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大航海時代何人第一個促成中國的海上霸權？

歷史上陸路絲綢之路也許不是商人外交使節或定居文明的遠征軍，而是一支又一支的游牧民族，更多時候匈奴、突厥、契丹、蒙古等民族才是陸路絲綢之路實際控制者，怎麼看待這些游牧民族對絲綢之路的影響和作用？

揭秘·大航海時代何人第一個促成中國的海上霸權？

孔令偉：所謂的絲綢之路，其實是一個浮動的概念。在歷史時期，其實先後有匈奴、突厥、契丹、蒙古，還有後來的準噶爾蒙古人，以及清朝對新疆的經營。這些都顯示出，與農耕民族相比，游牧民族有一個比較強的特性，就是移動。這個概念目前在海外學界也比較受到重視，即移動性(mobility)的問題。那麼，為什麼說游牧民族的移動性對於溝通絲綢之路很重要呢？因為對於絲綢之路上的游牧民族而言，貿易往來是重要的經濟收入來源，加上游牧民族的經濟形態，擅長遷移，所以對於溝通歐亞兩端的商業貿易起到一個非常關鍵的作用。

蔡偉傑：絲綢之路上既有游牧民族也有定居民族，雙方的互動交流才是事情的全貌。以蒙古來說，現在有一種說法：蒙古人創立的蒙古帝國，實際上是最早的全球化，無論從其創設的驛站制度，還是海上貿易，都構成了相當複雜的歐亞世界網絡。這種歐亞化就被一些學者視為現代全球化的雛形。同時游牧民族又被一些人僅僅當作絲綢之路上的一個文化交流的傳播者，因為他們移動比較快速，方便控制交通，其實，他們更是文化交流的驅動者。比如青花瓷就是中國瓷器加上伊朗顏料，再加上蒙古品味（蒙古人崇尚青色）結合出來的一個產品。

在海上絲綢之路的作用下，東南亞各國一度在朝貢體系中獲得較大的收益，同時中國的經濟和文化也有極大的傳播和發展。也正因為此，有國家認為一帶一路是變相地恢復朝貢體系，是要再次確立中國作為亞洲核心的地位，是對自己國家內政文化的干預。請問，您是如何看待各國的擔憂以及中國歷史上的和如今的一帶一路的差別？

盧正恆：這個問題涉及到一個很基本的概念。朝貢貿易和海上絲綢之路其實是兩個不同的東西。對於東南亞各國可能會認為海上絲綢之路是中國希望恢復朝貢貿易的轉型或是變形。誠然，朝貢貿易是以中國為核心沒有錯，但海上絲綢之路上的港口和城市，歷史上它們之間存在長期的經濟交往，並不是完全仰賴中國，當時中國是有一些貿易端點，但不是唯一的核心。例如，在東南亞有一個非常有名的航海民族，可以跟歐洲的腓尼基人相提並論，叫武吉斯人（Bugis）。他們航行在東南亞的各個地方，沿着海上絲綢之路，他們從事各種商品的貿易，例如印度的布匹、香料或是燕窩等。在各地他們都有貿易收入和非常完整的貿易網絡，所以說並不是只有中國是貿易的核心。再從近一點的大航海時代來看，大約16-17世紀左右，我們可以看到當時東南亞的各個國家，如阿瑜陀耶（Ayutthaya）王朝，也就是現在的泰國，還有越南等國家，他們都是靠自身的力量或是和歐洲國家合作，然後獲取火器，都建立了非常強大的海上霸權，某些國家甚至還曾打敗荷蘭東印度公司。因此，我們換個角度想，海上絲綢之路的國家其實並不是特別依賴中國，相反，它們早已經存在於東南亞貿易網絡中。

陳博翼：有些學者不太願意用朝貢這個詞，他們認為這是費正清的發明。客觀上，如若承認有這個秩序，就姑且稱它為朝貢秩序。朝貢秩序沒有想象中的那麼多利益，更像是一種區域秩序。很多國家對一帶一路持畏懼的態度，這更多是媒體上的說法。如果真的存在這種說法，則主要就從中國要重新確立地區秩序的角度來說的。對此，美國人直接概括為中國版的馬歇爾計劃，所以朝貢秩序其實是一種通過對外輸出跟資助來塑造一種自己更滿意的秩序。如果說古今有什麼不同，則是當代的一帶一路涉及的地區和國家更廣泛，主體推行帶路的政權更有組織性，也更積極；更重視戰略性，尤其是能源和國家安全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