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學的『七長八短』

作為中國人文學術60年發展變遷的一個縮影和一面鏡子，創刊於1951年的【文史哲】因其巨大的影響力而在中國學術界享有獨特的地位，也折射出古代文學研究的演進歷程。

1951和1952年中共中央在全國高校開展的改造知識分子運動，其主旨是清除英美資產階級思想在知識分子中的影響，確立馬克思主義的新學術，而【文史哲】的創刊恰逢其時，其創辦宗旨在創刊號【編者的話】中表述得相當清晰：『刊登新文史哲的學習和研究文字，通過這寫作的實踐，來提高我們的理論水平，並藉以推進文史哲三方面的學習和研究。』這一宗旨既適應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學術文化生活中取得正統地位的實際，又適應了建國後新的意識形態下學術文化的發展方向，更與抗美援朝的時代氛圍密切相關，這是【文史哲】得以引領中國學術的關鍵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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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創刊之初，【文史哲】刊發的文章主要集中在歷史和哲學方面，古代文學研究則相當落寞，這是因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是以反封建傳統文化相號召。所以，面對一系列馬克思主義哲學概念和中國化了的馬克思主義話語，古代文學學者們有點不知所措，從而導致國內古代文學研究界普遍存在着『失語』的現象。這種狀況在1953年該刊第4期刊發的署名『山東大學古代文學教學小組』的文章【中文系學生古典文學常識水平的初步探索】得以反映。這反倒讓學者們進退失據，更加謹慎。

當然，面對着歷史和哲學研究在【文史哲】蓬勃展開的形勢，有的古代文學研究者為緊跟時代政治的鼓點，也在努力探索，比如劉夢溪在1951年11月出刊的該刊第一卷第4期發表的文章【漫談控訴文學】和1952年1月出刊的第一卷第5期刊發孟非的文章【〖儒林外史〗裡面的兩種『讀書人』】，都試圖用當下的政治話語來解釋古代文學作品。

給【文史哲】古代文學研究帶來轉機的是1954年第9期刊發的藍翎、李希凡的文章【關於〖紅樓夢簡論〗及其他】。論文試圖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來批判俞平伯等舊紅學家『形式主義』的考證方法。類似的文章還有同年第5期發表的陸侃如關於【儒林外史】的評論和趙儷生關於京劇【玉堂春】的文章。藍、李二先生這篇文章的機遇就在於，毛澤東讀到這篇文章後，就號召有關部門開展批判『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論的鬥爭』。因為這篇學術文章所批判的俞平伯，在學術上是捧着胡適的衣缽，這就和胡適聯繫起來。在1951年9月至1952年秋發起的針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學習運動中，作為大學生的李希凡就在1952年第4期發表了【批判我的教條主義脫離實際的文藝學習】來響應這場運動。

作為對這次政治運動的配合，【文史哲】在1955年第1期刊發了17篇【紅樓夢】研究的文章。有意思的是，這17篇文章所表現出來的兩種為學傾向也奠定了日後【文史哲】古代文學研究的兩種格局，即立足於學術本身、堅守架構馬克思主義新學術的初衷、用唯物史觀來審視古代文化遺產和將古代文學作為緊跟政治運動的借題發揮的媒介與闡發意識形態觀念的載體。這也導致【文史哲】的古代文學研究在學術與政治之間的徘徊與彷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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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於學術本身是【文史哲】的編輯者們自覺堅持的辦刊方向。在1954年第7期至1955年第12期，【文史哲】開始連載陸侃如、馮沅君的【中國文學史稿】。這組文章力圖用唯物史觀來建構古代文學史研究的話語體系，成為以後諸多中國文學史的『母本』。陸、馮二先生還分別在1957年第1期和1957年第5期，就文學史的編寫發表了【關於編寫中國文學史的一些問題】和【關於中國文學史分期問題的商榷】。之後，【文史哲】也相當注意文學史問題的討論，如1957年第6期刊發時萌的【關於中國文學史分期問題的探討】、1963年第2期郭延禮的【中國近代文學史的分期問題——兼與幾部中國文學史的編者商榷】等。而且，即使在政治氣候日益嚴峻的時期，【文史哲】的編輯者們仍在盡力堅守雜誌的學術特性。1955年第1期刊發的17篇文章中，有7篇是論述『紅樓夢』的時代背景、人民性、人物形象及其評價問題的。馮沅君、童書業、苗得雨等學者的文章，大都立足學科本身進行研究。

從1955年第4期至第7期連載的蕭滌非的【杜甫研究】，代表着當時研究杜甫及其詩歌的最高成就。其他如黃雲眉的韓愈文學研究、劉開揚的關於初唐四傑研究、傅懋勉的六朝文學研究、陰法魯對漢樂府與清商樂的考證、郭延禮對近代文學分期的思考、周汝昌關於陸機【文賦】的研究、張可禮的庾信研究等相關文章，均表現出精深的學術造詣。殷孟倫先生的文章，注重從語言的角度來研究古代名著。特別值得一提的是1963年第3期和第4期刊發的石書的兩篇文章：【歷史地具體地研究古代文學】和【談古典文藝理論研究中的一種傾向】，則分別論述了在泛政治化研究方法影響下古代文學研究中的簡單化傾向和在古代文藝理論研究中用現代術語機械地套用古代學術術語的危險性。

【文史哲】最顯著特色是學術爭鳴。當時的【文史哲】並不懼怕學術權威，如1955年第6期，發表了賈斯榮的【關於〖論曹植〗】。該文就1952年郭沫若的【論曹植】一文對曹植的評價展開論辯，肯定曹植及其文學價值。同年第5期還刊登了程仁卿的【對〖關於宋玉〗的一點意見】，對郭沫若討論宋玉的文章進行商榷。1955年第8期刊出的黃雲眉的【讀陳寅恪先生〖論韓愈〗】、1957年第11期張朝柯的【對林著『中國文學簡史』(上卷)詩經部分的意見】、1965年第6期徐關通的【關於神話同宗教迷信的關係———與袁珂先生商榷】等文章，均表現出作者深厚的學術功力、開闊的學術視野和審慎的評判態度。在【中國文學史稿】連載完後，【文史哲】刊發了殷孟倫、袁世碩以及高亨、劉泮溪等的【『中國文學史稿』討論會發言稿】，就陸侃如、馮沅君的文章中表現出的對文學藝術重視不夠等問題提出意見。

【文史哲】從1957年開設『小論壇』欄目。該欄目刊發了大量短小精悍的古代文學商榷文章。【文史哲】有時會以『讀者來信』或刊發攻守雙方論辯文章的方式，反映學術爭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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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益嚴峻的政治運動形勢下，編輯者們要堅守【文史哲】學術品格談何容易！從1954年以來，【文史哲】所刊發的古代文學文章，其主流是意識形態話語下的政治批判文章。在1955年第1期刊發的『紅樓夢研究討論專輯』那17篇文章中，有10篇批判胡適、俞平伯的。陸侃如發表的【胡適反動思想給予古典文學研究的毒害】，實際上是出於借批胡以求自保。而以後的歷次政治運動，在【紅樓夢】研究領域幾乎都有反映。1974年第4期李國濤的【大觀園裡的造反生力軍】反映了文革，1974年第3期吳天穎的【試論〖紅樓夢〗的反儒傾向】反映了『評法批儒』，等等。1977年第2期署名『中共山東大學委員會』的文章【堅持反對資產階級唯心論的鬥爭———學習〖關於紅樓夢研究問題的信〗】，則將批判的矛頭指向了剛被粉碎的『四人幫』。

意識形態至上的古代文學研究實際上是把當下政治運動的觀念生搬硬套在作家作品和文學現象的分析中。在【水滸傳】研究中，這種研究方法表現得較為明顯，李恩普、李永先、陳久和、崔殿山、牛澍雨等的文章，均是如此。

除了【水滸】外，【文史哲】還關注過【史記】的階級性問題、王維的山水詩是否『有毒』、【長生殿】的階級立場、杜甫的階級屬性以及思想傾向、劉勰以及司空圖的思想是否唯心、庾信是否愛國、【三國演義】是否有毒等問題。

【文史哲】曾經還是對古代文學研究者與研究方法進行批判的陣地。在1954年下半年發動的批判胡適運動中，清算古代文學領域唯心主義的影響成了【文史哲】的重要使命，如1955年第5期刁雲展等的【從胡適的『水滸傳考證』到何心的『水滸研究』】、1955年第5期趙儷生的【批判胡適反動的考據方法和校勘方法】等。尤其是1957年陸侃如被打成右派後，【文史哲】所刊發的批判文章將矛頭指向了他所開創的文學史研究體系，比如韓連琪和章茂桐的文章。1958年第11期馮沅君的【〖中國詩史〗初步批判——批判陸侃如並批判自己】，認為其治學方法是蔑視文學發展的規律。周來祥的【批判陸侃如反動學術思想】，則對其幾乎所有的學術文章進行了全面的分析批判。類似的批判文章相當不少，1955年第3期蕭滌非【評俞平伯在漢樂府『羽林郎』解說中的錯誤立場】、1958年第2期秦文兮【批判馮雪峰聶紺弩二人在水滸研究中的修正主義論點——對〖論水滸〗研究中引起爭論的幾個問題『的補充意見】、1958年第11期江水的【評〖怎樣閱讀三國演義〗】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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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碎『四人幫』是中國結束十年內亂、走向改革開放的重要契機，【文史哲】的古代文學研究結束了被迫在學術與政治之間徘徊的狀態。1977年第4期【文史哲】刊發陸侃如的【與劉大傑論杜甫信】，此信批評復旦大學劉大傑在其新版【中國文學發展史】中把杜甫說成是法家人物的觀點。1979年第3期蕭滌非的【關於〖李白與杜甫〗】，是學術界首次對郭沫若的【李白與杜甫】提出批評的力作。

不過，學術上的撥亂反正並非一蹴而就，政治批判的慣性有其延續性。因此，在古代文學領域的『揭批』很快在【文史哲】開展起來。如1977年-1985年，董治安、蕭滌非、楊柳橋、陳澉等人發在【文史哲】上的文章，仍然使用的是政治批判式的研究方法。

隨着思想領域的進一步解放，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迎來了新一波的『西學東漸』浪潮，這也是古代文學研究領域新方法新視角風起雲湧的時期。但這種狀況並沒有在【文史哲】得到及時的反映。聚集在【文史哲】周圍的老一輩學者，對新方法新視角懷着某種戒備心理，【文史哲】正反映了學術界的這種心理。

這個時期【文史哲】的古代文學研究，彰顯着山東大學文科學術的特色。以牟世金先生為核心，【文史哲】刊發了一批具有學術分量的古代文論文章。其他如以袁世碩先生為核心的明清小說研究、張可禮先生為核心的六朝文學研究、龔克昌先生為核心的辭賦研究、劉乃昌先生為核心的宋代文學研究等，構成了【文史哲】古代文學研究的主體。

【文史哲】還一直是辭賦研究的重要園地之一。龔克昌先生早在1980年代初就發表了多篇對漢賦重新評價的文章。許多重量級的辭賦研究專家，如康達維、鄺建行、曹道衡等，也都在【文史哲】刊發了論文。1990年第5期還是辭賦研究專刊。

『學者談治學』是【文史哲】這個時期頗具特色的欄目，所刊發的多位學術大家治學方法對於青年學人極有裨益。

進入新世紀以來，【文史哲】的古代文學研究面臨着諸多挑戰，諸如學術風氣日趨浮躁，學者們越來越不安於枯坐寂寥的書齋，學術論爭和學術批評的熱情減退；電腦網絡的便利使得學者們對閱讀文獻逐漸失去耐心等等。面對着學術界的種種亂象，【文史哲】的古代文學研究積極提倡能夠貫通文史哲學的學術風尚。

【文史哲】60年的風雨歷程是相當不尋常的。歷次政治運動、意識形態觀念對古代文學研究的干擾以及學者們所經歷的心靈創痛，當代學術環境中學者們內心的徙倚彷徨、浮躁不安、進退失據，都在【文史哲】留下了明晰的印記。當然，它也清晰地記錄着對學術尊嚴的捍衛，對人文精神的堅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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