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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中國漢學網 此外,從根本上說,籠統地反對『以洋律中』,是不正確的。世界上的語言雖然有民族特色,但是既然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語言的共性通常大於個性,這正是不同語言均可互譯的原因(關於這個問題詳見前面提到的拙文【要運用語言學理論,必須首先要掌握語言學理論】)。在修辭方面,共性更多。我們所知的語言都有共同的辭格就是明證,只是辭格的表現方式往往因語言而異。關於語言中共性和個性的關係,於全有的文章【語言研究的個性和共性與文化語言學的價值取向】(【語文研究】1995年第3期)說得很好,可參看。關於語言研究中的各種關係,王寧教授給我的信中說得很好:在當前語言文字研究中,『忽視用辯證唯物主義的方法指導研究,把現實與歷史對立起來的有之;把國內與國外對立起來的有之;把現代與傳統對立起來的有之;把科學主義與人文精神對立起來的也有之(按後一對立是申小龍觀點的主線――伍)。這些都是形而上學的、片面的』。楊自儉教授在【山東外語教學】1995年第1期所刊【關於語言研究的幾點想法】說得也很好:『語言研究要處理的關係主要有外國的和中國的,歷史的和現在的,理論的和應用的,內部的和外部的。在處理這幾種關係上我贊成走中庸之道,就是說要兩者並重,或者叫兩手抓。我們所走過的彎路、所犯的錯誤,差不多都是偏離了中庸所造成的,我們應該記取這個教訓。真理介於兩個極端之間;科學的進步依靠處理好矛盾雙方的關係』。社科院語言所研究員沈家煊給我的信中寫道:『目前某些從事漢語研究的人有過份強調漢語特點的傾向,對語言的共性注意不夠。有些人甚至認為漢語是十分特殊的語言,跟世界上其他語言都不一樣,西方已有的語言理論對漢語根本不適用,使研究者誤入歧途。這是一種很狹隘的觀點,既不利於漢語研究的發展,也不利於理論語言學的發展……當前的主要危險是對國外已取得的成果借鑑不夠,過分強調漢語的特殊性,用西方語言重「形合」,漢語重「意合」這種老生常談來代替嚴謹的科學研究。這是在走回頭路,不是前進。』
可能是由於我國在改革開放以前,曾經實際上推行過閉關鎖國的政策,也由於我國漢語界的許多教師和研究工作者不能閱讀外語原著,以致我國語言學界某些人仍對外國理論採取排斥態度。而且,令人十分驚訝的是,在一部分人中間,越是外語不好,越有排外情緒。當然,我國有些懂外語的人在介紹國外理論時有時沒有選擇精華,深入淺出,結合漢語實際,致使有些人覺得外國理論深奧,高不可攀,也有一定責任。其結果是現在海外華人(包括從大陸移居海外的學者)在借鑑外國語言理論研究漢語方面,有些人已走在大陸前面。在我國大陸出版的他們的著述有:(1)美籍華人屈承熹著:【歷史語法學理論與漢語歷史語法】(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1993年);(2)美籍華人戴浩一、薛鳳生主編:【功能主義與漢語語法】(同上出版社,1994年);其作者大部分為美籍華人;(3)南開大學石鋒編【海外中國語言學研究】(語文出版社,1994年,其作者大部分是我國大陸改革開放後移居海外的學者)。北京大學中文系葉蜚聲教授給我的信中寫道:『適用於漢語分析的國外新理論,一般總是在國外首先試用。各國都有研究漢語的隊伍,以華裔學者佔多數。他們的研究動態和成果,往往為我們所忽視。他們身在國外,最了解國外的新理論,並且搶先使用於漢語,他們的著作反映出哪些理論適用於漢語,如何應用,成效如何。了解這方面的動態對我們有直接的參考作用。必須有專門的單位加以關注,每年作出綜合的介紹。』
造成上述後果的原因很多。除大陸人材流失這一客觀原因外,另外的原因是大陸部分學者認識上有上述偏差,我國大學中文系對外語和學習外國語言學理論不夠重視,外語系則很少傳授我國傳統語言學知識,以致這兩個培養語言學工作者的主要部門都有偏廢一方的缺點。楊自儉教授在為【青島海洋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5年增刊】所寫的『寫在前面的話』中也正確地寫道:『從全國看,外語教師普遍不注意提高自己的中國語言文化水平,很多人不懂得,中文水平上不去,外語水平也不易上到較高水平的道理;學中文的教師普遍不注意提高外語水平,很多人不懂得恩格斯所說:「要了解本族語言的材料和公式,就必須追溯這些材料和公式的形成及其逐步的發展;如果一不顧本族語自身的已經死亡的形式,二不顧各種活的和死的親屬語言,那末,這種了解是不可能的「(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359頁[我根據德語原著,對中譯文作了訂正――伍鐵平])』。他在亞洲翻譯家論壇論文【談談翻譯科學的學科建設問題】中建議:『改造現有的中文系和外語系。在中文系提高外語的要求,在外語系提高中文的要求,都要突出中外文寫作訓練』。
值得大聲疾呼的是,如果我們不正確處理好中外古今的關係,如果不大力提高知識分子的待遇,聽任不少青年知識分子,尤其是懂外語的知識分子大批地或流向外企,或流向國外,或不得不大量兼任業大、夜大、函大、電大等基礎課程,沒有時間從事必要的科學研究,難以提高業務水平;加之離退休人員增加,脫離教學與科研工作,從事非專業性工作;其結果,不僅海外華人的研究水平有可能超過我國大陸,外國人對漢語的研究在某些方面也可能超過我國。例如,美國的白一平(自取中文名,英文名W.H.Baxter[1949- ]著有922頁的巨著【漢語音韻學手冊】[①g](Moutonde Gruyter出版社,1992年),獨聯體的C.A.斯塔羅斯金博士(1953― )著有724頁的巨著【古漢語音韻系統構擬】(科學出版社,莫斯科,1989年)。我沒有讀到國內外對這兩本書的評價。不論如何,外國人能寫出這樣大部頭的著作,其中總有值得我們借鑑的地方。我沒有看到國內這幾十年出版過篇幅這樣大的音韻學專著,這是我們應引以為愧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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