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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成立6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法律的生命力在於實施，法律的權威也在於實施。「法令行則國治，法令弛則國亂。」各級國家行政機關、審判機關、檢察機關是法律實施的重要主體，必須擔負法律實施的法定職責，堅決糾正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現象，堅決整治以權謀私、以權壓法、徇私枉法問題，嚴禁侵犯群眾合法權益。』
『法令行則國治，法令弛則國亂』出自東漢王符【潛夫論】的【述赦】篇。王符是東漢後期有名的政論家，與當時的大儒馬融、竇章、張衡等人交好，然終其一生隱居不仕，有【潛夫論】三十六篇存世，多為抨擊時政之作。【述赦】篇為了論證『法令行則國治』的道理，舉了一個鮮活的例子：東漢孝明帝時，荊州舉茂才，明帝召對，問荊州有何異聞，茂才對曰有劇賊九人，刺史太守屢屢捉拿不果。明帝追問得知劇賊猖獗之處正是該茂才治下之郡，大為震怒：『賊發部中而不能擒，然材何以為茂？』於是將該茂才杖捶數百，免其官並嚴厲追責刺史太守。十天之內，劇賊伏誅。王符在最後說道：『擒滅盜賊，在於明法，不在數赦。』消除盜賊，只能靠嚴明法令，不能靠屢屢赦免。
中國有深遠的法治歷史與傳統，即便是高揚仁義的儒家也不例外。孔子說：『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這是希望有適合的人把文王武王留下的良法善政予以執行和落實。孟子說：『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這是強調要把善政良法通過適合的制度與人員，執行出來，落實下去。荀子也說『有治人無治法』，指出要獲得適合的人員來把好的法律予以實施。
同一時代，在地球的另一端，古希臘哲人亞里士多德更明確地說：『所謂法治，首先意味着已經制定的法律獲得執行和遵守，其次則意味着法律本身應當是制定良好的法律。』當超越性的法治理念落實於具體的社會生活時，關鍵步驟有二：首先，已經制定的法律要被執行，得遵守；其次，要努力獲得更好的法律。這是中西先哲的基本共識。
法律的實施具有極為重要的地位和意義，甚至在很多先哲看來，法律實施的重要性甚至排在制定良法之先。這看上去似乎不可思議，然而究其實卻理所當然。因為，如果法律不能被實施，那麼就算制定了最好的法律，最終還是會淪為一紙空文。相反，如果從已經制定的法律獲得實施開始，讓法律活在人民具體的日常生活中，一方面逐步樹立法律的信用和權威，一方面逐漸培養人民守法的意識和習慣，就算法律存在某些不足，也可在實施過程中通過正當程序加以修訂完善。
如果一定要獲得真正的『良法』再予以實施的話，那麼不僅美好的法治文明會變成海市蜃樓，國家也將危機重重。『法令行則國治，法令弛則國亂』，歷史已經給出了經驗和教訓。
戰國時期，魏文侯任用吳起、李悝，改革內政，厲行法治，令出必行，使魏國很快強大起來，一時稱雄列國。然而後世魏國君臣，雖繼承文侯時代良法，卻不能予以有效實行，於是魏國迅速由盛轉衰。幾乎與此同時，李悝一位名叫公孫鞅（即後世知名的商鞅）的學生，帶着老師所寫的【法經】奔赴秦國，以魏國改舊制行法令的經驗為基礎，幫助秦孝公改革政事。徙木為信，有功必賞，很快就樹立了法律和政令的權威。秦國迅速強大，最終平定六國。六國都想統一天下，為何秦國成其大功？原因很多，但其中樞紐，無疑在於秦國對法律實施之重要性的一再強調和一貫堅持。
問題在於，秦國既然靠令出必行而強大，那麼秦朝為何二世而亡呢？這就涉及法治理念的第二個層面，也就是在法律實施過程中追求良法的問題了。所謂良法，雖然有一般性的理念原則，但具體歷史生活中的『良法』，卻不可一成不變，而是要隨世損益，以應時需。秦法沒有在新的時代滿足新的歷史需求，反而以舉國之力將其強行推行到六國故地，最終引發了激烈反抗，導致秦朝二世而亡。故而秦國之興，興於『行法令』，秦朝之亡，亡於其所行之法不再是適合時代需求的『良法』，而是成了阻礙歷史進步的落後之法。
以史為鑑，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形勢在發展，時代在前進，法律體系必須隨着時代和實踐發展而不斷發展。』也就是說，在實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同時，也不能放鬆對更加適合時代需要之『良法』的追求。這樣的良法，一定會因紮根於優秀民族文化傳統，順應歷史潮流，滿足時代需要，活在人民中間，而具有強大的生命力。
（作者系中國海洋大學法政學院副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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