯，併集中體現在諸誥辭中。周公根據『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來教育為政者『祗若茲，往敬用治』，始終要以恭謹的態度治理國家，要時常把憂慮放在心裡，要『克慎明德』，君臣上下要『勤恤』，『勿替敬典』，要努力保持謹慎、恭謹的態度。『有德惟刑』，因此司法、施刑務必敬慎。要『敬明乃罰』，『庶獄庶慎』，『敬爾由獄……茲式有慎』，處理每一案件都應輕重適當，而且案情的審理，減刑、量刑、罰金等均要『其審克之』。

周人『監視古意』，夏、殷二朝的相繼覆亡，使得他們難以釋懷，因此，【周書】充滿了『殷鑑』思想。『我不可不監於有夏，亦不可不監於有殷』，『嗣王其監於茲』，『監於殷，喪大否』。經過對夏、商二朝覆亡的反思，周人清醒地認識到『惟命不於常』，如何不重蹈夏、殷覆轍，是他們持續關注的問題。

周人重視德治，因此，【書】教傳統也是『以德配天』的傳統。【周書】中85次出現了『德』字，大部分出於周公之口，而且多圍繞『皇自敬德』『祈天永命』的目的而展開的。這其中不僅體現了古人對天崇拜的延續，同時也顯示了周人開始注重人事，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和奮鬥，順天應民，以達到永固政權的目的。

周公考察古代聖王，無一不是勤於政事而不貪圖安逸的。殷王中宗『治民祗懼，不敢荒寧』，高宗『不敢荒寧，嘉靖殷邦』，祖甲『不義為王，就為小民』，周文王更是勤政的楷模『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物』。與此相反殷紂王『誕罔顯於天，矧曰其有聽念於先王勤家；誕淫厥泆，罔顧於天顯民祗』，才使得『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所以，周公不僅身體力行『勤勞王家』，『勤施於四方』，而且專寫【無逸】篇『以誡成王』。

推行德治，必需善政。周公認識到有賢臣輔助的殷商才『多曆年所』。文王之所以能治理好周朝，一方面源於他『尚克修』，另一方面是因為他有賢臣輔助。賢臣如此重要，為政中必須任用賢臣。周公於是強調『三宅』『三俊』法，其目的在於告誡成王用人應從多方面考察，而不能『謀面用丕訓德』。善政的實現，不僅靠人，更要靠法，要『敬明而罰』，『用其義刑義殺』。

【書】教之所以形成，應該有賴於史官對史料的選擇。史官保存的史料，其中一部分不僅可以作為治國的範本，還可以彰顯人物本身社會存在的價值。因此，那些被史官認為重要的言行和事件載錄以便後世『可覆視也』（【左傳·定公四年】）。另外，史官除了『掌書以贊治』以外，還負責宣讀冊命和負責典司各種儀禮的職能。封賞的冊命以及誄、諡，都是由史官起草寫作的，由於這些內容都是圍繞着功勞勳績來寫的，長此以往，也可萌發出傳世和不朽觀念。而在傳世和不朽觀念引導下，史官在保存檔案文件時，更多關注那些『可覆視』的，具有垂範或垂教意義的史實，而正是由於此種原因，大量具有教化意義資料保存下來，為【書】教的形成，搭建了一個很好的平台。

（作者單位：聊城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