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明星】個美國家族四代人與中國的一個半世紀

從傳教士教育家到紅色書店掌門：一個美國家族的記憶
--一個美國家族四代人與中國的一個半世紀
（文何明星）
美國人那夏禮（音譯，英文為Noyes，今譯諾伊斯）兄妹在1868年雙腳踏上中國大地上的那一刻，絕沒有想到在一個半世紀後，許多中國人依然懷念着他們，不是因為基督福音，而是因為他們創辦了現代教育--培英中學和真光女校，甚至得到孫中山的稱讚；更想不到的是，他們在中國出生的孫輩們竟然拋棄了基督教，而成為一個堅定的共產黨員，執掌一個紅得發紫的『中國書刊社』，在東西方嚴重對立的20世紀50至70年代，專門在『資本主義的心臟』美國本土，銷售了二百萬本毛澤東語錄（英文版），因此聲名遠播。
這個美國傳教士家族三代人與中國的136年，發生了哪些故事？是什麼力量促使這個美國家族產生了這種魔幻般的轉變？對今天中華文化的海外傳播有哪些啟示？
前兩代：傳教士+教育家
那夏禮（音譯，今譯諾伊斯）家祖祖輩輩都是傳教士。所以，當出生在美國俄亥俄州吉爾福德的那夏禮先生（Dr. Heiry V. Noyes，1836-1914）和那夏禮女士（Harriet Newell Noyes，1844-1924）也成為傳教士時，沒有人會覺得奇怪。他們做牧師的父親和同樣是虔誠信徒的母親，自然也認為自己兒女的選擇理所當然。
我們已無從得知老那夏禮夫婦當年的心情。
那一年：1868年。他們家排行第六的女兒和排行第二的兒子（他們有10個孩子），先後受美北長老會派遣，去了遙遠的太平洋東岸--中國。
真的是很遙遠很遙遠！
有資料說：那夏禮先生由美國乘坐小型帆船，經過109天的航程才抵達香港。
而他的目的地是廣州。
1868年的廣州，早已在1844年的【望廈條約】裏，成了美國也可以通商的口岸。西方傳教士們終於可以便利地在這個古老且人口眾多的地方傳播上帝的福音了。使他們能夠成行的是航船，而傳教的信念就是航船上高張的帆！『一切源於一顆傳教的心』，是那時很多傳教士遠涉重洋的內在動力。還有一個不能被忽略的事實：傳教士們能夠在此登岸的通行證--是附在一系列不平等條約裏的傳教權益條款。
那夏禮兄妹和其他傳教士一樣，他們肩負着向中國人傳福音的使命而來。辦學，是他們兄妹為了傳教而做出的共同抉擇。
比哥哥先期到達廣州的那夏禮女士，具有驚人的語言天賦。很難學的廣州話，她很快就能說得比較流利了。這對她熟悉當地的風土人情，了解民眾並與其交往，無疑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1872年6月16日，她於廣州金利埠（今六二三路），創立真光書院。這是傳教士在中國開辦的首批女子學校之一，也將是廣州開埠以來的第一所女子中學。
創院之初，雖然是膳宿費全免，她也只有區區六名學生。
堅忍、溫柔、善良，基督的精神是從心裏傳到腳上的。她邁動着雙腳，行走在珠江流域的土地上，做着她心裏想做的事。她的遺訓也是她整個人的寫照： 『行勝於言。言而不行，不若不言。』『你要記得：'凡祂所命爾者為之。' 我經過此世只一次而已； 因此，凡有我可能為之好事，或向人類可表示之善意，我當立刻為之。 我願不阻延，又不輕視此責，因此，人生之路，我去後不再來矣』。（詳見香港真光中學網站）
1875年（也有說是1878年），因學校一帶發生火災，真光書院搬遷到了仁濟街。1909年，改稱為真光中學堂，1911年更名為私立真光女子中學。1917年，中學部遷往白鶴洞，定名為真光女子中學。這時的真光中學已有學生300多人。

（真光女校的創始人那夏禮女士Harriet Newell Noyes，1844-1924）
從1872年到1917年，整整45年，那夏禮女士一直是真光的校長。1923
年5月15日她返回太平洋西岸的美國，孫中山先生給她發去信函，感謝她為中國的婦女教育所做的貢獻。1924年1月16日，那夏禮女士在美國魂歸天國，她完成了作為傳教士而一生傳播福音的使命。這距她1867年11月啟程前往太平洋東岸的中國，時間已經過去了半個多世紀。
如今，在香港，你要是看見穿着天藍色傳統長衫，綁着傳統孖辮的女學生，毫無疑問，你可以確定她們是某個真光中學的學生。那個極具時代色彩和樣式的校服啊，讓人們無法忘記那個作為校長的那夏禮女士。這距她1868年1月來到廣州學中文辦學校，已經過去將近150年了！

（培英中學的創始人那夏禮牧師Dr. Heiry V. Noyes，1836-1914）
1914年1月，78歲的那夏禮先生離開了他所處的那個風雲會際的時代，在太平洋東岸的南中國廣州花埭停止了傳教授業的腳步。彌留之際，圍在他身旁的，是他悲傷的家人和親友。 而留在他身後的，是百年名校培英中學的眾多學子。
一生鍾愛數學的那夏禮先生，大學畢業後進入亞利威微學校精研算學，畢業時，正趕上美國的南北戰爭。他便『躬往營伍，救生唁死』了。戰爭結束後他第一次奉長老會之命東來中國。徐甘棠先生曾這樣講述他這段有些傳奇的經歷：『其時粵人風習鄙塞，民俗陸梁，雖互市最早，而仇教實深，牧師舟行布化，輒為鄉人窘辱，跳刀拍張，奇險百出。嘗與西人麥某傳道於南海之金溪，夜盜劫鄰舟，彈貫麥首立殞，牧師睡其旁獨免。牧師往來連州、新會、開平、大良、赤坎、石龍等處，宣鐸不輟，辟榛治蕪，創立新會、赤坎、省城四牌樓各支會，皈道者數百人。無何悼亡，請謁歸故國，留嘉喇寬尼省傳道華人。』
1868年，是那夏禮先生的二次東渡。這一次，他把自己永遠地留在了太平洋東岸的中國，連同凝聚了他一生心血的不朽事業。
初起時，那夏禮先生是在沙基街頭設帳辦學，學生只寥寥幾人。
但他具有『鷹』的品質。一往無前的堅持，不僅使學生人數開始增加，也獲得了長老會的經濟資助，1879年，在那夏禮先生來廣州的十年之後，他能在廣州沙基同德大街創辦蒙學安和堂了，又一個十年後的1888年，那夏禮先生與尹士嘉（嶺南大學創始人之一）購得晚清著名愛國詩人張維屏（南山）的聽松園故址，遷學堂至此改名為培英書院。
傅世仕先生1912年考入培英小學二年級，在少年傅世仕的眼裏：那校長很嚴肅，本質很慈祥，他關心學生的學習和健康。雖已古稀之年，他仍巡視課室、宿舍、廚房、廁所、校醫室、球場。他到處檢查，特別是晚間經常巡視自修室的燈光是否足夠明亮。(當時仍沒有電燈，只用大光燈。)
自1879年創校至今的130多年間，在中國大陸、香港及世界各地的多所培英學校育人無數。她的校友遍佈海內外，包括美國、加拿大、澳洲、新加坡、倫敦及香港等。其中，各界的著名人士比比皆是。
培英出來的一代又一代學子，感其恩，戴其德，他們無不感念培英給予他們的人生理念和美好的學生時光。而這一切，都來自於他們的校祖--那夏禮先生在太平洋東岸的中國，幾近半個世紀的辛勤奉獻。
今天，傳教士兄妹被後人們如此稱頌，不是因為他們的傳教，而是因為他們率先在中國創辦了現代學校教育--真光女校和培英中學，這兩所學校如常青樹般的日益繁茂，絕非是他們當初能夠想像得到的。現代教育、現代科學等西方文明等等來到中國後所發揮的作用，大都超越了傳教士最初的預期。這樣恰好表明了中國近代化的發展軌跡：意外的收穫遠遠多於主動獲取。
1868年，我們前面說到的那條小帆船，載來的不止是一位那夏禮，除了那夏禮先生，還有他的妻子和剛剛周歲的兒子：那威林（音譯，英文是william Dean Noyes）。
那威林在太平洋的東岸開始呀呀學語和蹣跚學步。『稍長益與華人狎於華俗鮮所扞格嘗，自言其為華人也。』16歲時他回美國讀書，1899年畢業於Wooster大學，然後又用三年時間在Cuburn學習神學，畢業後即旋返培英中學任教。
1914年，他承接父親的職位，擔當起了培英中學校長的職責。在6年校長任期上，擴大學校規模，購荒地、擴大校址，『一九一七年，購白蜆岡地十數畝備異日擴充新校址之得，領官荒者動機即緣於此，則其識見為何如也』。除此之外，那威林先生還特別重視體育。培英中學擁有優良的運動傳統，以致後來有『排球少林寺』之稱，他理當『記首功』。
1917級的校友陳思齊回憶着：那時不論春夏秋冬，每天清早6時正，起床號準時響起，五分鐘內，要出現在樓下，準備早操。早操時，即使是寒冬，也只准穿短褲和薄衣。操練結束後，每人還必須在運動場上跑一圈。那時，還有一個叫睦美靈的美國籍老師，是從美國西點軍校畢業的，除教英語外，兼上體操課。在他的嚴格訓練下，幾年後，陳思齊由昔日同學眼中的『奀仔』（粵語，指瘦小體弱的人），變成了身壯力強的『大漢』。

（培英中學100多年前的運動場）
如此濃厚的體育風氣，使培英中學的各種體育項目都人才輩出。
源遠流長的運動傳統，至今仍使粵港的各個培英中學不僅注重實用知識的傳授，也以強化體育運動著稱。
胡適在評介司徒雷登著的【在華五十年】時，曾經寫道：『以歷史的眼光來看，』教育家+傳教士『的模式所產生的影響力無論在什麼時候都比那些僅僅誦讀福音書的傳教士更為深遠。無論是16世紀或17世紀基督教會中的天文學家和數學家，還是19世紀新教教會中的科學家、學者和醫生，莫不如此。是他們，這些若星漢燦爛的學者傳教士們，逾越了語言和文化上的障礙，將當代西方最經典的科學、技術、法律、地理、歷史和宗教知識著作譯介到中國；是他們，最先旗幟鮮明地反對中國婦女裹腳和'無才便是德'的陋習；他們呼籲社會、教育和政治變革，他們創辦新式學校和大學，他們將中國一點一點地從沉睡中喚醒。』
兩代那夏禮家人無疑是屬於胡適所說的『他們』中的人！
後兩代：亨利·諾伊斯--『紅色書店』的掌門
亨利·諾伊斯的出生地是在太平洋東岸的中國廣東。
他和一般的廣州小孩兒一樣，說着一口流利的廣東話；和一般廣州小孩兒不一樣的是：他竟然認識2萬多個漢字。那年，他才8歲。
同年，他隨父親返美。這8年的時光縷縷如絲，在亨利·諾伊斯的心裏深深地纏繞着中國情結。為此，他後來專門寫了一本書：【生於中國】。
此時的中國正處在從舊時代向一個獨立自主的新中國劇烈變革的歷史時期。亨利·諾伊斯在太平洋的西岸，時刻關注着中國的反帝運動、抗日救亡、解放戰爭和新中國的成立。
他在英國倫敦經濟學院獲得博士學位後，在美國密蘇裏大學任英文創作室主任。
期間，他與在倫敦法學院讀書的哥特結婚了。哥特是一位英國共產黨員的獨生女，也是一個堅定地反對大英帝國主義的共產黨員。她因為熱衷於幫助在英國的印度難民和參加政治活動差一點被英國當局驅逐出境。亨利與哥特的結合，不僅僅源於愛情，還因為他們有共同的革命政治理想，因此他們自稱為『革命夫婦』，組成的是『革命家庭』。
期間，他還與【紅星照耀中國】的作者埃德加·斯諾成了好朋友。
亨利·諾伊斯一直稱自己是海外僑胞（即ABC，在美國出生的中國人）。由於不滿當時密蘇裏大學的保守和傳統，尤其是對黑人的歧視，1960年他辭去了密蘇裏大學的職務，與妻子開辦了美國中國書刊社。
當時，正是美國對中國進行政治、經濟、文化等全面封鎖、圍堵的歷史時期，社會上盛行麥卡錫主義，反共情緒甚囂塵上。可想而知，此時開辦中國書店的難度。亨利忙了半年時間，才打通各個環節，拿到許可證。
為了打開書刊的銷路，使更多人了解中國，亨利多次駕車，帶着書刊樣本，進行銷售旅行。他的足跡遍佈美國幾十個城市，他同丹佛、西雅圖、鹽湖城、洛杉磯、三藩市和新奧爾良等主要城市的43家報刊經銷處建立了供銷關係。1998年，已經87歲的亨利·諾伊斯對這一段開創時期的歷程回憶道：『我們最初是在芝加哥成立的公司。那時麥卡錫主義很猖獗，反共情緒在美國很高。聯邦調查局的總想抓我。我和哥特開車十幾萬裏繞着美國轉，到每一家書店敲門賣書。有人一聽我們賣的是中國書，就打我們出去。但更多的人對來自中國的書感興趣，這麼多年來，我們賣掉了兩百多萬冊毛澤東的紅寶書。這本小紅書（little red book），到現在還是公司最暢銷的書。那時中美之間沒有貿易往來，美國政府不允許我們寄錢給中國，而是讓我們把錢放在一個凍結的賬號裏，一直到1979年，中國國際書店才拿到這筆錢。』
1972年中美兩國實現了關係正常化。雖然此時美國政府對華進口書刊的限制政策沒有取消，但對代理人的經濟控制有所鬆動。在美國的大批僑胞、美籍華人渴望了解新中國，中國期刊訂戶在美達到了25000多戶（份），亨利·諾伊斯的中國書刊社一直是業務量最大、最穩定的一家。

（20世紀70年代的美國中國書刊社。照片來源：何明星的【新中國書刊海外發行傳播60年】，中國書籍出版社，2010年5月版）
1975年4月13日，亨利·諾伊斯在離別了56年後，才踏上和他息息相關的中國大地。
1984年，亨利·諾伊斯再次來到中國，參加中國國際書店35周年的招待會，並作為外賓代表在人民大會堂發言。這次，亨利·諾伊斯還順訪了廣州，其激動的心情在給廣州培英中學羅校長的信裏清晰可見：『此行最令人驚喜的，莫過於在新校址同朋友們的會面了，想不到培英竟生存下來而且還正在日益發展了！最令人欣喜的則是學校重新復名，我到了培英，發現它辦理得如此卓越，取得一定的成績，我們感到十分高興。』他把此行稱為歸家般的親切。
歸家般的親切--涵蓋了亨利·諾伊斯和中國間的情緣。以這為出發點，也詮釋了他與其祖父、父親的不同：他是把太平洋東岸的中國思想傳播向了太平洋的西岸。亨利·諾伊斯與妻子哥特直到他們70多歲時才從中國書刊社退休。
歷史在演進中，有時會相像，但絕不會相同。
亨利·諾伊斯與妻子哥特退休時，亨利的兒子克裏斯·諾伊斯接替亨利·諾伊斯擔任書刊社的董事長。
改革開放去美國的中國大陸留學生王蕤，在圖書館偶然看到一本書：【生於中國】。作者亨利·諾伊斯對中國義無反顧的愛和天真的理想主義，使她深受震撼。因此她在美國伯克利大學畢業後的六、七個工作錄用函中，讓自己成了中國書刊社的職員。這時，我們有幸借王蕤的雙眼，近距離地感受兩位『共產黨員夫妻』退休後的生活片斷。
亨利·諾伊斯與他的太太哥特，業餘時間還到書刊社幫忙。尤其是哥特，她堅持15年為三藩市的中華文化中心做義工，為中國歷史協會做義工也多年，每月還為美中友協的通信寫新聞稿，經常把省吃儉用的錢捐到中國去。在中國書刊社聯辦的1997年中國湖南省三藩市圖書展、三藩市湖北文化周活動中，哥特老太太私下裏每天背着一千多張海報、宣傳品到處散發，甚至送到了三藩市市長手裏。用哥特自己的話說：『這是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
對於難忘的1997年，王蕤這樣描寫道：『1997年香港回歸中國，是令她特別興奮的一件事，她自己出錢在公司辦了一個宴會。宴會那天，穿着一向不怎麼講究的哥特穿着長裙、絲襪、高跟鞋，頸上戴了一條綠寶石項鍊，嘴上塗了口紅，笑的時候兩排整齊的真牙齒露出來。一個英國人來慶祝香港回歸中國，在外人看來這是多麼奇特的事情！
'你不知道，我的媽媽年輕時有多美。'她的女兒在宴會上小聲沖我說道。哥特舉起酒杯，抿抿嘴唇，'我現在莊嚴宣佈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日子永永遠遠地過去了。我為香港祝福，我為中國祝福！'她一邊說，一邊揮動着手臂，大家熱烈鼓掌。
哥特清了清嗓子，看了一下四周，接着說道，'我們有必要藉此機會一起回顧一下歷史'，然後她講起中國從鴉片戰爭開始的近代史，又講起美國早期華人辛酸的移民史，怎麼受到歧視，不能成為美國公民，不能享有選舉權等，然後她又回到公司的歷史，追憶當年賣中國書的情景來。她譴責西方世界的殖民主義，並且讓我們從第三世界來的職員輪流發言，'KIT，你以前在香港工作過，你來說說你現在激動的心情；安妮，你作為一個中國人，講講你的興奮和驕傲；布巴，你是一個非洲人，看到英國殖民地又消失了一個，你作為一個第三世界的人，應該很高興，對吧？'，我們挨個信誓旦旦地表了態，哥特方才滿意地點頭，讓大家開始進餐。整個過程十分具有中國特色，當然也有美國人嫌說教味太濃，提前撤了。』（詳見王蕤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u/1621710074）
書刊社自20世紀80年代後期就開始業務下滑，到了21世紀，便出現了嚴重的經營困難，流動資金短缺，嚴重資不抵債，中國發出來的書刊賬款長期拖欠，不能及時結算。
2003年下半年，中國外文局和香港聯合出版集團聯合收購了中國書刊社，並負擔了書刊社當時所有的債權債務，新公司名字仍叫中國書刊社，隸屬於1984年中國外文局在美國新澤西州註冊的常青公司。自從，這個書刊社脫離諾伊斯家族，正式成為『中國出版本土化』戰略實施的第一個海外機構。
這個美國家族的四代人，自1868年間開始與中國發生關係，直至2003年中國書刊社被收購，已經走過了136年，大約一個半世紀，『傳教士』、『教會學校』、『共產主義』、『紅色書店』等成為這一個半世紀中間不同歷史時期的標籤，透過這些特色各異的表面喧囂，貫穿其間的既有執着的宗教精神，也有純真的理想主義，而二者之間異曲同工之處是，都具有一種超越種族、地域以及現實政治、經濟羈絆的崇高力量，正是這種力量在推動着彼此之間的交往與融合，這種力量持久、禁得住打磨，具有水滴石穿的力量。
在道與器之間，這種精神力量是道，『弘道』是遠比傳播策略的『器』更重要。『人能弘道，非道弘人』，這或許是這個美國家族在136年間給與今天中華文化海外傳播最好的啟發！
（本文刊發在2010年10月6【南風窗】，發表時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