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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部類書籍素稱難讀，遠非諸子書可比。民國以降，蔡元培等人主導的學制改革，按照西方的學科範式，將部分經部、子部類圖書劃入哲學研究的範圍，此外，包括【春秋左氏傳】在內的經部、史部書籍，則成為史學研究的對象。至於【春秋公羊傳】，既不同於西方的形而上學，又不像【左傳】那樣具有豐富的史料，而無法納入現代學科的研究領域，因此，其後近百年間，研究者少有問津。直到最近幾年，隨着經學研究的復興，以及【公羊傳】被視為中國的政治哲學，而具有與西方政治哲學對話的可能性，當然還包括重新構建中國現代政治學說的現實需要。種種原因，導致了【公羊傳】再度成為學術界關注的熱點。
據我了解，現在許多人都試圖研讀【公羊傳】，但大多不得其門而入，其中尤有一類讀者，淺嘗輒止，且妄加比附，如此方向一偏，就永遠不可能進入【公羊傳】的大門。下面我結合自己多年研讀【公羊傳】的經驗，談談我的一些看法。
一
一般來說，在現代各門學科中，以哲學最為難讀。尤其是西方的形而上學，常常需要窮年累月的沉思靜慮，方能入其門。但是，中國的經部類書籍則不大一樣，既有繁瑣考證的內容，又有思辨入微的部分，要真正深入其中，絕非通過個人獨處時的沉思所能到達。所以，我們看中國古人的讀書法，絕不同於西方哲人，往往需要眾多師弟間的講求討論，學問方能有所進益。尤其是【公羊傳】，在諸經中更以思辨入微見長，其中最難懂的則是條例的部分，素稱難治。
大概在十六七年前，我開始系統研讀【公羊傳】。當時我與同門師兄弟組織了一個讀書小組，約五、六人，以剛剛出版的【春秋公羊傳註疏】（何休注、徐彥疏）為底本，每周花一天時間。開始自然完全讀不懂，久而久之，才逐漸體會到其中的妙處，遠非其他書可比，這樣堅持了約三年時間，我們才把整本書通讀下來。後來我們都覺得，如果只靠個人的沉思，是不可能堅持下來的，也很難真正領悟其中的妙處。所以，現在有許多讀【公羊傳】的人，如果沒有幾個同道相與切磋，是很難進入【公羊】的大門，充其量不過粗通其義理而已，至於條例之精妙，是完全領會不到的。
但是，這樣精讀了三年，也不過只是入門而已，所以我又開始讀一些相關的【公羊】類研究著作。此時我已博士畢業，並留校任教，大概又過了兩三年，我又集合一些學生，常常保持十人左右，以同樣的方式再度精讀【公羊傳】，依然採用何休、徐彥的註疏本。此時我已重點從事【公羊】的研究，閱讀了不少清人的著述，故此番重讀【公羊傳】，許多原來沒有讀懂的地方，大都弄明白了，而義例之妙處，領會得也更深入。此後，我和哲學系一些朋友還組織重讀了【公羊傳】，前後約兩年時間，雖然最後沒有讀完，但對於自己來說，收穫同樣不小。因為此時年歲漸長，加上參與讀書的都是學問頗有成就的青年學者，如此相與切磋，更能體會【公羊】的精妙處。我現在覺得，像【公羊傳】這種經典，一定要反覆研讀，且要集合眾人之力來讀，這不僅便於讀懂，且更能領會古人闡釋【春秋】的精妙。我想，像我們這樣反覆讀【公羊傳】的人，至少在今天，可能是極少見的，一般人也不大有這種條件。
二
那麼，【公羊傳】為什麼如此難讀呢？我認為，關健還是因為其條例難懂。【公羊傳】包括三部分內容，即義理、條例與禮制，這也是古代學者治【公羊】的三條進路。譬如，董仲舒、康有為以闡發義理見長，而胡毋生、何休、徐彥、劉逢祿則以精研條例為主，至於凌曙、陳立、廖平等，則以釐清禮制入手。一般來說，義理最容易掌握，一般的【公羊】研究者多從此入手，但若停留於此，則不過粗窺門徑，尚未進入【公羊】顓門之學。禮制則更難，因為名物典章之學素稱繁瑣，尤其需要對【儀禮】【禮記】等相關內容有相當功底，如此旁通諸經方能有成。至於條例，則涉及聖人作【春秋】那些最精妙的書法，通常古人講的『微言』就是這個層面的東西。其實，【公羊傳】涉及的條例尚屬簡單，較易掌握，但到了何休注那裡，就複雜多了，而徐彥疏更是繁瑣，即便在古代，真正深入其中的學者也不多。可以說，徐彥疏是歷代條例之學的頂峰，代表了【公羊傳】中最精妙深奧的部分。所以，我一直認為，要真正掌握【公羊傳】，一定要讀懂徐彥疏，否則，根本不能深入【公羊】之堂奧，終不過在門牆處徘徊而已。所以，我主張讀【公羊】的人，還是要先從徐彥疏入手，此關一過，其餘便是坦途了。
此外，有些人對【公羊】存有畏難之心，便從【左傳】入手，大概他們覺得對春秋時的史事有一定了解之後，讀【公羊】就容易入門了。當然，不排除另有一些讀者純粹喜歡【左傳】講的故事，或者受了現代史學的影響，覺得【左傳】更重要。但我認為，這條路子是不對的。因為這樣讀下來，不過是把【春秋】讀成一本史書，既沒有入【左傳】的門，至於【公羊傳】的門，更是跂足眺望也未必能見及的。
就歷史上【春秋】學的傳承來說，雖然三傳的先後尚難有定論，但基本上可以斷定是先秦時形成的。但是，作為一門學問，卻是【公羊】形成最早，【穀梁】次之，而【左傳】最晚。為什麼呢？不僅【公羊】在先秦時歷代口耳相傳，對其研究是代有其人，此後到漢景帝時，隨着挾書令的廢除及朝廷對學術的獎掖，【公羊】最早在竹帛上書寫出來，並很快立於學官，得到了朝廷的支持。景帝時，研究【公羊】的學者以胡毋生與董仲舒最為突出，得以立為博士，此後兩漢四百年間，董仲舒的弟子及其後學都世代居於官學的地位。我們不妨看看現在政府對大學及學科的區別支持，就不難明白，官學地位對於學術的發展是多麼的重要。今天如此，而古代何嘗不然？因此，【公羊】的這種獨尊地位在兩漢造就了一大批研究者，將【公羊】的研究推向了深入和細密，並深深影響到了漢家制度的建構。至於【穀梁傳】的形成，應該較【公羊】為晚，其中借鑑了【公羊】的不少說法，且顯得更為合理和簡明。但是，【穀梁】得到朝廷的支持要晚得多，直到漢宣帝時，才立為博士。
此時的【穀梁】學者無疑借鑑了【公羊】家治經的方法，譬如，【穀梁】對於日月例的發揮就更為深入和繁瑣。但是，【穀梁】可能因為本身解經的缺陷，譬如，東晉就有學者說【穀梁】膚淺，因此，到了東漢，【穀梁】再度被摒除在學官之外。
至於【左傳】，成書雖早，但通常認為其作者左丘明只是史官，所以，【左傳】可能作為史料的記載而束諸高閣。這不像【公羊】【穀梁】那樣，作為解釋【春秋】的著作而世代有學者研究，且通過口耳相傳的方式流傳下來，因此，【左傳】在先秦時未見有學者進行研究，甚至到了漢代，【左傳】即便流傳於民間，也常常不過出於對其史事、文辭的喜好而已。這種局面一直延續到了漢成帝、哀帝時，此時距【公羊】立於學官至少已一百五十年了，劉歆仿照【公羊】學者的研究方法，也運用章句、條例的方式來解經。至此，【左氏】作為一門學問才真正成立。因此，如果我們只是把【左傳】作為一部史書來讀，當然可以先讀【左傳】。但是，如果我們像古人那樣，要把【左傳】當作一部經書來讀，尤其要了解歷代【左傳】學者的研究方法和成果，則只能先從【公羊】入手。因為【左傳】的研究方法是從【公羊》裡來的，且對【公羊】有諸多針對性批評，所以，如果不先通【公羊】，就不可能理解【左傳】的那套義理和條例。
三
因此，就我個人閱讀和研究【公羊】的經歷來看，我有如下幾點建議：首先，集合一批有志於讀【公羊】的同道，至少三人以上，選取北大版或上古版的【公羊傳註疏】作為閱讀底本，至於其他參考書，則並非必須，而以領會【公羊】義例的精妙為目標。因為作為初學者，太過求全，枝蔓勞神，反造成進度的緩慢，不易體會讀【公羊】的樂趣。如果實在要推薦，則可選取黃銘與我譯註的【春秋公羊傳】作為輔助。其次，清以前的【公羊】著述所存於世者極少，在精讀一遍的基礎上，則可讀【春秋繁露】和【白虎通】，進而旁涉清人的研究成果，譬如孔廣森的【春秋公羊通義】和劉逢祿的【春秋公羊經何氏釋例】，可為首選。第三，若作為研究者，則可進一步從事【穀梁】【左氏】的對照閱讀，並擴展到唐、宋、元時期的【春秋】學成果，以及清人的著作，這不僅對於整個【公羊】學術史的概觀把握，對【春秋】三傳的比較，也都是必要的。我不久將要出版一部約百餘萬字的【春秋公羊學史】，可以幫助【公羊】愛好者和研究者了解整個【公羊】學發展的脈絡。
推薦書目：
1.【春秋公羊傳註疏】，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2.【春秋公羊傳註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3.【春秋公羊傳】，黃銘、曾亦譯註，中華書局，2016。
4.【春秋公羊經何氏釋例·春秋公羊釋例後錄】，曾亦點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5.【春秋正辭·春秋公羊經傳通義】，郭曉東等點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6.【春秋公羊學史】，曾亦、郭曉東著，華東師大出版社（即將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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