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並生·【虛構的古希臘文明】前言

董並生：【虛構的古希臘文明】前言

　　西方『古典歷史』指『古希臘』與『古羅馬』而言，而『古典學』一詞則特指從18世紀開始以公元前480—前323年『古希臘』及奧古斯都時期『古羅馬』（公元前1世紀至公元1世紀）為研究對象的『西方學統』。

　　西方『古典歷史』植根於西方『古典學』。西方『古典學』依託於『古希臘』的『古典時代』概念，而『輝煌、神聖的古希臘』概念，在本質上形成於18世紀後半葉至19世紀期間。18世紀後半葉德國的新古典主義（Neoclassicism）思潮就是基於這種『古希臘』概念，一時間在西方有了『不懂德語就不能研究古希臘』之說。實際上這正是西方殖民主義意識形態的伴生物和西歐中心論的典型表現。

　　不僅如此，歐洲歷史上的『文藝復興』概念，本質上也是19世紀西方學者們的『創造』，再加上19世紀以貌似『科學』的『比較語言學』方法、提出並兜售『古印歐語』譜系的假說，進而以之為基礎，建構了『西歐中心論』的世界歷史觀。

　　要復興中華文化，不認清西方『古典歷史』的本來面目則易為所惑、落入文化轉基因的危險境地。本書試圖通過證明『古希臘』、『古羅馬帝國』概念以及『古印歐語系』假說的虛構性，通過揭示『西方學統』的重重疑竇，釜底抽薪、從根本上解構『西歐中心論』的歷史學基礎。

　　師友林明先生經常對筆者說：『西方其實並無文化，古希臘除了是個地名、什麼都不是』；『古希臘、古羅馬的所謂歷史大多都是後世好事者編造的故事』；『文藝復興？一個死了上千年的傳統，怎可能說復興就得以復興』？為了求證，筆者帶着團團疑惑，在涉獵西方歷史文獻及相關史學著作時留意於此，結果發現，林明先生所見非常準確。於是筆者對西方虛構『古典歷史』的問題進行了初步梳理，以期系統揭露西方『古典歷史』的虛偽性。

　　『古希臘』沒有獨立的文獻載體，不可能有所謂『古希臘』手稿傳世

　　早期獨立的古文明都有獨特的文獻載體，如：中華文明（甲骨文、金文、簡帛）、古印度文明（貝葉）、古埃及文明（莎草紙）、古巴比倫文明（泥板）等。而所謂的『古希臘』則沒有獨立的文獻載體。

　　曾於1909-1931年間擔任大英博物館館長、圖書館首席館員的弗雷德里克·喬治·凱尼恩（1863-1952）在【古希臘羅馬的圖書與讀者】中主張，自公元前六世紀以降，在希臘土地上普遍使用的書寫材料是紙草。他的根據是希羅多德【歷史】中的一段話。[ 見[英]弗雷德里克·喬治·凱尼恩【古希臘羅馬的圖書與讀者】中譯本第105頁，浙江大學出版社2012年8月]

　　凱尼恩所指希羅多德那段話為：『伊奧尼亞人從古時便把紙草稱為皮子，因為在先前由於缺乏紙草，他們是使用山羊和綿羊的皮子的。而甚至到今天，還有許多外國人是在這樣的皮子上寫字的。』[ [古希臘]希羅多德【歷史】中譯本第1版下冊第370頁，商務印書館1959年6月]

　　然而，被西方人尊為『歷史之父』的希羅多德的唯一『傳世』著作【歷史】原來是一部偽書。（說見本書第3章第2節考述）

　　凱尼恩在【古希臘羅馬的圖書與讀者】還列舉了許多莎草紙古典文獻的例子，然而凱尼恩本人就是最早偽造『古典紙草文獻』的嫌疑人，其所述內容不足為信。（參見本書第1章相關內容）

　　西方『古典時期』，可能作為文獻載體的兩種材質，一種是埃及出產的『莎草紙』，另一種是所謂的『羊皮紙』。『莎草紙』在歐洲的絕大多數氣候條件下難以保存。在古希臘的氣候條件下，保存不到幾十年就會發霉、粘連，不可能有片紙流傳下來。在埃及，所謂『古代莎草書卷』只限於墓葬中發現的殘卷。[ 參看[美]喬治?薩頓【希臘黃金時代的古代科學】中譯本第30頁，大象出版社2010年5月]

　　而『羊皮紙』出現的時間只能是在公元前2世紀以後。[ 同上第30頁]

　　況且，羊皮紙成本高，抄寫一部【新約聖經】大約需要三百張羊皮[ 『哥騰堡活字版印刷術發明時，第一套書，就是用歐洲自製紙與羊皮紙印的新約聖經，據說每本用300張小羊皮。（註：Dard Hunter：【Paper Making-The History and Technique of an Ancient Craft】）』[台]陳大川【紙由洛陽到羅馬】第98頁，財團法人樹火紀念紙文化基金會、民國102年10月第1版]。【新約聖經】翻譯成中文約為22萬5千字，而【舊約聖經】翻譯成中文為70萬5千餘字，是【新約聖經】字數的三倍多，【新約聖經】用三百張羊皮的話，【舊約聖經】就需要九百張羊皮，新舊約合計則需要一千兩百張以上的羊皮。用羊皮紙大量保存文獻，就是大國皇家也未必有那個財力，何況小小城邦。

　　實際上，『羊皮紙』不是『紙』、『莎草紙』也只是『草』

　　『羊皮（parchment）和犢皮（vellum）是西方國家較長使用的書寫材料。Parchment這個詞係指用羊皮做成的書寫材料，譯成「羊皮紙」是不恰當的，因為不是紙，可否譯成「羊皮片」。英文中的parchment，法文作parchemin，均指羊皮板寫成的文件，導源於Pergamum，本是小亞細亞米西（Mysia）的古代城市名。……羊皮板後來成為歐洲主要書寫材料之一，甚至文藝復興後印刷術西傳時還用以印刷書籍。我們在西方大圖書館裡仍可以看到甚至16世紀至17世紀時的「羊皮板」寫本。……

　　與「羊皮板」一起在西方廣泛使用的還有「莎草片」（papyrus），將這個西方詞譯成「莎草紙」同樣是不恰當的，因為它也不是紙。』[ 潘吉星【中國造紙史】第43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

　　從加工流程來看，『莎草片』沒有任何蒸餾、化合的過程，只是簡單的進行整形處理，還是『草』本來的形態。

　　『紙莎草紙的傳統製法是:首先剝去紙莎草的綠色外皮，留下髓部，並割成薄片，放入水中浸泡幾天，撈出後用木槌敲打，壓去水分，重複多次，把薄片兩端切齊，一條條橫向並排鋪開，然後在上面縱向排開，並用石塊壓緊，擠出糖質貓液，使草片相互貓結起來。晾乾以後，用象牙或者貝殼磨平草片的表面，就成了紙莎草紙。』[ 孫寶國、郭丹彤【論紙莎草紙的興衰及其歷史影響】，載【史學集刊】2005年7月第3期]

　　埃及的這種『莎草片』實際上並不稀奇，在歐洲人沒有來到美洲前的幾百年間，美洲的瑪雅人和阿茲台克人用樹皮作成薄片，用以書寫文字畫，叫huun或amatl。其方法是將樹皮剝下後，除去有色外表皮，將其內皮撕成一英寸寬的長條，放在鍋內加草木灰煮沸。再在平板上縱橫交錯地疊起，用槌打在一起成為薄片，乾燥以後以石磨光。現在墨西哥的奧托米印第安人（Otomi Indians）還用此法作樹皮片，作書寫材料。

　　太平洋各島嶼如夏威夷、斐濟、日本北海道、印度尼西亞、中國台灣等廣闊地區的土著居民，也用樹皮借錘氈法打製成薄片，通稱為tapa。夏威夷人稱kapa，意思是捶打。印第安人的huun或amatl，或太平洋島嶼土着人的tapa或kapa，在製造方法及取材上大同小異，可統稱之為『樹皮氈』。[ 潘吉星【中國造紙史】第45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

　　美國造紙專家的鑑定

　　『美國造紙專家兼紙史家亨特到現場考察了莎草片、huun及tapa的製造方法後，得出正確的結論是，這三者在技術上是屬於同一範疇，雖然均可作書寫材料，但沒有一個可謂之為真正的紙。』[ 同上第45頁]

　　中國造紙專家潘吉星對『莎草片』的體驗

　　『1981年筆者旅居弗吉尼州時，曾得到一枚用傳統方法製成的莎草片，表面不平滑，需塗一層白粉後才能在上面畫彩色畫。』[ 同上第44頁]

　　這種『莎草片』質地薄脆易碎，稍微摺疊就會破損，甚至難以承受陸路運輸的顛簸。[ 參看孫寶國、郭丹彤【論紙莎草紙的興衰及其歷史影響】，載【史學集刊】2005年7月第3期]

　　『紙草片』和『羊皮板』用什麼『筆、墨』寫畫？

　　『黑墨水用碳的沉積物製造，例如從油燈頭或鍋底上刮下來的煙灰，用木炭和燒過的骨頭研磨成精細的碳粉。無論用什麼東西製成碳，都要混合一種阿拉伯膠之類的黏合劑，即一種阿拉伯樹的水溶性樹液。把這種混合物曬乾，製成小塊。在準備寫字的時候，就用濕潤的筆在墨水塊上刷一刷。文士們也常使用紅墨水，那是鐵的氧化物、紅赭石或者其他土壤中的礦物質製作的。』[ [美]斯蒂芬·米勒、羅伯特·休伯【聖經的歷史---「聖經」成書的過程及歷史影響】中譯本第29頁，中央編譯出版社2008年3月第1版]

　　『最早用來在紙莎草紙上寫字的筆更像是小號油畫刷，用生長在沼澤中的燈心草或小植物製成。這些筆的長度不同，通常在15到45厘米之間（6到15英寸）。文士們把筆的一端嚼松，露出其中細小的纖維，將其製成纖維的刷子。……新約時代，人們用蘆葦削成尖頭的管狀筆。』[ 同上第30頁]

　　我們知道，任何植物材料都會碳化。無論在何種植物材料上施以何種顏料，都會隨着時間的推移，在幾十年間逐漸褪色、劣化、解體、澌滅，何況是一種『質地薄脆易碎，稍微摺疊就會破損』的材料。無論是埃及的『莎草片』,還是印第安人的huun以及太平洋諸島土著民族的tapa，在其上塗以何種植物或礦物的墨汁或顏料，在自然的條件下，都不可能長期保存。中國紙『紙壽千年』人們可以理解，而西方的『千年紙草』卻無論如何也解釋不通。

　　『莎草片』開始出現大約在拿破崙攻略埃及的八十年之後、即相當於蒙森晚年時代；在此之前，整個西方學術界並不知道有莎草片的存在。例如伏爾泰或吉本的著作中都沒有莎草紙的蹤影。在此之前，說到『紙』就是『中國紙』、以及將『羊皮片』混同為『紙』的概念，稱之為『羊皮卷』。

　　無論是1793年『紙草文獻』現身赫庫蘭尼姆[ [德]維拉莫威茲【古典學的歷史】中譯本第1版第130頁，三聯書店2008年6月]，還是古羅馬時涉及『莎草紙』製作方法的文獻普林尼【自然史】等，都是後世所偽造。曾任大英博物館館長、圖書館首席館員的弗雷德里克·喬治·凱尼恩（1863-1952）是最早涉嫌製造『偽莎草紙文獻』的西方學者之一。[ 炮製所謂亞里士多德【雅典政制】的就是此人。]

　　當代美國科技史權威喬治?薩頓認為古希臘人的文字載體為石刻。

　　『如果文字只能刻在石頭上（很明顯，在希臘這種情況持續了數個世紀），它的範圍就只能局限於記錄被認為非常重要的事情。文學作品太長，難以刻在石頭或金屬上。』[ [美]喬治?薩頓【希臘黃金時代的古代科學】中譯本第29頁，大象出版社2010年5月]

　　然而，人們只見過大量的古希臘『石刻摹本』，沒有見過『石刻原物』，而那些大量的『石刻摹本』是在18世紀前後被炮製出來的。（參見本書第3章第6節相關內容）

　　『古希臘』本無文字

　　『古希臘』本無文字，從商業民族腓尼基那裡借來了『字母』，據為己有、形成『希臘拼音』，而腓尼基字母則來源於古敘利亞及古埃及。與其說是『希臘字母』，毋寧說是『閃米特字母』。

　　『儘管學者們嘗試過，他們還是無法忽略以下事實，即希臘字母看起來像閃米特字母，發音也非常相似，大多數還有相應的名稱。如：alpha/﹥alep（牛）；bēta/bêt（房屋），等等。這些字母在晚期迦南語中有明顯的意義，而在希臘語中則沒有意義。』[ [美]馬丁?貝爾納【黑色雅典娜?構造古希臘1785－1985】中譯本第358頁，吉林出版集團2011年7月]

　　後世所見『古希臘語』，是埃及亞歷山大城的『標準希臘語』

　　「標準希臘語」，也叫「共通語」，是一種所謂『希臘化時代』的人造語言，流行於以埃及亞歷山大里亞為中心的亞、非地區。

　　『古希臘共通語是後亞歷山大時代希臘科學和學術所使用的語言，其時的科學和學術中心已不是雅典，而是尼羅河畔的亞歷山大城。』[ [英]阿諾德?湯因比【人類與大地母親】中譯本第260-261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1月第1版]

　　『標準希臘語』得以流傳下來，因其為基督教所使用

　　儘管沒有哪一種基督教起源於希臘，卻一致偏愛使用希臘語。『標準希臘語』是傳播福音以及早期教會的最初使用的語言，新的宗教信仰最初也是在講希臘語的海外猶太人中間傳播。

　　實際上，猶太人用『標準希臘語』創作【新約】很自然，『標準希臘語』用『希臘字母』，而希臘字母借用自『腓尼基字母』，而且在希臘借用『腓尼基字母』（公元前8世紀中期）之前，以色列人和猶大人就已經用『腓尼基字母』進行創作了。

　　新約如此，舊約也如此。希臘語的希伯來聖經【七十子希臘聖經】成為當時最權威的聖經版本，並且被猶太人廣泛運用於耶路撒冷以外的地區以及之後的基督教運動中。

　　所謂『標準希臘語』並非『希臘語』

　　後世所稱『希臘化時代』，『亞歷山大東征』本身也是後世所編的故事。而所謂『希臘字母』，本來名字是『腓尼基字母』，屬於西亞文化的範疇，因而西亞人使用『希臘字母』不足為怪。伊朗人用『希臘字母』、大夏語用『希臘字母』、創作【新約】聖經時，猶太人也用『希臘字母』。不僅在亞洲，歐洲人也拿希臘字母來標註自己的方言。如高盧（法國）人用希臘字母。（詳見本書第4章第2節相關內容）

　　美國學者馬丁·貝爾納很震驚地發現，希伯來語與腓尼基語彼此聽得懂，發現了希伯來語和希臘語之間大量驚人的相似。沒有理由認為希臘語和希伯來語中有着大量相似聲音和相似意義的重要詞彙不是從迦南語/腓尼基語進入希臘語的，多達四分之一的希臘語詞彙可以追溯到閃米特來源……

　　如果真有『古希臘語』，一定是方言文字，並沒有流傳下來

　　公元前5世紀到公元前3世紀所謂『古典時代』在希臘半島所使用『古希臘語』是各種不同的方言，並沒有流傳下來。荷馬史詩所使用的語言是一種人工語言，在現實中並不存在。所謂『古希臘語』發音系統是十六世紀荷蘭文學家埃拉斯穆斯新造的。

　　據說古希臘地區有二十種以上的方言。其中，著名的有四大方言：伊奧尼亞希臘語、愛奧尼亞希臘語、阿爾卡多—塞浦路斯希臘語及多利安希臘語。

　　『事實上，我們並不知道四種主要的方言是在什麼時間以及在什麼地方形成的；也不很清楚這種方言的差異，與在這個變幻不定時期里，許多分散的希臘小社會在文化上認同自己的方式有着怎樣的關係。』[ [英]保羅?卡特里奇【劍橋插圖古希臘史】中譯本第55頁，山東畫報出版社2005年2月]

　　19世紀希臘復古主義敗壞了希臘『口語』

　　『近代希臘語與西方口語很相似，也強調重音，而不強調音節。它還創立了一種相似的重音詩體，即所謂的「主節律」，與古代希臘韻文迥然不同。近代希臘的重音詩體是11世紀瓦西里·迪耶涅斯·阿克里塔斯的史詩---與【羅蘭之歌】相似的拜占庭史詩---的載體。但是，如果說11世紀的【羅蘭之歌】是西方各種活語言的方言文學之父，其影響經歷900年仍長盛不衰，那麼，同時代的這首拜占庭史詩卻由於東正教世界復興了古代希臘語言和文學而被閹割，喪失了原本應有的使命。甚至法國和威尼斯口語文學所提供的榜樣，也不能刺激出具有自身特色的希臘口語文學。

　　希臘文化在東正教世界的復興發生在這種東正教文明與西方基督教社會發生長期接觸之前。19世紀，當希臘東正教徒對西方的態度從蔑視和敵視轉變為讚揚和歡迎時，這種文化交流本來可能會把近代希臘語言從僵死的希臘文化幽靈中解放出來。但是，希臘人很不幸地從同一個西方源泉吸收了民族主義的毒汁；結果，19世紀的希臘人更強烈的認為，他們的語言與古希臘語一脈相承，他們祖先的東正教文明附屬於希臘文明。這些風馬牛不相及的歷史聯繫使他們乞靈於語言復古主義，硬在自己的母語中塞進大量的古希臘詞彙、變音和語法，從而敗壞了母語。因此，在語言文學領域，西方文化的特色本來是利用生動的口語作為文學表達手段，而希臘人對現代西方文化的「接受」卻產生了相反的結果，不是解放而是束縛現有的希臘活語言。』[ [英]阿諾德?湯因比【歷史研究（插圖本）】中譯本第412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4月第1版]

　　莎草片既不可能承載古典文獻，羊皮卷則為中世紀教會所壟斷

　　在中國紙傳入之前，歐洲中世紀用羊皮卷抄錄文獻，基本上限於基督教會和修道院，除了【舊約】、【新約】及相關內容的書籍之外，很少有其他文獻。教會與修道院都是嚴格禁錮人們思想、排斥異端學說的場所，怎麼可能有大量的教士、修女在上千年的時間內對於自己不懂的東西不斷進行抄寫、傳承呢？

　　所謂『古希臘手稿』缺乏可信的流傳著錄

　　在歐洲中世紀千餘年間不見的『古希臘手稿』，於文藝復興時期突然大量出現，從所謂『古希臘時期』，到『希臘化時期』，再到東羅馬拜占庭帝國，拜占庭帝國滅亡後又回流到西歐的過程，沒有可信的流傳著錄；經敘利亞語、阿拉伯語重重翻譯而來之說也不可靠；即使真有『古希臘手稿』，也不可能大量流傳下來。

　　『輝煌的古希臘』，在考古學上得不到證明

　　在1837-1886年短短50年間，歐美各國各種雅典考古專門研究機構紛紛成立，致力於『古希臘考古學』不遺餘力，然而，至今看不到有什麼重大考古成果發表。轟動一時的，都是像發現『特洛伊遺址』那樣譁眾取寵的東西，『特洛伊』在亞洲土耳其境內，隨意指認一處遺址，冠以『特洛伊』的名字，實際上與古希臘古典時代毫不相干。

　　今日所見所謂『雅典古建築』，多出於十八世紀法國、英國工程師所繪的圖紙，最輝煌的雅典衛城『巴台農神廟』，為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新建。1933年巴台農神廟已經在當時的條件所能允許的情況下被修復到據認為是大約250年前的樣子。而斯巴達城所在地，則出於17世紀旅行者的隨意指認。

　　所謂古文物中最可以引為證據的『古希臘畫瓶』都不是科學發掘出土的，基本上都是從文物販子手上收購而來，後世所排『古希臘畫瓶』譜系，沒有地層學上的證明。

　　今天所見大量的『古希臘銘文』，實際上很少有實物，都是些摹本。十八世紀法國宮廷派法蘭西學院富爾蒙教士（Abbé Fourmont）到奧斯曼帝國，在1年左右的時間內，這位富爾蒙先生就將收集謄寫的近三千冊古希臘銘文帶回了法國，並說雅典看上去就像是一座取之不盡、刻滿銘文的大理石礦。後世的研究建立在這樣的『銘文』基礎之上，沒有實物對照，缺乏科學性。

　　『虛構故事』是西方『歷史科學』的基本方法

　　如上所述，在十五世紀至前，西方由於沒有方便記載語言的工具，加上沒有長期的史學傳統，於是在有了造紙工業之後，首先得到發展的就是毫無顧忌地開始了爭相編造故事的傳統。在歷史學的範疇之內，就形成了捕風捉影的風氣。

　　西方當代著名歷史學家湯因比在總結『西方歷史科學的基本方法』時，出於無奈，不得不將『虛構故事』作為西方『歷史科學』的基本方法。『第三種方法是通過虛構的形式把那些事實來一次藝術的再創造。……歷史也採取虛構故事的辦法。』[ [英]湯因比【歷史研究】中譯本上冊第54-55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年6月第2版]

　　以亞歷山大大帝的歷史為例：『世界就是通過這些傳說了解亞歷山大的，就像它通過【伊里亞特】了解海倫和阿基里斯一樣。無論在東方還是西方，對於大多數人來說，傳說中的亞歷山大就是真實的亞歷山大。亞歷山大的傳說四處傳播，在24種語言中已經收集了80多個傳奇版本。』[ [美]喬治?薩頓【希臘黃金時代的古代科學】中譯本第613頁，大象出版社2010年5月]

　　因為沒有真正的『文獻』基礎，結果『西方古典歷史』就『只有故事、沒有歷史』（詳見本書各章節相關內容）

　　十九世紀西方歷史學倚賴『比較語言學』

　　西方歷史學在十八世紀『講故事』的模式下沒有出路，於是在十九世紀發明了『比較語言學』，這樣西方歷史學就由此變成了『歷史科學』。

　　通過『比較語言學』方法對語音系統、語言形態、語法和語彙進行比較。原則上，在有親緣關係的兩種語言之間，各種差異都應該能夠得到合乎情理的解釋，也都對應着系統的演變。以比照法得出的構擬結果僅是理論上的假設。

　　薩義德【東方學】指出：『語言學家和解剖學家都旨在探討那些在自然界無法直接獲取或觀察的事物；一幅骨骼和一張肌肉線描圖，與語言學家純粹通過假想建構起來的閃語和印歐語原型一樣，都是實驗室和圖書館的產物。』

　　顯然，這不過是一個在實驗室里的運算模式，從其實踐來看，『古印歐語系』和『閃語』都是比較語言學在語言學實驗室里虛構出來的概念。

　　『先入為主』是『比較語言學』的典型方法

　　『比較語言學』的核心是一個數學算式，通過統計各語種在其基本語彙100詞（後來是200）中與所比照語種同源的詞語所占的百分比來推算語言分劃的年代。用一兩百個單詞進行比對，發現有百分之二、三十的單詞有相似者，即斷言兩者同出一源，然後定義為希臘語源，樹立為專業權威，並以之衡量天下，為西歐中心論造勢。同樣的發音，一定是希臘語為源頭、其他語言為末流。

　　『層累地造成的古史觀』源於『西方古典學』

　　中國學者都熟悉近代古史辨派『層累地造成的古史觀』。然而，豈知為了否定中國古代歷史真實性的『層累地造成的古史觀』原來是西方古典歷史學的工具，為的是以十九世紀新造的傳說、否定十五世紀以來形成的老的傳說。

　　十九世紀二十年代,英國劍橋大學引進德國古典學,其間英國學者康諾普·瑟爾沃爾第一次對『層累地造成的古史』進行了表述。

　　康諾普·瑟爾沃爾說：『隨着時間的推移，這些故事的數量似乎在不斷增加，讓人們了解的細節也愈加詳細。但年代愈是久遠，我們能聽到的這類故事就愈少，直到，如果我們查閱荷馬史詩的話，完全找不到這類故事的蹤跡。』 [ [C.Thirlwall（1835，第一卷，p.64）]]

　　原來康諾普·瑟爾沃爾創造『層累地造成的古史』說，為的是否定『古希臘』源於東方文明的種種傳說，塑造『純正古希臘種族』的形象、從而為構建『西歐中心論』服務的。（詳見本書第3章、第4章相關內容）

　　文藝復興時期的『古希臘』概念

　　文藝復興首先是、也許從來就是羅馬的，當時對意大利產生影響的主要是古羅馬的民族歷史，並沒有所謂『古希臘』的影子。希臘作為政治實體始於十九世紀。輝煌的『古希臘概念』是十八、十九世紀西歐學者們的虛構。

　　十六世紀，稱謂『希臘地區』的名稱五花八門，希臘地區屬於東方（雷旺達），當時對希臘地區的稱謂有：亞該亞、索非亞、魯梅里、「希臘-戈萊西亞」（Ellada-Grecia）等。

　　在16世紀的英語、法語中，「希臘人」一詞為通用名詞、意指『騙子』；羅馬人呼希臘人為『畜牲』。（詳見本書第3章相關內容）

　　『發現雅典』之旅始於17世紀70年代

　　16-17世紀，西方開始了具有深遠歷史意義的『東方之旅』，正是『東方之旅』啟動了西方世界的成長，而『東方之旅』的『目的地』並不包括『希臘』。發現美洲比『發現』雅典大約早了兩個世紀。

　　『發現雅典』之旅始於17世紀70年代，在此後的100年間，歐洲人、主要是法國人和英國人通過『百年遊歷，八重虛構』，終於將『雅典』從一個不知名的小鎮，推崇為古典歷史時期的『首都』，使之與羅馬及耶路撒冷並駕齊驅，並最終後來居上，居於世界古典歷史之首席地位。

　　對於其虛構手法，這裡舉一個例子：

　　重重虛構---『指鹿為馬』，將天主教主題畫作改名為「雅典學院」

　　歐洲文藝復興時，意大利『藝術三傑』中年齡最小的拉斐爾曾經畫過一幅名為【雅典學院】（The School of Athens）的畫，反映的是古典時期學派林立、相互切磋的景象。這是如今普通的說法，人人都信以為真，尤其是中國的學者，對其頂禮膜拜，不遺餘力。

　　其實，拉斐爾的這幅畫掛在梵蒂岡教皇辦公室的走廊，原本是用來為天主教裝點門面、表現天主教傳教內容的一幅畫作。該畫創作於1509-1510年，將其稱為「雅典學院」則是在十七世紀末，確切地說該畫是在1698年之後才被定名為「雅典學院」的，距其創作完成經過了差不多190年……

　　該畫名稱「雅典學院」（Georgio d′Atene）的確定，與貝洛里發表於1695年的一篇文章首次提到標題「雅典學院」（Liceo d′Atene）有關。[ 參閱英格麗德?羅蘭（Ingrid Rowland）撰寫的【雅典學院的知識背景：在朱流斯二世的羅馬中探尋神醫】，選自馬西亞?霍爾（Marcia Hall）主編的【拉斐爾的「雅典學院」】，劍橋，1997年，第150頁以及注釋第56。哈里?B.古特曼的文章【拉斐爾壁畫「雅典學院」中的中世紀成分】（期刊【思想史】第2卷第4期，1941年10月，第420-429頁）（詳見本書第3章第4節『百年遊歷,八重虛構』）]

　　不懂『漢字』就難以徹底揭穿『古希臘』之偽

　　當代意大利著名古典歷史學家莫米利亞諾說，在他年輕時的那些令人尊敬的圈子裡，人們普遍認為不懂『德語』就不能學習古希臘歷史；我們似乎可以補充一句：不懂『漢字』就難以徹底揭露『古希臘』之偽。為什麼這麼說呢？

　　歐洲的各種『書面語言』只是一種拼音紀錄，以『漢字』為坐標進行對比的話，『文字』必須具有形、音、義三個方面的基本要素，而歐洲諸語言只是不同的『語音紀錄』而已，缺乏『字形』的要素，因此嚴格說來『拼音字母』不算『文字』。

　　人類先有語言、後出現文字，迄今為止，只是一部分民族進入了有文字階段；有些民族則通過字母對語音進行紀錄、形成了『書面語言』。記載【舊約】、【新約】的希伯來語、拉丁語及希臘語就是這種『書面語言』。

　　『漢字』由於具有『字形』的特點，並且自漢代以來就有編撰大型字典、辭典的傳統，有綿延不斷的訓詁學傳統；因而可以在時間跨度幾千年、地域跨度上萬里的範圍內進行傳播，發生歧義的機會較少。

　　對於記錄語音的『書面語言』而言，因沒有『字形』，缺乏『望文生義』的功用，只能『音中尋義』，加以因其跨種族、跨地域、跨時代的特點，其穩定性與傳承性要差得多。西方各『書面語言』由於沒有『字形』，因而要準確傳達其語言的含義，就需要大量的『定義』和『概念』限定詞義，這樣就離不開詞典。而希臘古文字學起步甚晚，以伯爾那?孟福孔【希臘古文字學】問世為標誌，希臘古文字學首創者於1708年，在此之前缺乏詞典的條件下，要想準確地傳達『古希臘語』拼音詞句的含義幾乎不可能。

　　舉例來說，在有了紙張之後、十五世紀英語在其形成過程中，不同英語方言之間相互間看不懂對方寫在紙面上『詞句』的含義。其他歐洲諸語言也都一樣。因而，某種拼音文字語言，在跨種族、跨地域、上千年時間條件下可以被傳承，無疑是一種神話。

　　十六世紀『拉丁文』不能轉譯的『哲學概念』舉例

　　『讓我們試試把16世紀法語在表達中所沒有的大部分概念翻譯成拉丁語。「絕對」（Absolu）？拉丁文的absolutus意思是「結束」、「完成」，僅此而已，沒有哲學上的用法。「抽象」（Abstrait）？拉丁文的abstractus意思是「孤立」或者「心不在焉」。西塞羅無疑會提出一種「專門折磨人的玩意兒」（Quod cogitatione tantum percipitur）。這樣說也對，也不對。……對於「相對」（relatif）來說也是一樣，翻譯成pertinens ad？可能是另一個意思了，後期羅馬帝國及中世紀拉丁語中的relativus只有一種語法上的意義。』[ [法]呂西安·費弗爾【十六世紀的無信仰問題】中譯本第494-495頁，商務印書館2012年6月]

　　翻譯『思想概念』的前提是掌握所翻譯『思想』的內容

　　『我們要注意的是，要想翻譯一種思想，你首先必須掌握它；而在這方面，掌握一種思想的標誌，就是字詞；在通俗法語中所沒有的字詞，你怎麼用拉丁語去表示呢？而且說到底，如果嚴格說，我們可以用一個長長的句子來表達「決定論」所表示的意思---好心的高爾澤（Goelzer）在他的【法語-拉丁語辭典】中便在努力這樣做---，那是因為我們，19世紀和20世紀的法國人，我們上過哲學課，我們的老師在把哲學的字詞傳達給我們的同時，也把這些字詞所表達的概念教給了我們。可是，16世紀的人既沒有讀過哲學業士，也沒有讀過數學業士，他們根本沒有辦法通過解釋來翻譯這一概念，而且單靠他們自己的努力，「決定論」這個共有的、常用的，而且幾乎是通俗的概念，這個我們從十六歲的時候便毫不費力地知道了的概念，在他們來說卻是永遠得不出來的，因為這需要不止一個人的努力。』[ 同上第495頁]

　　古詩云：『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對於當代西方人來說，由於沒有對真正的『文字』承載文獻功能的切身體會，因而對於十五世紀前後在歐洲被大量『炮製』出來的所謂『古文獻』缺乏一個參照物，就難以理解和接受其『全盤造假』的事實，或者甚至反過來懷疑起了中國古代文獻的真實性。

　　現代西方學者陶醉在從十九世紀開始出版的各種有關『古典學』及『東方學』浩如煙海的著作之中，單舉19世紀有關『近東』的著作，就有6萬本之多。[ 參看傑拉德·德朗提【歐洲的誕生：神話·理念·現實】中譯本第142頁，台灣新北市廣場出版2012年8月]

　　而西方『古典學』方面著作的數量一定大大多於西方的『東方學』著作之數量。然而，『19世紀的史學家們所討論的絕大多數問題，大多數是在18世紀設定的框架中進行。』[ 晏紹祥【古典歷史研究史】上冊第72-73頁，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11月第1版]問題不在『古典學』著作數量的多少，而在於其原始資料是『真』是『偽』；原始資料『既偽』，建立在『偽史料』基礎上的研究著作一定如滾雪球一般、滾得越大就離『真』越遠。

　　認識了漢字，並通過漢字了解中國歷史，了解中國從甲骨文、金文、竹簡帛書、刻石文字、宣紙麻紙的書寫材料載體，了解中國歷代的史官制度，了解各種文體：經疏注釋、諸子百家、詩詞歌賦、駢文散文、箴銘頌讚、論說詔策、章表記序等，了解了中國有各種類書、叢書，如【太平御覽】、【古今圖書集成】、【永樂大典】、【四庫全書】、【道藏】、【佛藏】等，了解了中國有歷代經籍志、藝文志，有大量的官私目錄，有版本校勘之學，字體有真草隸篆等等，數不勝數的古文獻產生與傳承的諸多條件。了解了這些中國文獻學常識之後，依此為參照系，拿來去與西方所謂的『古典文獻』對比一番，就容易發現原來在西方、這些古文獻賴以存在的條件一概沒有，既沒有文字的演變歷史，沒有歷史文獻制度，也沒有文獻的載體，有的只是從西亞、北非借來的一套『拼音字母』。再尋繹那些所謂西方『古文獻』的來歷，就會發現那不過像是在捕捉一個語音現象中的虛幻泡影。

　　『羅馬帝國』於476年崩潰，是一個『大謊言』

　　公元476年是奴隸社會與封建社會的分界線，換句話說，476年是上古史與中古史的分界線。公元476年是一個什麼樣的年份呢？歷史學家們說：那一年是羅馬帝國崩潰的標誌年。

　　為了安排輝煌的『古典時代』的結束，於是編造這麼一個謊言，說從此世界歷史進入了千年黑暗，而事實上，那一年什麼也不曾發生。（說見本書第5章相關內容）

　　『西羅馬帝國』其實並不存在，只有羅馬城邦、沒有羅馬帝國，近代學者以並不存在的『西羅馬帝國』之滅亡、作為世界史分期的界限，蘇聯歷史學家進而說『西羅馬帝國』滅亡標誌着奴隸社會的結束和封建社會的開始，現代中國學者又將其奉為圭臬……

　　作為近代西方法律樣板的『羅馬法』，其實並無根據

　　從『羅馬法』對近代世界的影響來看，羅馬法律的基本精神,羅馬法的絕大部分內容，逾千古而猶存，對後世尤其是近代文明產生了極大影響。

　　然而，沒有人真正見過『十二銅表法』。後世所謂的『羅馬法』實際上不過是所謂的『東羅馬』皇帝查士丁尼組織編纂的一部【民法大全】，而這部【民法大全】內容博雜，實際上是一部偽書。我們知道，真正在歷史上存在的法律一定有何時公布、適用範圍怎樣，何時做過修訂，何時廢止，何時被新的法律所取代的演變過程。而這部【民法大全】平面展開，只有系統，沒有歷史時間概念，不過是由許多偽書攢湊起來的一個大雜燴。（詳見本書第5章相關內容）

　　西方文獻現有『中譯文』資料，足以證明西方『古典歷史』之偽

　　在十九世紀西方對中國歷史、文化下結論的時候，西方學者所掌握的中國文獻資料非常有限。比如黑格爾在其【歷史哲學】中對中國歷史進行全盤否定的時候，其所掌握的中國文獻資料，除了耶穌會士翻譯的一點點不準確的資料之外，黑格爾竟然倚重的是一部明代三流小說【玉姣梨】。（詳見本書有關黑格爾【歷史哲學】的章節）如今我們對於西方古典歷史作一個初步的評價，就文獻資料來說,無論在質的方面、還是量的方面，早已大大超過了當時西方對中國歷史下結論時所占有的文獻狀況。

　　舉例來說，作為古典歷史基本典籍的所謂古典文獻原典都有了中譯本，如：【亞歷士多德全集】、【柏拉圖全集】、【伊里亞特】、【奧德賽】、【工作與時日】、【神譜】、【古希臘悲劇戲劇全集】、【希羅多德歷史】、【伯羅奔尼撒戰爭史】、【色諾芬希臘史】、【埃涅阿斯紀】、【羅馬帝國的崛起】、【塔西佗編年史】、【塔西佗歷史】、【阿庇安羅馬史】、【聖奧古斯丁天主之城】、【羅馬帝國衰亡史】等等。（詳細內容請參看本書後附主要參考書目）

　　尤其是開始有了部分西方開明學者揭露造假歐洲『文藝復興』、『東方學』、古希臘『雅利安模式』等古典歷史著作的中譯本。如：[英]孟席斯【1434：中國點燃意大利文藝復興之火】中譯本（台灣遠流2011年5月版）、[美]愛德華·薩義德【東方主義】中譯本修訂版（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民國100年2月）、[美]馬丁?貝爾納【黑色雅典娜：構造古希臘1785－1985】中譯本（吉林出版集團2011年7月）等，也有內容雖然不是直接揭露造假『古希臘』的，卻對於揭露該問題提供了有益的資料和線索，如[希臘]娜希亞·雅克瓦基【歐洲由希臘走來】中譯本（花城出版社2012年3月），為我們提供了大量資料和線索。因而可以說現有中譯本初步具備了系統揭露西方偽造『古典歷史』的文獻條件。

　　然而，遺憾的是上列對西方『古典歷史』進行質疑的著作，只是局部地對偽造『古典歷史』提出了一些有限的懷疑，從總體上來說，還是在維護以『古希臘』為代表的虛假『古典歷史』的存在。

　　我們參考了上述所謂的古典文獻及西方學者的研究著作，以考據學的方法，鈎沉索隱，在蛛絲馬跡中、為系統揭露西方偽造『古典歷史』提供線索，以期喚起學界同仁共同關注這一嚴重問題。

　　本書篳路藍縷，體例草創，採取以相關各類學術著作引文為主的形式，一方面力圖避免主觀、就所考述內容標明來歷，便於讀者一一復案；另一方面也含有表彰中外學者之見解，兼示不敢掠美之意。

　　筆者並不奢望以一人一時之力能夠輕易廓清數百年之迷霧、推翻盤踞在中華民族頭上已逾百年、根深蒂固的『西方偽學統』。能夠起到拋磚引玉之效果則幸甚。貌似龐大的『西方學統』建立在虛構的『古希臘概念』之上，相信通過有志復興中華文化同仁之共同努力，一旦將『古希臘』及『古羅馬帝國』之概念徹底解構，西方偽學統就會在頃刻間土崩瓦解。

　　本書主題涵蓋內容廣泛，在取捨時難免掛一漏萬；本書所述內容、觀點，錯誤在所難免，還望讀者不吝指正。

　　（見董並生【虛構的古希臘文明---西方歐洲『古典歷史』辨偽】，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6月）

【網友評論】

諸玄識：原始的古希臘——董並生新作的讀後感

　　（一）從『西化辨古』到 『西方辨偽』

　　我的朋友董並生著作【虛構的古希臘文明——歐洲『古典歷史』辨偽】，最近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我很高興，表示祝賀。我有幸先睹為快於他的書稿，並參考何新和黃忠平兩位學者的相關論述；從那以後的一年多來，我查閱了大量西文資料，不僅感慨於他們的先見之明、開風氣之先，而且還順藤摸瓜、獨闢蹊徑。

　　於是，我斗膽斷言：在受到華夏影響之前的『西方』，中古及上古，始終是史前狀態的原始性質的，哪有『文明』可言！（請讀 諸玄識：【圖解：西方是什麼？】）就像董並生的書中所說，被『歐洲中心論』充當奧援和根脈的其他三大文明古國（埃及、兩河與雅利安印度），都是在其塑造希臘文明的高峰的19世紀（資本—帝國主義猖獗的時期），被發掘出來的。然而，不管這些『古老文明』存在與否或屬於哪個『紀元』，沒有可靠證據說明它們與西方的淵源關係；因為在中國文化與科技沿着絲綢之路向西傳播的千年裡，『中學西被』所到之處，都是『文化荒漠』[1] （猶太—基督教只是部落宗教，其文化內涵的絕大部分都是後來利用紙和印刷杜撰出來的）[2] 。馬克思說：『印刷術卻成了宗教的工具。』

　　從絲綢之路向西，第一個受惠於華夏、而變成『有文字的文明』的，是阿拉伯[3]，然後才輪到了歐洲——意大利文藝復興（佛羅倫薩等）僅是歐洲的文化沙漠[5] 中的、面向伊斯蘭文明的幾個小小的『綠洲』（也是絲綢之路的西段）！正如董並生書中所云：意大利文藝復興期間的『古典因素』（希臘、羅馬）都是造假。此前，中世紀的歐洲人並不知道古代的希臘、羅馬；他們當中的極少數人從阿拉伯人了解到它們。阿拉伯的文化成果讓歐洲分享，而基督教的偽造相結合，就成了『古希臘』了，再被『人文主義』變本加厲地以訛傳訛；然而，在後來的中國技術所奠基的歐洲科學—工業革命中和中國文化所啟發的啟蒙運動中，與基督教經院學派同流合污的『希臘元素』，或是進步阻力，或是無人問津。[6] 只是到啟蒙運動發生『質變』（法國革命和拿破崙戰爭），和科學—工業革命驅動資本—帝國主義勝利進軍之際，『希臘元素』才有機會『發揚光大、登峰造極』的。

　　以下是筆者根據近年所查閱的西文資料，論述古希臘的社會性質，以支持董並生書中的觀點。

　　（二）古希臘未脫離原始性質

　　1.古希臘沒有文明

　　所謂西方文明的『源頭』（希臘）和『前輩』（中古）基本上都是較原始、很粗糙的社會形態——無文字，多方言，前民族，眾部落。（請讀 諸玄識：【中國影響之前：原始的歐洲 】）古希臘的社會處於部落與聚落（部落聯合）之間，雖說已定居或正在定居，但仍舊帶有部落的組織、習俗、意識和文化。

　　第一、社會形態

　　所謂『希臘城邦』（城市國家 Polis）實際上都是部落組織。哥本哈根大學教授摩根斯·赫爾曼·漢森，深入研究位於伯羅奔尼撒半島的阿卡迪亞地區的古代『希臘城邦』，其論證的部分內容如下：

　　阿卡迪亞的部落國家（tribal state）……包括城邦（poleis）的組織……部落城邦……。在阿卡迪亞，存在着許多的所謂部落國家，直到村社村鎮聯合的「大城邦」（megalopolis）。部落族群組成國家……。從公元前5世紀，它們（部落族群）被聯合，我們稱為部落國家，被細分為城邦。討論是否部落國家是由以前的城邦聯合所形成，還是老的部落國家被再分為城邦。我們最近的調查重點是，古典階段乃部落組織與城邦共存。關於部落的體制，尚無證據；因而我們不知道部落大會和部落軍隊被招收和指揮的情況。……在公元前4世紀，……有些官員被部落當局任命。大城邦……有兩個到十個殖民村（剛定居）。進而，我們參考別的資料：在部落的基礎上形成更大的部落聯盟，……這是基於關於公元前5世紀的軍事同盟的信息。從修昔底德那裡知道，在部落的基礎上，大約421名帕拉西亞人加盟於曼提尼亞人。……修昔底德陳述，斯巴達把帕拉西亞人從曼提尼亞人的統治下解放出來；從中有兩種解釋：一是部落自治，再是單一的城邦部落。……其結論是，在斯巴達和修昔底德的眼中，部落城邦具有自治的性質，但它同時又是部落（國家）的成員。[7]

　　【古代法】的作者梅茵，根據對古典希臘和羅馬的研究，斷言它們是原始社會，其理由為『由家庭構成氏族的聚合，由氏族構成部落的聚合，由部落構成共同體的聚合……。政治思想的開始，在事實上，設定氏族血緣是唯一可能的社群政治功能的基礎』。[8] 值得注意的是，梅茵所論希臘、羅馬的原始類型，是對照於近現代西方的、基於分裂個體的『契約社會』（個人主義的公民社會）的。這兩種社會的共同點是：它們都極具排他性與對抗性。中國傳統社會也很重視家庭與家族，但它是『開放親緣』，從而適合于越來越大的和諧（天下太平、世界大同）[9] 。

　　第二、部落意識

　　古希臘人被稱為『狹隘的、自我毀滅的地方主義』。[10] 比爾泰克寫道：『從古代到近代，希臘人都處於無休止的衝突之中，這是最難克服的那些形成民族共同體的阻礙因素的。』[11] 古希臘是原始後期的部落仇殺風俗的延續。德國學者莫倫·庫施說：

　　像尼采所認識到的，前荷馬時代的原生激動構成了希臘社會生活的文化密碼定式。希臘的戰爭表現出『非友即敵』的零和邏輯——你是為我的，否則就是反對我的（排中律）。……希臘生活方式意味着極好戰的『生物政治』模式。根植於原生激動的『戰鬥與殘忍』的文化是……希臘人的標識。公元前5世紀雅典的意識形態……是：『我們是自由的，其餘的人都是奴隸。』……後希臘文化是由早先的部落衝突風尚的進化的結果……。[12]

　　第三、技術水平

　　美國弗吉尼亞大學教授J.倫登說：『真實的希臘歷史是，貧窮窒息了創新，原始的交通阻礙着出口。』[13] 俄羅斯歷史學家狄雅可諾夫揭示：『古希臘始終是很差的農業技術，是原始的耕作方式。』[14] 沃爾特·萊西（Walter K. Lacey）從家庭史論證：『大約公元前10世紀—前7世紀的希臘村落時代和古典時代的雅典人是「原始社會」。』[15]

　　關於古希臘的技術，人類學家、美國密歇根大學教授S.漢弗萊斯寫道：

　　古典研究者們都傾向於主張希臘神話為新石器時代的版本，……沒有文字記錄。……古典階段保留了『不合理』的成分，……極其粗糙的原始方式，毫無技術創新、宗教懷疑和政治變革的社會。……希臘的技術問題，如商船設計和航海技術，……沒有龍骨的船在80°風中很難安全航行。這幾乎是長期靜態的。自從遠古，愛琴海的航海狀況極小變化。……漁民和木舟沒有海圖和羅盤，年齡大的人就記不住航行時間。……我親身體驗愛琴海的航行，了解古希臘商人的航海難題；很快就變得清晰：希臘商船的歷史幾乎是毫無造船與航海的技術進步可言。……自從卡爾·布克於1890年代捍衛他的古希臘經濟是『原始的』這一見解以來……，考古學的證據……已經在歷史研究中激起爭論。[16]

　　2.古希臘的語言問題

　　牛津大學教授羅莎琳德·托馬斯說：古代雅典是個『口語社會』（Oral Society）。[17] 但她又為之辯護，說古希臘如何『特殊』——『普遍的口語交流通常被認為是原始特質之一，但古希臘卻挑戰我們的判斷。』[18] 那就是像法國歷史學家甫斯特爾·德·庫朗日所稱，古希臘是『原始社會的理想類型』。[19]

　　但無論如何，按照曾是美國語言協會主席的沃爾特·翁的說法，近代以前的西方社會屬於『從未接觸文字和印刷的「原初口語」（primary orality）』[20] 『沃爾特·翁提出了「原初口語」這個術語，……是指沒有接觸過文字形式的「口語文化」。一代人到下一代人口頭傳授知識。……柏拉圖以前的希臘、非文字文化的中世紀和現代非洲的與世隔絕的部落，都是原初口語的例子。 ……文字逐漸取代口語，從手寫階段進入由印刷發明所帶來的打印階段。』（引者按：實際上在中國『四大發明』西傳之前，整個西方都是口語性的）[21]

　　我們知道，在『西方歷史』中，柏拉圖是處於希臘文明的後期；這就是說，該『文明』幾乎是沒有文字的（可笑的是『蘇格拉底是文盲，他用口語產生哲學』）[22] 。海爾教授不解地說：『希臘作為西方知識的搖籃和自由的誕生地，荷馬、品達和柏拉圖卻是使用方言口語，類似於韃靼蠻族……；這感覺違反常情，與政治狀態尤不協調，似乎是人性的恥辱。』[23] 實際上古希臘人就是蠻族部落。

　　西方中心論學者硬是把子虛烏有的古希臘編造成一個畸形社會，說『在古代希臘，所有知識皆凝聚於口語，……古希臘人不是文盲（illiterate），而是「前文字」（preliterate）或「非文字」（nonliterate）。』[24] 實際上古代、中世紀的希臘都是沒有文字的。[25]

　　語言學家斯蒂芬·科爾文指出：『從引進字母到「共通語」（Koine）之間的希臘語的歷史，是方言的歷史。』[26] 這句話是說，亞歷山大征服之前的『希臘文明』——也就是整個『古典時期』——所用的，始終都是方言；它意味着：A.不存在書寫文字；B.不存在希臘地區的通用口語；C.所有的哲學、科學和文藝作品都是原始性質的『方言口語』（豈有此理）！

　　斯蒂芬·科爾文進而對古希臘僅用方言，作解釋如下：

　　在古代和古典時代的希臘語言是一個抽象概念，它不是標準的語言，而是方言的集合……。不應該誇大這個階段的希臘語的『抽象』。一個包含多種方言的標準語言的概念，是後來的想法；它體現着語言學和語言社會學的歷史，諸如英語、法語和西班牙語。僅是由於集中的政治權力、印刷術和古典拉丁語的影響，才形成標準的概念……；這個思想大抵迥異於希臘人關於『共通語』（Koine）之前的希臘語的想法……。[27]

　　其後的亞歷山大—羅馬時期的『希臘共通語』（Koine）乃似是而非，[28] 就連亞歷山大遠征也是缺少實證的中古阿拉伯地區的一種傳奇。[29] 稍後再講『希臘語』的來龍去脈。

　　（三）西方不存在『古典文明』

　　1.古希臘的客觀條件否定文明

　　進入『古典時代』的克里斯提尼改革，仍是部落社會。『公元前508年，……將原來阿提卡島上的四個部落解散，分成了10個新的部落區。』[30] 改來改去還是部落社會，號稱『古典的雅典部落制度』[31] 。它是『克里斯提尼的「創造」……只是一種原始的劃分』[32] 。大家很容易被其『改革』（包括梭倫改革）所矇騙，而不清楚其部落之危害性，和它的變本加厲，阻礙文明，振古如茲！——其排他性與衝突性，使希臘不能形成民族國家和語言文字（直到19世紀才基本改觀）。

　　換句話說，古代希臘是一個彼此對立的、 『同質部落』（homogeneous tribes）的『集合名詞』，但遠不是真正集合。『它們從未被凝成單一的政治實體，而是熱衷於分裂性的各自為政。』[33]

　　希臘『土地從不讓人容易生活，肥沃的平原幾乎沒有，土壤很薄和貧瘠……。』[34] 『雅典處於荒涼的阿提卡半島，……土地貧瘠，幾乎全是岩石……；極難生產必需品來維持簡單生活。』[35]

　　此種狀況只會造成緊張對抗，哪來『文明』與創造！古希臘是在一個很小範圍內的許多地理碎片之中，不同族群以鄰為壑、彼此傾軋；而且又在更大的環地中海的戰亂禍水的漩渦之中，亦為亞非帝國的戰場。這種無休止的暴力衝突，內爭外斗，就註定了古希臘不可能成為創造科學與文明的土壤，更不可能成為人類藝術的聖地的。耶魯大學建築藝術史家文森特·斯庫利說：『沒有古代文字證據來證明，希臘人對人類活動的環境有什麼重要作為。』[36]

　　這歸根結底是由其地理環境決定的。美籍希臘學者約翰·托馬斯·拉西在20世紀初，從地理環境方面論證古希臘的社會形態：它的眾多的仇外心理的部落種族，數千年來阻礙着其民族國家的形成。[37] 現摘錄其著述如下：

　　對我來說，古希臘沒有被提升到有效社會的規模是深層原因，從這個國家的地理可見一斑。……霍加斯認為，地理環境在希臘人生活傾向中起着決定因素。其地理與地形培植了希臘精神中的小群分立與強烈的地方父權主義。……狹窄谷地之間缺少交流使得文化單位極小……。

　　希臘沒有提供理想成分的實踐空間。……外敵入侵使他們暫時忘卻地方歧見，但不能團結合作尤為可怕……。

　　希臘在經濟上的統一亦不可能，其地理空間和『文明時段』皆不能承受社會發展的波動。……不存在充分廣度與持續的邦際貿易，以形成合作的習慣，與多樣性、長期性的交往。它的社會意識沒有超越部落階段。族群溝通的自然障礙不能被克服。……假如希臘的自然地理能讓它發展較大規模的本土貿易，我想希臘歷史走勢則是不同的。

　　我們應用基於社會學的詮釋原理，那就是，社會化過程依靠合作習慣來形成其規模，而使便利的、持久的交往交流成為可能。希臘的整合的潛力受阻於缺少密切的經濟產業關係，後者可以帶來民族凝成的動機和開放領域……。

　　現代希臘已完成政治統一，這在古代是聞所未聞的。……但即使在革故鼎新的今之希臘，地域封閉的舊習猶存，這在那些與外界的生活潮流隔絕的內地鄉鎮尤為明顯。旅行者可注意到那兒的狹隘的部落觀念依舊頑強，它正如前文所說的，是植根於其獨特的地形。羅德說：『停滯的特徵和分離的現象從一個河谷、山地到另一個，被該國的自然地理所強化，交通困難……。我們聽到，居住在斯巴達的居民鄙視其近鄰……。』 從古到今的希臘都存在着地方利益高於國家利益的傾向。[38]

　　俗話說『窮山惡水出刁民』，這是最適合古代希臘的，恆是部落仇外、以鄰為壑。如果不是中古與近代之間，被捲入『中西會通、近代轉型』的大潮之中，希臘永遠不會有民族國家的，遑論文明？進而言之，若非中國智慧及其成果的對世界發生作用，歐洲人不可能憑藉己力克服『畫地為牢、神權禁錮』的窘況的；同樣，近代希臘也是在『中學西被』的大環境下超越其自然地理的障礙，到1840年代左右終於有了『文明國家』和統一語言文字的。

　　2.希臘是與『社會進化』相反

　　不和諧的古代希臘只能是人與人、人與自然雙重衝突的犧牲品，因而不可能產生任何科技、思想和文明的。

　　唐納德·休斯指出：『環境耗喪的證據足已解釋整個地中海盆地與近東的古文明的毀滅。這個結論似乎說明，自然環境與文明進程的關聯是不可逃脫的。』[39] 我想說的是，地中海—近東地區的生態脆弱與其古代族群之不和諧所致厄運，這是事實。然而這裡是否曾有『文明』？

　　另一方面，多數環境歷史學家都把現代世界的生態危機的根源追溯到『希臘思想』，[40] 並且認為希臘和羅馬是人與自然衝突的悲劇的『傑作』。[41] 在我看來，這是『悖論』。如前所述，西方的『與自然作鬥爭』知識系統（反自然、害生態、非生命。包括基督教的相關思想）[42] ，只能馳騁於近現代的『全球循環』之中，而不能通行於先前的、需要『和諧文化調節平衡』的地區環境之中（所以中世紀基督教以『神權禁錮、窒息人智』來確保族群倖存）。從這個意義上講，所謂的『希臘智慧、古典文明』是不可能存在於歷史時空的。

　　天人及族群皆嚴峻對抗，其所致破壞性的『負能量』極大，它使社會滯溺於部落衝突的『自然狀態』——『戰爭總是在城邦之間進行，從不和解。』[43] 『在古希臘世界,戰爭構成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44] 這難道還存在穩定生活環境，來培育『與自然作鬥爭』的知識系統嗎？何等荒謬！關於古希臘社會的內部外部衝突及其對於文明、文化的否定，喬治·詹姆斯一針見血地指出：

　　所謂的『希臘哲學』，是和希臘人及其生活狀況格格不入的。『希臘哲學』的時期恰是內外戰爭，從而不適合產生他們的哲學家。歷史表明，從泰勒斯到亞里士多德這段時期，希臘人是其內部分裂的犧牲品，同時，他們又生活在外部入侵的恐懼之中……。他們不是互相廝殺，就是與波斯人戰爭。……我認為這是一個眾所周知的道理，即：哲學思想的產生必需一個免於動盪與戰亂的環境。通常所說的希臘哲學繁榮的階段（從泰勒斯到亞里士多德）全無和平與安寧，哪來產生學術的條件！否定希臘哲學的緣起和發展的，不僅是頻繁內戰和持續外患，而且最壞的，是雅典暴民政治的滅絕行徑。……正如這段希臘引文所寫：『雖然自然災害困擾人類，但外患與內訌則加劇我們自身的厄運；有些人冤死在他們的城邦，另一些人攜其妻兒流亡，現代人因飢餓而自相殘殺……。』[45]

　　（四）『西方源頭』是文化沙漠

　　1.重申古希臘的真相

　　真正的古希臘是半原始、無文字、極貧困、頻戰亂的氏族部落社會。直到1830年代被歐洲中心主義『注入文化』之前，希臘始終滯留於史前狀態——前文明、前文字、前民族國家的『自然狀態』（借用霍布斯語）。

　　古代的地中海的衝突是很強烈、很殘酷的，希臘的國土尤為貧瘠；因而不可能支持一個可觀規模的人口與相對穩定的社會，遑論發展與文明！（請讀 諸玄識：【地中海的歷史，人類自毀的『實驗室』】）。

　　整個西方都是如此。1492年前後有着天壤之別！近現代是『全球循環』，地球財富、資源向西方傾注，所以它能夠『暴富』。歷史上的文明應該主要是在相對豐饒的『季風亞洲』。中華文明（文化與科技）透過西洋『聯通世界』（歐洲是地球生物圈『自我保護系統』的薄弱環節，是通往彼岸大陸的捷徑）。近現代西方乘着『天時地利』而成了『文明的暴發戶』，就來認祖歸宗，編造譜系。史蒂芬?丹佛指出：『作為獨特文化的古典希臘文明的圖像，是一個19世紀的偽造。』[46]

　　再看古希臘，由於山多地狹，部落林立，方言閉塞，戰鬥與破壞皆為常情。一個面積不大的地方，因其適合耕土地極少、又很貧瘠，只能夠承載微小的人口規模；又由於地形崎嶇，而形成數百個『以鄰為壑』的族群，每個族群僅有5000左右的人，[47] 內外頻繁戰爭（人口稍有增加，就會出現生存危機）；這種情況，衝突壓倒一切，怎能不是在（前文明的）『自然狀態』中惡性循環呢？！

　　希臘，與整個歐洲一樣，在其分享中國『四大發明』之前，不可能形成統一的語言文字、民族國家和市場網絡。

　　以下七點是西方學者對古希臘的定性：

　　Ⅰ.被理想化的原始社會。法國歷史學家甫斯特爾·德·庫朗日稱：『古希臘是……原始社會的理想類型。』[48]

　　Ⅱ.古希臘是『前文明、前國家』的部落社會。哥本哈根大學教授托馬斯·海因·尼爾森社會人類學家把希臘城邦定性為『非國家的部落社會』。[49] 美國學者埃里克?沃格林說：『希臘城邦是牢固地基於部落氏族。』[50]

　　Ⅲ.古希臘經濟。兩位歷史學家、教授沙伊德爾（美國斯坦福大學）和雷敦（德國弗萊堡大學）兩位教授指出：『古希臘的經濟真的是相當原始。』[51] 兩位丹麥學者、經濟史家伊薩格和斯伽茲戈爾德說：『希臘農業在城邦國家階段是相當原始的。』[52]

　　Ⅳ.古希臘是『前文字』的。古典學家喬治·亞歷山大·肯尼迪認為：『古希臘依靠口語表達，……口語交流實際上貫穿着整個古典階段。』[53]

　　Ⅴ.古希臘社會屬於戰爭部落。法國歷史學家查爾斯?羅林說：『希臘人——尤其是斯巴達人和雅典人——始終是好戰的。』[54] 許多歷史學家共識：『在古希臘世界,戰爭構成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55]

　　Ⅵ.古希臘是反智主義的愚昧。古典學家、美國戴維遜學院教授皮特·阿仁斯道夫說：『古希臘城邦——特別是雅典——普遍而長期地迫害學者。』[56]

　　Ⅶ.古希臘不可能有『智慧』（科學與哲學）。歷史學家喬治·詹姆斯說：古希臘的好戰、頻繁人禍、極度貧困和群氓迫害的情勢，根本否定了產生任何學術的可能性。[57]

　　西方文明的『希臘源頭』和有關它的文獻與文物都是被偽造的。[58] 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等人都是被杜撰出來的。[59]

　　質言之，所謂的『希臘科學、希臘哲學』都是『近代現象』，屬於近現代西方的知識系統，它們都是『人類中心主義』和『反自然、害生態、非生命』的。然而，僅在華夏（文化與科技）透過西洋『聯通世界』（1492年）之後，它們『以空間換時間』馳騁於偌大的生物圈之中，在『繁榮→毀滅』（基督教『創世→末日』）的前一段發揮『正能量』。[60] 但無論如何，希臘—西方知識系統不能單獨存在於1492年之前的『國土環境』之中，否則便是直接的『自毀家園、自取滅亡』（所以基督教禁錮人性人智）；而其雛形，只能存在於華夏智慧的框架之下，被培育、監護和駕馭。因此，歐美及現代文明的源流『在東不在西』（請讀 諸玄識：【文明突變』：華夏派生歐美——歷史的盡頭】）。

　　2.『希臘語』不是希臘的

　　18世紀的歐洲啟蒙運動是以『中國熱』為內容的——實際上是中國在非宗教或俗世性（人文民本）的方面，『啟蒙歐洲』。為了牴牾法國的中心地位（巴黎是文化中心），德國思想家一反萊布尼茨以來的親華傳統，開始樹立希臘，挖掘西方自身的『文化源流』。不久，隨着法國的『革命與戰爭』的陷入低潮（特別是拿破崙戰爭的失敗），尤其是隨着英國工業革命及其波及歐洲和西方帝國主義的全球進軍（包括鴉片戰爭），德國的『希臘主義』（古典主義）完全取代了已經冷卻的『中國熱』，而成為應運而生的泛西方的『歐洲中心論』的原旨。

　　1830年代，德國的（巴伐利亞）奧托王子在歐洲列強的安排下，『入主』希臘，開始了『歐洲中心論』的重大實踐——用『古典文化』來激活這個貧窮落後的國度（雅典僅有1萬人口，全然像是貧民窟）。儘管當時的西方人知道此時的希臘人並非『原種』。即德國學者雅克比·菲利普·弗勒馬瑞耶（Jakob Philipp Fallmerayer, 1790—1861年）說：『現在的希臘人不是古希臘人的後代，而是在中世紀移民而來的斯拉夫人和阿爾巴尼亞人。』[61] 然而實際上，古希臘人和中世紀的斯拉夫人與日耳曼人都是很原始的；在透過阿拉伯征服和蒙古征服接觸到中國文化之前，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都是不用文字的部落社會。

　　奧托統治希臘的最大功績就是推行了希臘語（Katharevousa），它是基於古代的『共通語』（Koine）；後者說是古代亞歷山大大帝時期的『泛希臘語』，實際上是曾是猶太—基督教徒的使用的語言。[62] 而與希臘地區的族群沒有關係。（請讀【新約聖經原文不是希伯來文，是希臘文】）。【聖經·新約】是中世紀偽造的，[63] 猶太—基督教曾使用『希臘文』（與拉丁文同時和之前）。

　　在奧托推行希臘語（1830年代）之前，希臘人使用各種方言（號稱『民間通俗語』Demotic.實際上是各地方言，不能聯通）；他們沒有共同的語言，絕大多數都是文盲，也從來不使用書面文字。

　　『「希臘化」（Hellenistic）一詞，最早是由德國歷史學家約翰·古斯塔夫·德羅伊森於1840年左右在柏林大學構思出來的。這是一個比較近代的概念。他把許多分散和不一致材料融為一體，進行編造和杜撰……。』[64] 進而，希臘語（Greek/ Katharevousa）和『希臘文化』（Hellenism）概念，都是在1830—40年代虛構出來的。德羅伊森是『希臘化時代』概念的創立者，正是這位德國歷史學家，於19世紀30年代、在奧拓王子的請求下，大膽虛構出了『古希臘』的概念。詳述如下：

　　首先，讓我們來看看 1833 年發生了什麼？雅典及其周圍地區在法國和英國的幫助下成功地脫離了奧斯曼帝國。確切的說，……希臘獨立乃歐洲列強之『贈予』，這僅是因為它們需要這樣的戰略位置，來打通被土耳其人控制的地中海。眾所周知，別人給你獨立，別人就可以統治你。於是……這個新獨立的國家迎來了一位日耳曼統治者，奧托王子成為希臘國王（奧托一世）。

　　奧托熱愛這項工作。他關注如何治理這個多民族的國家，稱其為『民族湯』（ethnic soup）；他的工作重心放在雅典，該城以阿爾巴尼亞人和土耳其人為主。奧托邀請……27歲的約翰·古斯塔夫·德羅伊森。後者先由學生轉為編外歷史教員，又被奧托任命為不拿工資的教授。……他被請來為雅典和希臘各族創造『新的歷史』。

　　奧托讓德羅伊森在語言方面給他一些思路，如何使各民族免於彼此火拼。德羅伊森起初建議可用當時大多數雅典人所操的阿爾巴尼亞語，作為希臘的核心語言……。奧托不同意……。德羅伊森發揮其聰明才智，提出以久已失傳的阿提喀方言（koine。實際上是猶太—基督教曾使用的語言——引者）為主的希臘共通語。……奧托欣然接受德羅伊森的這個創意。……這個『共通語』第一次被作為知識語言推廣開來，學校被要求採用，儘管老人不接受它。……奧托王子就稱其為『希臘語』（Greek/ Katharevousa）。

　　……德羅伊森進一步幫助奧托來調和希臘的『民族湯』，而使『希臘文化』（希臘古典文化，Hellenism）這個詞語誕生出來。……也就是說，是在1836年，Hellenism（希臘文化。音譯：『海倫主義』）這個詞被杜撰出來……！就這樣，這個多民族的國家從一個失敗的歷史學家那兒，獲得了她的名稱『希臘』（Hellas），進而『希臘共和國』（Hellenic Republic）……。[65]

　　在希臘，基於『古典』的希臘語（Katharevusa）在19世紀三十年代被創造和普及。直到1970年代，新語言的支持者（Katharevusa）和原生方言的支持者（Demotic，民間方言，已經文字化、民族化）進行了激烈的鬥爭，後者取勝。[66] 即：最終於1976年，將以民間通俗語（Demotic）為基礎的希臘語（屬於中世紀部落方言），正式確立為希臘的官方語言。這就是說，19世紀的西方中心論的『包裝希臘』——其主要內容之一是，把一種被稱為（古典）『希臘語』強加於希臘人，基本上是以失敗告終。

　　注釋（略）

　　老何讀此書後評論：

　　此書資料豐富，考據翔實，堪稱力作，可比擬清代閻若璩之【尚書古文疏證】［閻氏考證確證【古文尚書】乃是後世之偽作］。此書基本論據顛撲不破——基本可以確證西方近代史學所描繪之古希臘歷史皆為偽史。特予鄭重推薦。

謝謝閱讀

☆ 文章轉載加：zhouwen567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