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是在漢末亂世的基礎上演進而來的,亂世是豪傑蜂起,也是混賬橫行的時代。在這樣的時代裡,人物往往很多,正負面的都不少,但是真正上檔次,夠重量等級的其實並不多,大多也只是渾水摸魚,僥倖獲利而已。三國時期,政治人物、軍事人物、智謀人物、人文人物,隱逸、醫巫、怪妖等等,什麼人物都有,忠奸雜陳,能否相間,正邪各有其場,人鬼俱現江湖。各色人物,粉墨登場,演得世界斑駁陸離。 壞人和惡人 從漢靈帝建寧元年(168)到漢靈帝中平六年(這一年在中國歷史上共有四個年號:漢靈帝的中平六年、漢少帝劉辯的光熹元年、昭寧元年,漢獻帝的永漢元年,這一年就是公元189年),21年之間,漢代官員,兩次與外戚合作,試圖徹底清除宦官勢力,都以慘敗而告終。 第一次是太尉陳蕃跟外戚大將軍竇武合作,背後有天下知識精英的共同參與,結果陳蕃先死,竇武繼之,全體知識精英被徹底一網打盡。第二次是司隸校尉袁紹與外戚大將軍何進合謀,參與者雖然已不是天下知識精英,但還是有相關知識背景的州郡和朝廷官員。結果何進死了,袁紹沒死,帶領自己的部隊把宦官全都殺死了。宦官是殺了,可是董卓來了,劉漢王朝由此徹底覆滅了。
王立新說三國人物 誰是東漢末年真正的『壞人和惡人』
影視劇中的袁紹形象 您可能會問:袁紹既然自己就可以解決宦官,為什麼還要招引較之財狼更加兇殘的董卓之師,進京來剿滅宦官呢?是不是說,袁紹勸何進招董卓進京,希望他毀掉漢家江山,然後,再伺機把天下竊奪到自己的手上呢? 這是個大膽的猜想,大膽的程度,不亞於數學史上的哥德巴赫猜想。儘管這種猜想,需要不平凡的勇氣和思想的能力,但卻過高估計了袁紹,同時也有誣枉袁紹的嫌疑。船山先生在【讀通鑑論】中,分析漢末討宦官而導致漢朝最後毀滅,說了七點重要原因,其中第六點是:“袁紹兄弟,包藏禍心,乘時構亂,而無戮力王室之誠;曹操識之明,持之定,而志懷叵測,聽王室之亂,居靜以待也。”船山先生此處的說法,就屬於這種大膽的假設,缺乏有力的事實根據。 當何進誅殺宦官的時候,曹操和袁紹,用心雖然未必“純一”,但也沒有升起藉此擾亂天下,希望把事情搞大,鬧得天下大亂,從而僥倖得利的心思。他們於漢朝廷雖然已不再像陳蕃、李鷹們一樣赤城,但確實還沒有“包藏禍心”,尤其沒有“乘時構亂”的想法。因為天下已經大亂,不待袁紹和曹操去乘時而“構”,“靜以待變”,或許才確實是他們當時的真實心態。但是他們還都很看重自己是朝廷重要官員的身份,希望能在那樣的位置上有所作為,以便繼續升遷。因此,所謂“靜以待變”,也不應該是想要乘機竊奪政權的意思。 從歷史的實際情況看,袁紹這次跟何進謀劃誅殺宦官,與竇武和陳蕃那次不同。儘管那次竇武同樣是為了奪取宦官手中的權力,但他並沒有何進與宦官的那種過於直接的私人怨憤。袁紹參與這次誅殺宦官,主要是為了幫助何進,最多也只是依託何進,以求升遷,並不懷有另外的“深遠”企圖。 漢靈帝末年,宦官蹇碩因懼怕何進將來對自己不利,聯合其他宦官一起,向漢靈帝耳邊不斷吹風,說是西涼韓遂,一向目無朝廷,其人狡黠難治,從前派張溫征討,一時散去,而又復來。說韓遂是朝廷的邊患,必須除掉。建議由大將軍何進親自率兵前往征討,想用這種辦法,把何進調離朝廷。靈帝下詔以後,何進卻以人馬尚未鳩合齊備為由,不斷拖延,直到靈帝死掉,仍然沒有動身。靈帝生前,想要廢掉何皇后所生的十四歲的太子劉辯,另立王美人所生的九歲的王子劉協。還沒來得及辦理,就病入膏肓,死前把這件事情委託給了宦官蹇碩。蹇碩秉承皇命,在靈帝死後準備廢掉太子劉辯,讓劉協繼位。蹇碩害怕劉辯的舅舅大將軍何進阻撓,於是就想先殺掉何進,然後再立劉協,結果被人泄密了。 劉辯登基之後,尊何皇后為太后,何進得以全面掌控朝政。何進立即實施報復行動,首先除掉了蹇碩。 袁紹乘機希望何進把宦官全部趕出朝廷,用心並不在於自己奪權。何進說服不了太后,袁紹才出主意調用外兵來脅迫太后(就是嚇唬女流),目的只在清除宦官,不在招引董卓進京。而且當時所招,也並不僅只董卓一人。包括何進的親信屬吏——大將軍府掾王匡、騎都尉鮑信、東郡太守橋瑁等,都在被招帶兵進京之列。何進甚至指使手下將領——武猛都尉兼併州刺史丁原,率兵“入據”自己的國都城郊的河內郡,還攻入洛陽附近的孟津縣,大肆放火,作大聲響,製造出不趕走宦官,就攻破都城,實施“兵剿”的架勢。沖天的烈焰,嚇壞了何皇后,只得同意何進暫時“解聘”宦官,不再讓他們進宮服侍。 這時董卓已逼近京師,何進宣詔令其退回本部,董卓不得已,只得暫時向回退了幾十里,等看時機。 但是大宦官張讓等前往何皇后的母親舞陽君處訴苦,何母,就是那位受封舞陽君的何皇后的老娘,趕緊進宮給宦官說情,何後又把宦官都招回來了。袁紹一看形勢要被逆轉,繼續鼓動何進,說謀事已泄,千萬要堅持住,不能猶豫,否則就會重蹈竇武的覆轍。何進雖然表面堅定,任命袁紹為司隸校尉,假節,專門負責收拾宦官的獄斷之事。但內心深處,還是猶豫未決,猶疑不定。為了堅定何進的信心,把驅除宦官的“事業”進行到底,袁紹首先下令各地方官員,搜捕宦官在地方上的親族勢力。在袁紹的一再催動下,何進再次入宮向何太后奏請誅殺宦官,被潛伏在窗外的宦官們聽到了。宦官們眼見死定,決定先行下手。何進一出宮,宦官們就把他的頭割下來了。董卓聞聽宮中有變,立刻率眾急進,闖入京城,控制了朝廷。當時只有董卓,才真正是“乘機構亂”,“靜以待變”,而不是袁紹和曹操。 宦官們既先動手殺死何進,袁紹,還包括袁術,還有何進的弟弟何苗等,一時情急,狗急跳牆,率眾攻打皇宮,衝進皇宮裡,把宦官差不多都殺光了。 當年漢靈帝剛死,何太后聽政,袁紹招引外兵前來的意圖,只是想給太后施加壓力,好讓她同意誅殺宦官。殺宦官自然不難,但得太后同意。太后不同意,不能妄殺宦官。可是要讓太后同意殺宦官,比殺宦官這件事情本身難度更大。 或許您可能這樣設問:袁紹後來還是沒有聽太后的旨意,還是在沒有朝廷聖旨的情況下殺掉了這些宦官,而且就連不是宦官的沒長鬍鬚的人,都要脫掉褲子讓大家驗證自己不是宦官,才能撿回自己的性命,這又當如何解釋呢? 這個不難解釋。 宦官既然已經把何進殺了,那就等於宦官率先無視朝廷的存在,太后既不同意何進誅殺宦官,也同樣不會同意宦官去殺她的娘家哥哥,那是她的靠山。宦官既然無視朝廷的存在,袁紹等自然可以跟着效法。當然,最關鍵的,還是袁紹不能再等,再等就死到臨頭了。螻蟻尚且惜命,困獸豈能不鬥?假使狗也有智慧,知道主人要殺它,一旦跑不掉,它也會反過來不顧“主奴”或者“君臣”之義,先來進攻主人。這種做法,一點兒都不奇怪。君臣方所,還有主奴位置,都是在平常的狀態下,才被安穩地擺放在那裡。到了生死關頭,自然會生出新的樣式。如果君王一定要無緣由地置大臣於死地,主子非要莫名其妙地殺死奴才不可,到了這樣的時候,大臣就不必再像大臣,奴才也就不是從前的奴才了。 所以,袁紹帶兵入宮斬殺宦官,不必跟他提議招引外兵進京來脅迫太后同意誅殺宦官當成一回事來看待。更不必引申出很多枝節,以擾亂我們對於歷史進程的視線。“包藏禍心”,“乘時構亂”,這種情況在董卓身上確實有,但在袁紹身上,其實真沒有。他沒那麼奸猾,更沒那麼老辣,尤其沒那麼狠愎和不自量力。我們既不必輕易抬高他,也不當隨意毀謗他。 袁紹斷然不是個好人,甚至可以說就是一個壞人,後來的表現,尤其能表明這一點。當年袁紹誘騙韓馥,詐得冀州之後,鮑信就曾明確的對曹操說:“袁紹為盟主,因權專利,將自生亂,是復有一卓也。若抑之,則力不能制,只以構難。且可規大河之南以待其變。”說是袁紹一旦得手,就會成為第二個董卓。鮑信建議曹操先在黃河之南發展勢力,靜觀時局變化。 船山先生說曹操“靜以待變”,其實也只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當年何進謀誅宦官時,以曹操的身份,其實可以說是“無變可待”,無論曹操自己靜不靜,天下之變,都沒有曹操什麼事兒。 袁紹開始心懷異志,顯然也是在董卓控制朝政,自己逃出洛陽以後。不止袁紹和曹操,孫堅、公孫瓚、劉表、公孫度等,很多軍閥都是在這個時候,才開始明確有了自己的打算。後來最先稱帝的袁術,其實也未必比他們稍早些。董卓率兵入京,控制朝政,是東漢末年各地軍閥和朝野官員心態變化的真正轉折點。他們看到朝廷已不再是朝廷,國家也已不再是國家的時候,才開始心涼。涼透以後,心才徹底變了。 袁紹不是個大惡人。要說這個時期真正的大惡人,那得說是董卓。只有董卓,才是這個歷史時期中真正的大惡人。這個大惡人幹了很多壞事,幹了很多傷天害理、天地不容的壞事。諸如逼迫眾臣,強行無禮改換君王;無故殘殺社集民眾,將男性頭顱全部砍下,掛在馬鞍上,把人家的妻女強行分配給自己的兵將充任妻妾,卻硬說是討賊歸來;還有強行遷都,並公開掘毀東漢所有皇帝的陵墓——就連重要大臣們的墳墓都沒有放過,劫走其中的珍寶。當然,這件事是他指使呂布干的,他沒有親自動手。有關他所干的不忍聽聞的惡事,大家可以去看【三國志》裡的【董卓傳】,我不在這裡耽誤工夫。董卓雖然把壞事都做絕了,但他也幹了一件好事,就是把漢朝這個已經腐爛不堪的“糞土之牆”,徹底推倒了。 德國哲學家尼采說:如果一堵牆已經腐壞到不可救藥的程度,那就不要再去維護它、整修它。而是要乾脆直接把它推倒。否則,就會不斷有更多的人緊張、害怕,甚至被壓,總之是受到傷害。 漢朝從桓帝以後,已經成為善人的牢籠,人間的地獄。 未必就是邪惡的力量,只能由邪惡的力量來摧毀。但是好人眷戀過去,膽子小,不忍心,下不去手,甚至還會努力維護它,修補它;壞人雖然心懷鬼胎,但卻不願首先發難,也不願暴露自己的不良意圖;就連“妖人”張角兄弟等,雖然已經號召天下舉起了“義旗”,但還是沒有推翻它。在這樣的時刻,就只有依靠惡人。惡人最惡,無所顧忌,“徒見金不見人”,見到有好處可撈,不怕鋌而走險,不計後果成敗。只要能惡一次,就已經心滿意足了。
王立新說三國人物 誰是東漢末年真正的『壞人和惡人』
影視劇中的董卓形象 董卓傷天害理,害人害得耳不忍聞、目不忍睹;但他徹底拆毀了一堵腐爛透頂的舊牆,徹底砸碎了那個害民無度而且已經毫無救藥餘地與必要的東漢政權。要是沒有董卓,漢代的那些臣子們,還會扶持出新的桓帝和靈帝來,維持那個已經無法用語言形容的邪惡的政權,讓它繼續無休止、無節制地禍亂天下,殘害天下的臣民。包括袁紹和曹操這些人都在內,沒有人敢於挺身而出,說我要拯救天下,我要建立一個嶄新的王朝。而且,這樣的時機,在當時也還遠未成熟。 歷史到了這種緊要的關頭,那些顧及利害得失的奸臣,尤其是那些想要名垂青史,當周公或者做忠臣的那些號稱正人君子的所謂“忠臣”,都已自覺不自覺地墮落成了腐朽漢王朝的“怯懦同謀”。他們或者幫助漢朝整治、修補這堵爛牆,比如漢末知識精英;或者只是站在那裡,眼睜睜地看着天下被敗壞,而沒有勇氣衝出來,以推翻舊王朝的方式,來實際地實施對於天下和生民的拯救,比如一般知識分子和朝野大臣。未必就是他們缺乏真正的責任意識,缺乏捨生忘死的勇氣。只是中國近於盲目的尊君歷史文化傳統,沒有賦予他們公開、明朗的推翻自己君主的正當理由。 船山先生說:“夫內懷奪柄之心,而外無正人之助,若何進者,不足論也。以往之覆轍,為將來鑒。”這是正論,像何進這樣的人,哪裡有資格進入船山評價的話語體系,船山先生把他放在自己的話語中,也只不過是為了敘述歷史的方便,順手撿來提供一點借鑑。 而於所分析的七條重要原因之後,船山先生又說:“凡皇天之所弗予,志士仁人之所弗予,天下之民受制於威,受餌於利,人心所不戴以為君親,而苛暴淫虐,日削月靡,孤人子,寡人妻,積以歲月而淫逞不收。若此者,其滅其亡,皆旦夕之間,河竭魚爛而不勞餘力。智者靜以俟天,勇者決以自任,勿為張皇迫遽而驚為回天轉日之難也。”這才是透闢的精當之論。不過這一精妙的說法,似乎所指已超過了何進誅殺宦官的時間界限,顯然說的是董卓了。看來船山先生前此評價袁紹和曹操的話語,是把何進誅殺宦官與董卓禍亂天下兩件事情“合”在一起說了,這樣就使得其對袁紹和曹操於當時表現的評價,呈現出“猜想”的不實狀況。 當天下糜爛已極,政權腐朽不堪的混沌歷史時刻,只有真正的亂臣賊子們,才敢於出來僥倖。董卓懷着“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的果敢精神,斷然割斷了漢朝的喉管,使它徹底失去了苟延殘喘的可能性。當然,董卓的“果敢”,並不是出於擔待和拯救天下的意識,而只是出於個人奪權和獲利的心理。中國歷史上像董卓一樣的惡人們的命運,幾乎都是一樣的。當他們推翻了舊王朝的時候,自己也多半會跟着完蛋掉。可是天下大局既亂,重新整合的要求和契機,也就順此到來。歷史的篇章,就可以從這裡開始重新書寫。 馬克思和恩格斯,都曾高度讚揚德國古典哲學家黑格爾關於“惡是歷史發展動力”的說法,並接續黑格爾,進一步闡發了惡在推動歷史發展過程中的重要作用。 “邪惡是歷史發展的動力。”正是董卓抑制不住,也不想抑制自己邪惡的貪慾,才敢於瘋狂地站出來,冒天下之大不韙,搶權奪位,奸淫擄掠,濫殺無辜,最終推翻了漢朝的腐朽統治。 董卓把漢朝送進了火化場,自己也跟着被外溢出來的烈焰,燒得屍骨無存。天下大亂,群雄驟起,由此牽引出中國歷史上一個號稱三國的時代。 *本文系深圳大學王立新教授【三國人物】系列第一部分,鳳凰國學獲獨家授權發布,未經授權,請勿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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