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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中國文學網 嚴武弱冠即以門蔭策名，當時任宰相的房ｇｕǎｎ＠①因他是名臣（嚴挺之）之子，向來愛重，首薦才略可稱，累遷給事中。又有哥舒翰引拔，三十二歲就做到了京兆少尹兼御史中丞。作成都尹（上元二年十二月至寶應元年七月，即761-762年）、劍南節度使（廣德二年二月至永泰元年四月，即764-765年）期間，破吐蕃七萬餘眾，拔當狗城，取鹽川城，被朝廷加檢校吏部尚書，封鄭國公。可見嚴武的確是一個少年得志、仁途通達而且有卓越才略的人。他的性格，他的才能，他的經歷，使得嚴武難免會有傲慢、威嚴、暴戾的一面。【舊唐書】本傳有如下一段描述：『（武）前後在蜀累年，肆志逞欲，恣行猛政。梓州刺史章彝初為武判官，及是，小不副意，赴成都杖殺之，由是威震一方。蜀土頗饒珍產，武窮極奢靡，賞賜無度，或由一言賞至百萬。蜀方閭裏以征斂殆至匱竭，然蕃虜亦不敢犯境。而性本狂盪，視事多率胸臆，雖慈母言不之顧。初為劍南節度使，舊相房ｇｕǎｎ＠①出為管內刺史，ｇｕǎｎ＠①於武有薦導之恩，武驕倨，見ｇｕǎｎ＠①略無朝禮，甚為時議所貶。』這樣一個人，雖然詩寫得也不錯，被杜甫贊為『詩清立意新』（【奉和嚴中丞西城晚眺十韻】），但骨子裏仍是一介武夫本色。杜甫要想在他面前做到不拘謹，在他屬下謀事感到舒暢愉快，是不大可能的；要讓他對杜甫那樣的酒後失禮『不以為忤』，也是很難想像的。章彝是嚴武舊屬，當有同僚共事之誼，『小不副意』就可以『杖殺之』，杜甫當眾失禮，剎那間動一下殺的念頭，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杜甫詩中屢屢地說到禮數，正可以說明杜甫有『伴嚴如伴虎』的隱衷。『常恐性坦率，失身為杯酒。』（【將適吳楚，留別章使君留後兼幕府諸公，得柳字】）詩雖寫於梓州嚴武自蜀赴京之後，但未嘗不可以理解為此前一段交往中險情的寫照。章乃嚴氏舊部，詩向解人吟，也頗合情理。
從杜甫一面說，與嚴武之間固然有着長久的友誼，也有感激之情，嚴武應召入京，送別之際杜甫甚至也道出了『江村獨歸處，寂寞養殘生』（【奉濟驛重送嚴公四韻】）的眷念心情。但是拘謹的交往、拘束的生活，跟杜甫的性格是水火難容的。杜甫年青時也是傲岸自負的，『自謂頗挺出，立登要路津』（【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性豪業嗜酒，嫉惡懷剛腸』（【壯遊】），老杜天性並不『溫柔敦厚』。歷經坎ｌǎｎ＠③之後，銳氣或許減少，生性還是依舊。『我生性放誕，雅欲逃自然』（【寄題江外草堂】），『眼邊無俗物，多病也身輕』（【漫成二首】之一），都是明證。離開成都不久，杜甫到了忠州、渝州一帶暫住，在一首贈給一位從兄的詩中將自己與比自己大一歲的這位從兄的行為性情作了對比，『吾兄吾兄巢許倫，一生喜怒常任真』（【狂歌行贈四兄】）。正如楊倫注所指出的，『正自傷其不得任真也』。這一首詩可以看作杜甫對自己此前追求功名、屈己就人經歷的一種反思，當然包括對在成都入嚴武幕這一段生活的反思。再說，杜甫自華州棄官後，攜家逃難，先是同谷，接着至秦州，後又翻山越水來到了成都。這一段漂泊之旅是杜甫一生最為艱難困苦的，到成都之初，他於浣花溪畔築草堂而居，生活相對比較安定從容，他很快就產生了『卜宅從茲老，為農去國賒』（【為農】）的想法。雖然偶爾也會想起故國兵馬，他鄉鼓鼙，也會思念遠在中原的兄弟親人，有時候也會因為友人未能及時接濟，全家陷入饑寒窘境，但總的來說，對這一時期的生活杜甫是滿意的。他寫了不少記錄自己一家富有樂趣的日常生活情景的詩篇，其中【江村】的『老妻畫紙為棋局，稚子敲針作釣鈎』，【進艇】的『晝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都充滿了人間情味。生活上有『故人分祿米，鄰舍與園蔬』（【酬高使君相贈】），居處是『城中十萬戶，此地兩三家』（【水檻遣心二首】之一），眼見有風竹林泉、清江抱村，杜甫這時期詩作中，『多病所須惟藥物，微軀此外更何求？』（【江村】）『淺把涓涓酒，深憑送此生』（【水檻遣心二首】之二），當為心聲流露。所以，嚴武首次鎮蜀就邀杜甫出仕，杜甫百般婉拒，那是很自然的事。嚴武為成都尹只有半年時間，否則，就很可能像後來他任劍南節度使時那樣鬧到不愉快的地步，杜、嚴『睚眥』事件就會提前發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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