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漢字文化的對話

  來源: 中國海洋大學王蒙文學研究所

一  關於字本位和音本位 孟華：先請教一個問題。您在【為了漢字文化的偉大復興】【注】一文中所謂的『漢字文化』是指的『漢字的文化』還是『以漢字為代表的中國文化』或『中國文化的漢字性』？
王蒙：我說的漢字文化主要是指以漢字為基礎的中國文化，因為我認為在各種語言文化當中，語言和文字起的作用特別大，尤其是中國。這裏各民族的情況各國的情況很不一樣，比如說這次韓少功先生在論壇提出超越民族，這個也許是對的。比如說歐洲一些民族的情況就和中國的情況太不一樣。但是至少在中國的文化裏頭實質上是以漢語和漢字為基礎，尤其是以漢字為基礎的。當然這個道理不是一句話兩句話說得清楚的。
孟華：您也曾提到過『字本位』這個概念。在語言學界和文學界都有人提它，但含義不太一樣。總的意思是具有漢字性、書寫性、文言性價值取向的是字本位的，強調漢語性、口語性價值取向的是言本位或音本位的。
王蒙：我覺得是這樣，文言文是字本位的，白話文有很大的不同。比如說在【紅樓夢】中有時候一個口語單詞在一章裏會前後出現兩次而寫的字是不一樣的，因為它只有表達音的意思。【西廂記】裏頭有一句我分析就是把那個『兀突』水喝下去，現在北京人把又不涼又不熱的水仍然叫做『兀突』或『烏塗』，東北人也叫『兀突』，這個『兀突』沒有一個固定的寫法。
有一個可笑的現象就是本來應該是音本位的口語，寫下來以後它往字本位上發展。北京有一個罵人的俗話叫做『丫挺的』，這個『丫挺的』實際上是來自『丫頭養的』，頭和養反切，就變成了『挺』。可是現在寫這個『丫挺的』的『挺』，我有一次寫成了『家庭』的『庭』，就有好幾個作家告訴我說你寫錯了，這個『丫挺的』就是說一個丫頭挺着個大肚子，就是說她作風不好。實際他們是百分之百的錯了，它是『丫頭養的』一個反切。這本來是一個音本位，怎麼寫都行，但是寫成了字以後就覺得意思也有，而且意思非常的生動，它從音上義化了。
孟華：這種『字本位』傾向在漢字解讀中很普遍，人們喜歡按照字義對純語音的書寫形式進行理解。除了您說的望文生義的曲解以外，還有的給純表音字穿上表意的外衣。如外來詞『茉莉』本來寫作『末利』等形式，是純粹的表音字，但後來人們給它加上草字頭，音本位的符號加上意符後就變成了『字本位』的了。
王蒙：比『丫挺的』更以訛傳訛的是所謂『滿世界』與『繞世界』，不但把音意味化了，而且把老口語現代化了。原來應是『滿是價』，『價』是助詞，輕聲；『是』是代詞，猶言『這』、『此』，或言『所有的』。如北京口語：『是人都比他強』。而『繞世界』的『繞』也錯了，是『饒』，『饒』是副詞，如言『饒有趣味』，口語必須念二聲，而不是繞的四聲。繞世界應作『饒是價』。我的印象這兩個詞變成現代化的『世界』是從浩然的【艷陽天】那裏流行起來的，我已經十分悲觀，認為很難再糾正了。我呼籲真正的語言學者對此說句話。
孟華：語言學者們滿腦子考慮的是如何規範語言，如何『推普』，如何監察人們不標準的言語行為。而對您說的將方言口語『滿是價』轉換成標準語的『滿世界』現象，他們卻常常充耳不聞。這個例子深刻地說明了，由漢字規範的『雅言』即標準語是怎樣將自己的理解、自己的意義強加到方言口語頭上。當人們用『滿世界』取代『滿是價』、用『高義伯胡同』取代『狗尾（yi）巴胡同』的時候，字本位的雅言就把音本位的方言中那些凝聚着地域文化意蘊的精神元素遮蔽了、抑制了。字本位對音本位的遮蔽和抑制，實際上是雅文化對俗文化的勝利。您對這種勝利所表現的憂慮，給『語言警察』們出了難題。
王蒙：還有對於中國的字本位我覺得特別好玩兒的就是翻譯的詞。那些翻譯詞變成中文以後，幾乎沒有一個人包括很多學者去查原文，而都是按照中國字去理解，也就是『望文生義』。『望文生義』是中國人的特色，對於『民主』，就理解成事事由民做主，『共產』，就理解成一切歸大夥。當時林琴南為文言文辯護，就是說文言文的含義多，用以翻譯，比原文還豐富出彩。他舉例說，邏輯，這是希臘的詞，而我們把它翻譯成中文以後，這個就變得非常中國化，邏，就是鋪開了，輯，就是歸納，演繹法，歸納法都在裏頭了，再有中文中的『幽默』也是太漂亮了。包括『可口可樂』，這個『可口可樂』比英文中的COCACOLA還要豐富，還富有創造，這裏頭又有『可口』的意思，又有『可樂』的意思。漢字，具有極大的暗示性。
孟華：漢字喜歡參與漢語意義世界的構成。這是拼音文字文化中所沒有的現象。在記錄語言單位的時候，漢字總喜歡自己出場，用自己的意思來解釋語言。漢字這種對語言的積極參與意識確實是一種字本位性。它同時還表現為一種寫作方式或文化態度：是按照漢字的邏輯去書寫漢語呢，還是遵照說話的立場去寫作？比如文言寫作和白話寫作就是『字本位』和『音本位』態度的分野。
王蒙：所以我說過，一個舶來的思想命題，一旦譯成漢語，就開始了它的中文化――中國化過程，一切外來名詞不達意到了咱們這裏，最後都會具有程度不同的中國特色的。
孟華：順便問一下，您的創作歷程中是否也曾受到過『寫音主義』的影響？是否存在一個創作上的『寫意主義轉向』或『字本位轉向』？
王蒙：當然是，因為解放以後非常提倡寫口語，講大眾文化。有一陣包括老舍在內都提倡把作文叫做寫話，但實際上寫話和作文這兩個概念並不完全一樣。我覺得中國古人作文的時候有一種非常好的自我感覺，這個漢字比較難認，寫出來之後非常漂亮，所以他要研墨，他要明窗淨几，焚香沐浴才能寫作……墨研好之後要把毛筆宣紙都弄好了，寫起來既要合轍押韻，又要對仗，又要有起承轉合，他進入一種得氣的狀態，他的思維方式和我們平常說話是不一樣的，他是高雅，所以漢語在文言文裏表現的是相當的優雅，完全是一種自得，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我記不太清了，老子說『高下相成，前後相隨……』如果不是字本位，哪有這麼說話的？這種精煉、這種美妙、這種合轍押韻！【孝經】沒有人認為是好的散文，但是我小時候背過【孝經】，我到現在都覺得它美的，一上來就是『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它的合轍押韻非常整齊，非常簡潔，它把人的天性中的很普通的事情，就是孝敬父母，提高到治國平天下、人生觀、價值觀的高度，全都給概括了。這個如果換任何一種語言都沒有這種效果，你把【老子】翻譯成英語的話效果就全沒了。為什麼我們認為它一定沒有效果呢？我們可以做一嘗試，把【老子】翻譯成白話文，這還不是外文，這你就必須歪曲，不歪曲它就不像口語，就不明白，而且你要知道中國的漢字，文言文，不但沒有口語性，而且還沒有標點，連句讀都可以自個兒理解，它的樂趣就在這個地方。
孟華：文言文真是漂浮在口語之上的一種獨立的精神符號世界。它是表意漢字的超語音、超方言性的產物。它代表了一種精英文化或雅文化。字本位、音本位實際上是兩種文化形態。郭沫若的【女神】中『翱翔！翱翔！歡唱！歡唱！』一類的詩句完全不同於李商隱的詩。五四的新詩強調我手寫我口，直抒胸臆，而中國古典詩歌更注重言此意彼的含蓄性。一個是寫音精神，一個是寫意精神。五四以來可能就是寫音最後佔了上風，反字本位。
王蒙：但是，中國古典傳統裏面也有寫音的現象。比如白居易的寫琵琶的詩。文字說到底要表達一種語言，而語言本身是以聲音為形式來表達一個含義，所以我認為文字就把聲音和含義變成了一種視覺的可以看到的東西。所有的文字都有形，音，義。英文字母單獨拿出來它有形有音但是沒義。所以我覺得說音本位，所有語言裏邊都有，漢語也不完全擺脫這個。當然也有區別，相對而言，漢字是字本位的。
這種字本位還表現在對方言的統攝、對中華民族的的統一，起了一個非常大的作用。對於中國的大一統有人認為是水利造成的。對此我毫無異議，我是沒有權力插言的。但是漢字在這裏邊太凸顯了，它超越了方言，雖然有時候也排斥過方言，但是基本上是並行不悖的，其實漢字也挽救了方言，這種文字並不以讀音的統一為前提，不須搞強勢方言統一弱勢方言。中國這麼多年統一的漢字，但是各地方言並沒有消滅掉，山東和北京挨得非常近，都屬於北方方言，但是山東話和北京話就很不一樣，青島話和煙臺話都不一樣，濟南話就更不一樣了
孟華：當然，除了字本位以外，漢字文化中還有音本位或言本位的傾向，即適應漢語變化的一面。您如何評價五四以來漢語的歐化傾向？
王蒙：五四文學革命以後，白話文裏頭已經受了大量的西方語言的影響。比如說『從而』，『因為』，『所以』，古文裏並不是經常用得到，『從而贏得了並且正在贏得着勝利』，什麼『戰無不勝的』，『的』中包含的從屬關係，這些我們都是有變化的。古文說『人妻』，現在來講是人的妻，人之妻，『人夫』也是這樣，『人盡可夫』，這是罵人的話，它並不需要說人盡可以做她的丈夫。可是現在的白話文一個是它要和口語接近，一個是咱們現在沒有人去認真研究，但是我認為它絕對是受了英文的影響，有歐化的傾向，而且歐化的傾向不一定都是壞事。余光中先生非常地棒，他研究了很多，他說現在的白話文很多說法都受歐化的影響。但是你改不回去，因為它已經受了影響了，這樣說是客觀的。比如說『我比你更好一些』，純粹是歐化的一種說法，文言裏絕對不會有這種說法。還有一種漢語在白話裏是說『我被打了一頓』，中國的古文根本就不分被動式和主動式，你看完以後你自個兒理解就是了。『肉吃了沒有』，絕對沒有人說『肉被吃了沒有』，哪能這麼說。你總不能理解成是『豬肉把我吃了沒有』，這絕對沒有，雖然它從語法上能夠這樣理解，但是從情理上不夠通，它是一種情景語言。所以有時候相反的話到了中文裏頭都是一個意思，比如說『我好高興』，這表示高興；『我好不高興』，這很奇怪，其實好不高興就是高興的意思。河南管饅頭叫饃饃，他這饃裏頭夾點肥豬肉片，河南管這種食品叫肉夾饃，它不叫饃夾肉，這個很有意思，它也不叫肉被饃夾，為什麼呢？他說我喜歡這麼說，起強調的這麼個作用，中國老百姓吃肉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孟華：『肉夾饃』很有意思。這個例子切中了漢語的『意合』精神，復旦大學教授申小龍叫『以神攝形』，就是詞素的排序不講究語法邏輯上的規則，而更喜歡根據人的主觀感受和經驗來營造結構。所以只能用意會而不是邏輯分析的方式去理解漢語。
王蒙：口語中的詞太字本位了，就會發生失誤。魯迅犯過一個小錯誤，他大罵林語堂說什麼褒（bāo）貶（bian）的一錢不值，其實北京人到現在還說褒貶，褒貶是一個偏正詞組，它的意思是貶而不是褒，就像說是『你不知道我幹這件事情的甘苦』，意思絕對不是你不知道我甘，它的意思是苦，它是偏義的，所以是甘苦。『你哪裏知道當領導的甘苦』，『你哪裏知道寫作的甘苦』，『你哪裏知道教書的甘苦』，都指的是苦。所以林語堂說把什麼事都貶的一錢不值，他寫為『褒貶』，魯迅就說這是自相矛盾。而且【紅樓夢】裏頭到處都寫褒貶。連王朝聞寫【論鳳姐】的時候都說為什麼寫『褒貶』我不明白，因為王老是南方人，脫離北方生活了。北京人現在仍有一句很流行的俗話是『褒貶的是買主』，到了商店裏買貨，挑毛病的才是真要買你東西的，他如果只是來看看，售貨員給他解釋一下他就說這個很好那個也很好，然後回頭就走了，人家不買你東西。可是魯迅他是南方人，他沒聽過這個話，他就大罵林語堂不認得這個褒字，這是不可能的。這個很有意思，這種詞多得很。
孟華：又是一個敏銳的發現。您說的是詞彙學裏的『偏義複詞』現象，比如說『國家』，它的義落在『國』上。詞彙學家們的解釋就此而止步了。但漢字不甘寂寞，它總是干預人們的理解，將『褒貶』誤讀為並列結構，深究起來是漢字的陷阱，不是魯迅的錯。視覺上的漢字將『褒貶』展示為並列結構，口說的『褒貶』則是偏義複詞，視覺符號經常誤導口說符號。這是漢字將自己的力量強加給了漢語口語。
王蒙：再比如說『兄弟』，在北方的口語中它落在『弟』上，『這是我兄弟』是指弟弟。所以回過頭來我就說咱們的漢語，現代漢語，正在悄悄地進行一些變化，它正在吸收我們原來語法不夠精確，主動被動不分，等等這方面的不足之處，它正在吸收外語的這些優點來改變自己。所以余光中先生他指出來一大堆這很對，但是這些東西不一定全都改回去。比如說『的』字，不用說『我的書』一定要寫成『我書』，就說『我的書』，很清晰，很好聽。必要的時候加一個『被』字也完全可以，說『我的意見實際被歪曲』，這個時候必須要強調『被』字，『肉吃了』倒可以不說『被』字，因為它不會產生疑義，如果說意見歪曲了，是你歪曲人家了還是人家歪曲你了？它還有這麼一面。
但是有一點是不對的，就是反過來把文言文完全否定。而且我覺得還有一個問題就是語言的大眾化是必然的趨勢，是語言文字上的民主，是進步，我贊成。但是大眾化使我們的語言也付出了代價，因為原來我們那種神氣的，優雅的，精英化的語言，精神貴族的語言被排斥了。大眾化的結果魯迅講過，我找不到原文了，說是他會粗野，退化，會粗俗化，粗鄙化。寫文章的人現在也是這樣，貼近口語的東西很多，網絡上很多語言都是口語化的。但是你也無法反過來消滅這些粗野化的話，但是粗野化的話也更沒有資格消滅咱們的駢體文，因為駢體文就是好看，形式看起來還是可以，念起來也好聽。『天地者，萬物之逆旅，人生者，百代之過客』，用白話文說，天地之間不過一個旅館，人生也就是頂多過去一百年就完了，它變成了【紅燈記】裏鳩山的漢語水平了：人生，轉眼就是百年啊！所以相反地我們也應該繼承字本位的那種神性，靈性和良好的自我感覺。
二  關於漢字與方言
孟華：拉丁字母對方言有抑制作用。字母是一種表音文字，方言要跟着跟着文字的讀音走，拼音文字的讀音規則有規範讀音的功能，因此對方言有抑制作用。但是非表音的漢字就不同，一個字可用不同方音隨便讀。
王蒙：你這個講得對，原來我們搞漢語拼音化的第一步就是推廣普通話，因為你要是不推廣普通話，你就沒法發那個音，當然漢字確實可以完全按各人的來講。我聽過湖南人吟誦四書五經和古文，我覺得很好聽，我也聽過廣東的人朗誦唐詩，有人覺得可笑，但是我覺得一點都不可笑，非常有意思，非常有味道。有個非常不雅的例子，有一次有位朋友就跟我說，他說你看【紅樓夢】裏頭薛蟠的那些葷的詞如果按現在的普通話來念是不押韻的，說『女兒樂，一根雞巴往裏戳』，這個『樂』和『戳』按照我們來說一個是韻母Ｅ，另一個是韻母ＵＯ，是不押韻的，但他說這個四川人念起來就特對韻特上口。普通話裏念去聲，沒有了入聲，所以我現在寫舊詩，還算知道點有些舊詩的規矩，但是有很多入聲我分辨不出來，我有時候把它當平聲來用了，真正內行的人就笑話我。
孟華：漢字一方面保護了方言文化生態的多樣性，但又有極權的一面，它抑制了方言文化。一位中文系的同學，寫了一篇關於青島市方言的畢業論文，他專門研究了青島市『無方言族』的現象，說許多青少年已不會說家鄉方言，結論是隨着普通話的普及，青島市的方言在日益萎縮。我從直覺上是贊同他的這個結論的。為什麼把方言的萎縮歸結為漢字的極權？我覺得普通話是一種超方言，是一種文本語言而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口語或我們每個中國人的生活語言。普通話高度依附於漢字，靠漢字來規範、來普及到各方言區。也就是說，表意而不表音的漢字使它具有了超方言的功能，它通過抑制各地方言的發聲而使普通話獲得正統的地位。
一個人在氣急時候免不了要罵人的，經驗告訴我普通話是一種雅言，它常常難以表現內心各種激憤情緒和邪惡念頭。人性最本真、最生活化、最個性化的情緒，往往只有自己的方言土語才來得更直接和暢快淋漓。
王蒙：這個例子太好了。值得回味。其實不僅罵人。最近有一位語言學家去世，他懂國內外多種語言。據說他最後的日子只會說上海話了，他的童年是在上海度過的。
孟華：漢字塑造的雅文化，也就是普通話，將這些例如罵人的個性話語壓抑在集體無意識當中。再如，中國的地方戲據說有幾百種，它們都是以地方方言作為自己存在的基本條件。但方言性的地方戲很難被漢字記錄，在漢字敘事的文學正史中，地方戲的地位大被貶低。
王蒙：歐洲是拼音文字，其實德語和英語都是盎格魯薩克遜語，比方說羅馬尼亞語，法語，西班牙語，這都是拉丁語，但是他們都變成了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國家，因為他是拼音文字。北京話和溫州話，和廣東話的距離非常大，我們雖然彼此聽不懂，但是一個語言，因為是一種文字的關係，它抑制着它們的分化，抑制着分離。
孟華：中國人講求『同文同種』。但關鍵是『文』。沒有文，種也很難同。
王蒙：但另一方面，對於方言文化，我覺得漢字比起拼音文字來說還是寬容了好多，而不是抑制了方言文化。現在人們的文化意識不太一樣，令我震動非常大的是去年十一月份我去蘇州。蘇州當地的領導請我吃飯，蘇州的市委書記兼作省裏的常委，他跟我說他本人不是蘇州人，他來到蘇州以後他提出一個要求，市委市府的幹部必須會說蘇州話，他說你理解蘇州的文化離不開蘇州話，你唱評彈，能用普通話唱麼？再有你唱蘇劇，蘇崑，在蘇州你要想聯繫群眾，你必須會說當地的話，所以他提出來以後當地的幹部都非常高興，外邊的人呢都拼命的學蘇州話，我覺得這個事情是很有眼光的，吳儂軟語好聽得很，中國有這麼一套。方言保護了一個文化生態，我們不要把它們對立起來，普通話我們照樣要推廣。如果是一個中國人而且如果他上了學的話，在學校授課就是要用普通話授課，但是唱地方戲，曲藝，還有一些文藝節目，就要有它的方言，而且中國人的鄉音讓人有精神上的認同，有家園意識，中國人的這種葉落歸根的情結。如果你原來是說山東話，青島話，等到過三十年以後你回趟家，全部是標準的北京話，普通話，你就找不到你的家人了。
孟華：這是消滅了精神上的多樣性。
王蒙：這是我的一些看法，我覺得不要把它們對立起來，推廣普通話並不錯，搞漢語拼音也不錯，因為它可以作為一個輔助工具，但是用漢語拼音取代漢字，沒門兒。我年輕的時候我也曾經是個非常激進的人，我一看這些主張我覺得很有道理，漢字太難學了，搞的中國人文化低淨是文盲，只有少數人在壟斷着話語權，甚至是政治權，可是現在我覺得拼音化就更不可能了，這是絕對不可能的。
三  關於漢字思維
孟華：能否談談漢字的思維精神？
王蒙：漢字有美好的一方面，優點很多，比如說好看，它的字都有生命力，都有一種靈性，甚至於我認為漢字有一種神性。比如說『道』，相反地你如果把它變成了一個更科學的詞，把它說成是道路，道德，或者是道場，大道，這就不清楚了，不如一個『道』字，『朝聞道，夕死可矣』。你如果說『道』是規律，『朝聞規律，夕死可矣』，這叫什麼話呀？它就沒味兒了，『朝聞道德，夕死可矣』，也不對，說道是指路線，『朝聞路線，夕死可矣』，就更不對了，它是不可輕譯的一個意象，這是漢字的一個特點，優點。但是當然漢字的這些優點有時同時也會帶來缺陷，就是說它的清晰性，嚴密性，可操作性不是特別夠。我常常到處舉一個例子，我有一部小說叫做【夜的眼】，這篇作品很多國家都翻譯過，凡是這些歐洲國家包括俄國，美國，德國，他們都有人給我打越洋電話，就問我說王先生您回答一下這個『夜的眼』中的『眼』是單數還是複數，我不好回答，因為在中國字裏頭，這個『眼』字是最本質的，不管你是一隻眼還是兩隻眼還是好多隻眼，還是砂眼，這都是從『眼』中派生出來的，所以這種思維方式和歐洲國家的那些語言根本就不一樣。比方說『牛』，我們拿『牛』當綱的話可以出來牛肉，牛奶，小牛，黃牛，牛犢，水牛，或者是牛脾氣，牛毛，這東西很多。如果以『奶』為綱，可以派生出羊奶，牛奶，奶牛，奶製品。可是外文看不出這種觀點，外文中奶牛是cattle，公牛是ox，它沒有這種關係。我在文章裏也提到了，所以它就造成了一些思想方法的不同。杜詩的經典爭論，就是『幼子繞我膝，為我復卻去』的不同理解，這個如果是換成英語，或是換成法語，德語，甚至是維吾爾語，都不會產生這種問題。這其中有兩種解釋，一種是他多年沒有回老家了，回了以後小兒不認識他了，所以繞我膝轉兩圈，他怕我，認生；還有一種解釋是他繞着我膝怕我再走，恨不得抱着我的腿不讓我走，這種解釋從杜甫有這首詩到現在已經一千多年了，他的妙處就在於他的這種描寫。可是如果換成英文的話，它在語法上畫出圖來了，有了邏輯範圍，有了連接次序，這就不行了，就是說他由於怕我所以就去了，『為我』，這裏頭有明確的因果關係，它是一種遞進的關係；如果是他怕我走，就是把『我的走』變成了他們怕的一個修飾，然後『我復卻去』就變成了what後面的一個從句，一個賓語從句，如果他是害怕他又走了，那就不是賓語從句，而是它等於一個雙謂語，我就怕你，接着就跑了，它是一個遞進的雙謂語，就好比說是我進了屋子拿了一本書，一個是進了屋子是第一個謂語，一個是拿了一本書，一個是進，一個是拿，所以它根本不一樣。可是我覺得無論是杜詩也好，或者是一些經典的，特別是老子的【道德經】，這個很明顯，你把它弄成白話文弄成英文就不好了
孟華：一排除歧義詩意就排除了。
王蒙：把詩意排除了，把哲理也排除了。把中國人腦袋裏這點靈活性，這點兒仙氣兒都給弄沒了。
孟華：杜詩的深遠意境被邏輯的手術刀分解的支離破碎，朦朧的意象性既是漢字也使漢語詩歌的思維特性。漢字保護了漢語詩歌的這些特點，這也是漢字保護多樣精神文化生態的表現。漢字體現的詩性思維的特點，這是西方的邏輯思維不可替代的，非常有特色。
王蒙：你說的精神生態我覺得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孟華：剛才說的【夜的眼】翻譯的例子，很說明了漢字漢語的朦朧性。但是現在還有一個問題，漢字具有兩面性，就是在數碼時代它要適應數碼化，我個人覺得儘管漢字具有適應電腦的一面，但是總體而言比起拉丁字母還是落後一點，還是具有不可操作性的一面。文字有兩種功能值得考慮：一是文化功能，一是數碼化功能。文化功能是漢字的特色，但數碼化功能可能是弱項。
王蒙：可能不完全是這樣，漢字的數碼化已經取得了重大的勝利，甚至有人認定漢字能夠比別的文字更適合電腦的運用。這個是使我對於漢字更有信心的一個重要方面。我覺得（朦朧性）這是它的優點，也是它的缺點。總的說來它是比起拼音文字有多種的暗示性與審美性乃至不確定性，或者叫做彈性。漢字是特別靈活的，比較一下中國的改革用語和蘇聯的用語，就明白兩種語言兩種文字及文化的異同了。
孟華：象形字就是靠暗示來表達語言，今天就算沒有象形了，但是它的精神照常存在。漢字的意符就是來暗示語言意義的。
王蒙：象形，指事，會意，形聲都具有很強的暗示性。『言而無信』，看這四個字的時候就覺得是一種暗示，它和單純用字母拼出來的字並不一樣；說『春風風人，夏雨雨人』，你看這種感覺，絕對是一種暗示。所以有時候就弄錯了。
孟華：這種暗示性已經成為了一種民族的審美方式。但暗示性帶點兒歧義性，是一把雙刃劍。
王蒙：成為一種審美方式，有時候又成就一批奸詐的人，他可以利用一個字，『我就硬這麼解釋，明明這句話不是這個意思，我就這麼解釋』（文字獄那個時候大概就是這種情況）他在話裏頭非就那麼暗示不可，或者我就非這麼拿過來這麼用……。
四  漢字與現代性
孟華：您剛才也談到漢語、漢字有適應現代化的一點，包括對西方語言的接納，包括對現代現實生活的適應，它具有這種雙重性。
王蒙：這也正是中華文化的這方面的特點，中華文化有它保守的一面，也有趨時的一面（比方說一系列虛詞的出現，『被』字句等這些東西都是它的現代性的一面）。現在很多詞，包括改革開放以後，從海外華人，或者從港台華人那裏學來的一些詞，都和英語有關。而原來共產黨的那些語言有很多詞很顯然是和俄語有關，什麼磐石般的團結，贏得了勝利，這絕對是俄語。你勝利就是勝利了，失敗就是失敗了，什麼叫贏得了勝利？但是我是覺得這些東西無需消滅掉，相反地它會慢慢適應我們這種語言，適應我們這種比較複雜的長句啊，因果關係啊，邏輯思維啊，還有哪個是主句，哪個是從句啊，哪個是賓語從句，哪個是狀語從句，這些就是所謂歐化的東西。有些不同的方法，不見得是壞事，所以上至先秦漢唐，我們應該好好繼承。古代的一些白話，有些到現在還活着，比如說『褒貶』。當然受日語的影響也很多，很多詞都是從日語來的，受英語，受俄語的影響也非常多。我沒有根據，只是一種感覺，我甚至覺得就連『你好』這個詞都不是漢語，哪有漢人說你好的？沒有這種表述，更不說hello，也不說你好，見了面就問『吃了嗎』。『你好』是什麼？它是從俄語翻譯過來的，俄國人一見面就說здраствй，這是您好，здраствйте，是您好的全稱，這些在中國就變成了您好或是你好。『小平你好』，這話很美好。
孟華：一種表達式意味着一種文化形態。從傳統上的寒暄語『你吃了嗎』到現在的『你好』，反映了人們文化觀念的變化，一種對異質文化觀念的接納。這是漢字的變通精神。
王蒙：即使回到古代，也沒有像『你吃了沒有』那樣粗糙，類似這樣的詞還有很多，『再見』，這也不是生活中來的，也不是古文中來的。古文中相別的時候沒有這種禮貌的詞吧？至於『早上好』，『下午好』『晚上好』，這些百分之百是英語來的，什麼good morning，good afternoon，good night。它不是一種簡單的詞的語境，而是一種表述方式，一種交際模式，也是一種文化的語境，是現代性的一個方面。『謝謝』，古人有稱謝，不言謝這話也有，中國的『謝』和拒絕等各方面的意思很複雜，也表示一種謙虛之類，這個和外文的詞是一樣的。外文詞中的『謝』也含有拒絕的意思。有個德國人有次跟我說他不理解中國人的這個『謝謝』，吃完飯問他吃不吃雪糕，他說謝謝，要的意思。但是他說，他一說『謝謝』怕我以為不吃了，接着他還要一個。證明這個外語裏頭謝謝也有謝絕的意思。
我們現在受外面的影響，詞組越拉越長這個是不可避免的，有很多詞都進來了，沒有人懷疑它是中文詞，過去我們只說繼承，現在我們說傳承，台灣人告訴我說傳承這個詞和英文有關，因為英國人動不動就講transform，translation。translation不止是指翻譯，而且指傳遞，信息的傳遞，也是translation，後來就用傳承來表示這個詞。還有許多許多這一類的詞，受英文影響，受俄文影響，受日文影響，這個還很多。說『一路平安』，這個都是外國的表達方法，而且是法國的表達法，北京語就乾脆吸收這個句子過來；『最好的祝願』，best wishes，這完全是從英語過來的，這些太多了，包括外交上的一些詞。有些東西比如說電腦上的詞彙你怎麼從文言文裏頭或者是農民的口語裏頭來找呢？比如說它把各項功能列表叫做菜單，如果把我們平時理解的菜單放到這裏來是非常可笑的，但是說它像菜單一樣不是很好嗎？你點什麼它就出來什麼。有些是和英語一樣，我都曾認為是照抄英語的。如喜劇演員葛優，他故意學潮山那邊兒的人，潮州人，福建人。這邊是廣西人，譬如問『你說有沒有去過青島啊？』你說『我有』，我跟他們說你這是受英語影響，是用has，have來做過去完成式。他們告訴我不是，老百姓自來都有這麼說，就是問『你吃飯了嗎？』『我有吃』。葛優有個廣告是這麼拍的，說『我有吃』，也是一樣的。
而且還有一個，就連日語這樣的拼音文字，它想取消漢字，到現在還非常困難，而且很多人認為漢字太精確了，一個字裏全部表達了，如果用拼音文字它要用四五個，七八個，甚至十來個字母。
孟華：人們在談到漢文化的字本位時，給人的印象好像是漢字裏還沒有音本位的東西。實際上剛才你談白居易的時候，他也有音本位的東西，就是說雖然漢民族文化是字本位的，是和西方相比它是字本位的。但是作為它自己的內部系統，它還是字本位和言本位兩個系統一起在起作用，這是漢字適應現代化的一面。你舉了很多例子，比如它對外國文化的吸收。
王蒙：而且它開始調整自己，在某些方面改變自己，但是它基本的特色還在，絕對消滅不了，門兒也沒有。
孟華：這是『中體西用』。你說的『漢字文化的復興』我是這樣理解的，不是說是簡單的要回到古代的文言狀態，而主要是強調五四以來過分的貶低漢字，而過分的強調音的形象。現在需要一種平衡，既要適應變化，同時又要保護文字傳統。
王蒙：需要一種雙贏，不是說強調了對文言文還很熱愛，就是要抗拒現代化，不是這樣的，或是抗拒學外語。有些媒體就炒作，說是王蒙整天說是要展開漢語保衛戰，這和我的意思恰恰相反，我在咱們校報上發表文章的時候我就說辜鴻銘能做到的我們也應該可以做到，錢鍾書能做到的，林語堂能做到的，我們都應該可以做到。我們不一定做得那麼好，中國人腦子的內存，和靈氣兒，速度都是可以的，所以我對花大功夫學外語我一點都不反感，但反過來說你如果中文學不好，我可以罵你。至於說我花了很多時間學日語，應該學！為什麼不學？那些外語最好的中文都非常好，母語不好的人能學好外語嗎？錢鍾書中文不好？林語堂中文不好？季羨林中文不好？
孟華：這可能就是漢字文化的辯證觀，一種兩面性態度。
王蒙：漢字本身具有機動性，許多話它有彈性。
孟華：不能片面地強調哪一點，要麼說是字本位，要麼說是音本位，實際上有人說是『彈性的漢字』『彈性的語法』，有傳統的一面，有適應現代化的一面。這樣說問題就變得非常清楚。お
（侯霞根據錄音整理）お
【注】：【為了漢字文化的偉大復興】一文系王蒙在2004年9月3日在北京『2004文化高峯論壇』的演講。
（孟華：中國海洋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