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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研究] 『長沙閣學,季清巨儒』――王先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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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酒當歌 發表於 2012-5-4 13:51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作者: 李 娟

  王先謙,字益吾,號葵園,世人稱其葵園先生,湖南長沙人,清宣宗道光二十二年(1842),生於長沙營盤街居所,1917年卒於東鄉(今長沙市東四十裏,龍喜鄉)涼塘舊莊,享年76歲。王先謙作為晚清一代大儒,與王]運、皮錫瑞並稱『湖南三大儒』,與王]運合稱『二王』,在晚清學界有着重要的影響,尤其是對湖湘文化的發展做出了很大貢獻,李肖聃曾譽之『尊崇經學似儀徵阮相國,釐正文章似桐城姚郎中,校注群史若嘉定錢宮詹,考證諸子如高郵王觀察。而考其平生著書,尤有功於楚學』(【湘學略】)。善化瞿鴻禮亦云:『公之學,湛深於義理,而兼綜考據,發為文辭,淵實駿邁,動與古合,而光氣高朗,雄視一時。自經、史、諸子百家、傳記以及國朝掌故、中外方輿,靡不研討編摩,旁通交暢。……近代以還,撰述之伙,才力兼人,閎深博大,殆未有過之者。』可見,王先謙作為一位涉獵廣博、撰述宏富的學者,是深為時人所稱重的。
  王先謙自小受到家學薰陶。父親王錫光着有【詩義標準】60卷,『采自漢至明諸家精粹之作,分別義類,綴以評論』,對王先謙學術啟蒙產生了很大影響:『不孝於詩稍窺門徑,皆府君教也。』他後來的【詩三家義集疏】,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得自其父的影響。王先謙先後從其兄王會庭、王敬吾、縣學生閔浩齋、林子靜、黃翰仙學習,並曾隨曾文正學習詩文詞,『泛濫群書,頗識制度名物』,這些奠定了他以後治學的基礎。王先謙同治四年中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接着由翰林院編修主持雲南、江西、浙江鄉試,光緒二年入國史館,開始輯刻乾隆朝【東華錄】。光緒六年升補國子監祭酒,他在忙於政務之際,仍勤於著述,先後完成撰集【續古文辭類纂】、刊刻【欽定天祿琳琅前後編】、校刻【郡齋讀書志】。王湘綺曾說道:『【經解】縱未能抗行芸台,【類纂】差足以比肩惜抱』,亦算是較為中肯之評價了。
  綜觀王先謙一生所任官職,都是學官。從這個角度看,王先謙幾可視為一個教育家。在他任職京官的時候,先後充國史館協修,任國史館總纂,授實錄館纂修,充翰林院侍讀,補國子監祭酒。光緒十一年,出為江蘇學政。他在江蘇期間開設南菁書局,仿照阮元【皇清經解】,刊刻【續皇清經解】1430卷。還與著名學者繆荃孫合作刊刻了【南菁書院叢書】144卷,並廣籌經費,督教南菁書院,聘請當時的名士大儒講學南菁書院,如聘請黃以周主講經學,繆荃孫主講歷史學和詞章,還開設算學,使得南菁書院英才輩出。繆荃孫曾說道:『至今禮學館所共推、江蘇通志局所首選者,皆南菁之門人。』可見南菁書院所造人才之盛。
  光緒十五年王先謙離職回到長沙,開始他真正的教育生涯,而且他還將著述、刻書與教學結合起來,教學相融。他回籍後,首應郭嵩燾之邀,開始主講思賢講社。郭嵩燾和王先謙過從甚密,他對王先謙極為讚賞,認為其『有范曄之史筆』,故而將思賢講社的講席讓給王先謙。在這裏王先謙如魚得水,大展其才。他從鹽務公所籌得年費六百兩,設書局刊刻書籍,校勘精確,刻印精良,這個書局也就是湖南思賢書局的前身。他於此輯刻了孫鼎臣、周壽昌、李洽、王]運、張祖同、杜桂犀【六家詞鈔】。【六家詞鈔】保留了晚清湖南詞壇的重要著作,葉恭綽的【全清詞鈔】亦曾由此選材。次年,城南書院院長王楷病故,地方官吏極力邀請王先謙前往,王先謙遂主講城南書院,在城南書院刊刻了他的重要著作【荀子集解】。清代漢宋學者曾因荀子是否屬之道統而辯爭,後來引發了一場尊荀與排荀的討論,謝墉、汪中、郝懿行、盧文、王念孫、俞樾諸人都對【荀子】做了校勘整理,王先謙的【荀子集解】則是採集各家之說,在此基礎上的集大成,因而為荀子研究提供了更好的注本。在城南書院期間,王先謙還完成了【鹽鐵論】的校勘和著名的【合校水經注】。
  光緒二十年王先謙開始出任嶽麓書院的最後一任山長。其時正值國勢衰微、內憂外患,社會危機四伏,王先謙不禁慨嘆:『河山殘列郡,天地勝危樓。……倚劍聽哀角,吾生浩蕩愁。』有感於當時的社會現狀,王先謙認為:『日本維新,從製造入;中國求新,從議論入。所務在名,所圖在利,言滿天下,而無實以繼之,則仍然一空,終古罔濟而已。』於是他對嶽麓書院的教學進行了一些改革。他一方面重視傳統科目,『群經之外,【史】、【漢】、【文選】,不能不讀』(【復周榕湖】),另一方面,他又認為『為士子者,若不爭自振奮,多讀有用之書,相與講明切磋,儲為國器,出則疏庸殆笑,無以勱相國家。處則迂腐不堪,無以教子弟。士子讀書,期於致用。近日文人,往往拘牽帖括,罕能留意時務』,於是為書院訂閱【時務報】,讓學生增加見聞,拓寬視野。同時還對書院的課務進行了大幅度的調整,改革學制,仿照西學設置經義、治事門。除了群經、國文外,還有歷史、輿地、算學、圖畫和方言等,使內容更加切合時勢。皮錫瑞在其【師伏堂日記】1897年10月1日日記中寫道:『嶽麓師課已改,不用時文,課經史兼算學。此風即動,當有聞之而興起者。』可見王先謙的教育嘗試適應了當時時代的需求。王先謙在嶽麓書院除了實現了他的教育改革外,還完成了他的多部重要著作【釋名疏證補】、【漢書補註】、【尚書孔傳參正】、【律賦類纂】、【駢文類纂】、【日本源流考】等。在他的薰陶之下,嶽麓書院出了一大批的英才,著名的有陳毅、蘇輿、郭焯瑩、孫文昱、黃逢元、黃兆枚等。
  王先謙的政治活動主要是在他出任國子監祭酒前後和離職回歸長沙之後。光緒六年,他提出關於籌備東三省防務的建議,在沙俄擴張主義咄咄逼人的情況下,王先謙堅持主張在外交上、軍事上與之進行針鋒相對的鬥爭:一、豫定應敵之策。二、暫聯日本之交。三、宜專任使之權。四、精求船械之利。他還積極主張興辦洋務,以達到強國禦敵。光緒十一年,中法戰爭剛剛結束,中日關係緊張,戰爭在即,兩江、兩湖、兩廣大水成災,慈禧不顧內憂外患迭起,仍大興土木,修建三海工程,王先謙直言敢諫,上奏三海工程請暫行停罷折。光緒十四年,上疏請求懲戒太監李蓮英,『尤切直,風采傾天下』。雖以直言力爭,但最後仍以失敗而告終。
  光緒二十四年,其時陳寶箴任湖南巡撫,陳寶箴『向以志節自負,於地方政務,亦思有所振興』。他延請梁啓超為新設時務學堂總教習,同時興建南學會和報館,新學思想宣傳遍佈湖南乃至全國各地。王先謙在這場新學運動充當了一個矛盾的角色。他在新學盛行之初,對之也是甚為欣賞,並積極參與。他與熊希齡、蔣德鈎等一起倡議創設時務學堂,擬議聘請梁啓超。皮錫瑞日記曾記載:『至王祭酒處赴飲……聞中西學堂招考已發案,山長(王先謙)、公度擬請梁卓如,不知肯來否?』表明了王先謙對時務學堂籌劃的熱切關注。南學會成立後,他和陳寶箴一起到會參加聽講,並對之給予肯定。對於【湘報】他也給予很高的評價:『【湘報】刊行,見聞廣遠,開拓民智,用於甚善。此外道合志同,各自立會,互相切磋,亦不失敬業樂群之義。』因此譚嗣同、熊希齡還多次邀請他去講學。
  王先謙還提倡並親自參與創辦實業。1895年,他和陳寶箴、張祖同商辦和豐火柴公司,這是湖南首次設廠;1899年,與熊希齡、蔣少牧、張祖同等創辦寶善成及其製造公司;1902年,他與龍湛霖、湯聘珍諸人集股創設湖南煉礦總公司。這些無不體現了王先謙思想的進步性以及其渴望實業救國的愛國思想。由於王先謙在湖南的聲望極高,他的參與和支持,帶動了整個湖南士紳階層。在紳權佔有重要地位的湖南,紳士階層的認可無疑是推動維新運動的重要動力。
  但是當維新變法者試圖將矛頭指向封建專制制度,提出觸及封建統治根本的時候,作為封建道統的維護者,王先謙自然又對維新運動由支持轉向反對了,他草擬【湘紳公呈】,主張摒退提倡異學之人如梁啓超、唐才常等。又力主長沙三書院訂【湘省公約】,大肆攻擊維新派,因此他一直被視為頑固守舊派。然而綜觀王先謙在維新運動中的表現,特別是在維新運動前期所作出的努力,準確地說,他的思想是舊中有新的,他應該屬於溫和的保守派。
  在學術上,綜觀來看,王先謙主張漢宋兼采,他治學既『循乾嘉遺軌,趨重考證』(徐世昌語),又能夠融通漢宋而力求經世致用。他所輯刊的【南菁書院叢書】被後人評作『無乾嘉諸子標漢宋之幟,分門別戶斫斫致辯之習氣』。支偉成的【清代樸學大師列傳】就將其列入『湖南派古今文兼采經學家列傳』之中。王先謙認為:『中國學人大病,在一空字。理學興,則舍程、朱而趨陸、王,以程、朱務實也。漢學興,則詆漢而尊宋,以漢學苦人也。新學興,又斥西而守中,以西學尤繁重也。』道出了中國學人圖虛名的弊病,他要求學生以『力學修身為本務』,由此反映其務實的學風,這樣的思想貫穿在他眾多的著述之中。
  他的治學成就極為廣泛,經史子集無不涉及。經學方面:以【尚書孔傳參正】成就最大,張舜徽評其『甄錄商精』,皮錫瑞認為『兼疏今古文,詳明精確,最為善本』,他還編撰了【詩三家義集疏】、【釋名疏證補】,均堪稱該領域的集大成之作。【皇清經解續編】記錄了有清一代漢學家經師經說,卷軼浩繁,對保存、考訂、研究清代學術有着深遠的影響。【南菁書院叢書】包羅萬象,涉及經學、天文、文學、禮法、數學、科技等諸多方面,對保存文獻具有極為重要的作用。史學方面:【後漢書集解】乃是在眾家註疏基礎上,集眾家之所長,並『服膺多年』而為之集解。【漢書補註】是繼唐顏師古之後對【漢書】研究的集大之成。【十朝東華錄】記述清朝掌故,較之蔣良騏【東華錄】更詳盡而宏博。【蒙古通鑑長編】乃集清儒之眾說,通合校勘而成的。【日本源流考】與【外國通鑑】均是從介紹域外角度以警示國人,表現了王氏的政治思想與學術視野。子學方面的重要作品有【荀子集解】、【莊子集解】等。王先謙還有一些選本很是值得關注:【續古文辭類纂】、【律賦類纂】、【駢文類纂】在其選本中極有代表性,他的一些詩文創作及其【自定年譜】,均收入由其學生整理的【葵園四種】之中。
  王先謙一生治學,貫通經學、史學、諸子學、文學四部。清代是中國傳統學術的集大成時期,王先謙眾多的著述也具有着集大成的作用,其深厚宏博的學識和承繼乾嘉學者的那種實事求是的學風,對晚清學子,特別是湖湘後學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儘管由於其自身條件和時代的局限,他在維新運動中成為了一個矛盾而有爭議的人物,作為一位學者,他仍然堪稱『清末全面研治經史子集的一代宗師』。
  
  (作者:南京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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