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曲精盡，不減古文』

  : 沙紅兵

　　歷來對於蘇洵的研究，正如對於唐宋八大家的研究一樣，主要集中於他（們）的古文和詩歌。其實他（們）的駢文作品也不可忽視。在蘇洵【嘉v集】裏現存兩篇駢文――【謝相府啟】、【賀歐陽樞密啟】，篇目雖少，卻體現了『委曲精盡，不減古文』的『四六述敘』效果（【歐陽修全集】卷一三『蘇氏四六』）。
　　在【上田樞密書】裏，蘇洵曾區分了三種情況：一個人有才能而不出來求仕致用，是辜負了天賦即『棄天』，沒有多少才能卻所求過於天賦，是『褻天』，這兩方面都是這個人自己的錯；而自己有才能，不棄不褻，卻不被任用，則是不任用者的錯，是『逆天』（【嘉v集箋注】卷一一）。抱着這種不『棄』不『褻』在己、『逆天』在人的態度，蘇洵於嘉v元年（1056）前後給當時的執政韓琦、富弼、田況以及文壇領袖歐陽修等寫信、呈文，希望得到他們的引薦或任用。歐陽修的反應最為熱烈，上【薦布衣蘇洵狀】，但『始公進其文，自丙申之秋至戊戌之冬，凡七百餘日而得召』（蘇洵【上歐陽內翰第四書】，【嘉v集箋注】卷一二）。時已是嘉v三年，但所謂『得召』也不過是召試舍人院，蘇洵『觀朝廷之意，特以其文才詞致稍有可嘉，而未必其言之可用也』（【上皇帝書】，【嘉v集箋注】卷一），遂以病辭。嘉v五年八月，朝廷再召試紫微閣，蘇洵又辭。【謝相府啟】即蘇洵此次拒試不赴的謝辭。全文如下：
　　朝廷之士，進而不知休；山林之士，退而不知反；二者交譏於世，學者莫獲其中。洵幼而讀書，固有意於從宦；壯而不仕，豈為異以驕人？上之，則有制策誘之於前；下之，則有進士驅之於後：常以措意，晚而自慚。蓋人未之知，而自炫以求用；世未之信，而有望於效官；仰而就之，良亦難矣。以為欲求之無辱，莫若退聽之自然。有田一廛，足以為養；行年五十，將復何為？
　　不意貧賤之姓名，偶自徹聞於朝野，向承再命以就試，固以大異其本心。且必試而審觀其才，則上之人猶未信其可用；未信而有求於上，則洵之意以為近於強人。遂以再辭，亦既獲命。於匹夫之賤，而必行其私意；豈王命之寵，而敢望其曲加？
　　昨承詔恩，被以休寵，退而自顧，愧其無勞。此蓋昭文相公，左右元君，舒慘百辟，德澤所暢，刑威所加，不陽而熙，不寒而，顧惟無似，或謂可收，不忍棄之於庶人，亦使與列於一命，上以慰夫天下賢俊之望，下以解其終身饑寒之憂。仰惟此恩，孰可為報？
　　昔者孟子不願召見，而孔子不辭小官，夫欲正其所由得之之名，是以謹其所以取之之故。蓋孟子不為矯，孔子不為卑。苟窮其心，則各有說。雖自知其不肖，常願附其下風。區區之心，惟所裁擇！（【嘉v集箋注】卷一五）對於蘇洵，朝廷與執政也並不是全然棄置不用，只不過官小了些，而且還要考試。蘇洵自己謝辭不試。我們認為，蘇洵這篇駢體的謝啟也運用了與他的史論相似的筆法，或者竟至於把史論的筆法移植過來，易地皆然，從而取得了感人效果。
　　蘇洵，包括蘇軾、蘇轍在內的『三蘇』，都以史論見長。謝枋得在評論蘇軾的史論時曾說：『凡作史評，斷古人是非得失存亡成敗，如明官判斷公案，須要說得人心服。……須要思量：我若生此人之時，居此人之位，遇此人之事，當如何應變，當如何全身，必有至當不易之說，如弈棋然。……人不能知；能知此者，必長於作論。』（【文章軌範】卷三）這是說，史論並非人人皆能，史論關鍵要善於揣摩歷史人物的當時心理，而心理不是憑空產生的，而是特定歷史環境的產物，所以史論又往往注重發掘一些不為人注意的細節，重新在多個歷史事件中建立聯繫。因此，簡單說，事勢和心理成為史論的兩大要素，在這兩大要素的互動之中嘗試對於歷史事件作出新理解，新解釋。蘇洵的史論正是如此，『務一出己見，不肯躡故跡』（曾鞏【蘇明允哀辭】，【曾鞏集】）。
　　蘇洵在這篇【謝相府啟】裏也可以說主要處理了事勢和心理這兩個方面，只不過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的心理變成了有關他自己進退、出處的事勢和心理。個人的處境事勢和心理也似乎像他筆下那些著名史論所論的事件與人物一樣，被冷靜地推置於一個適當的距離之處，蘇洵也仿佛身外化身，懸擬與自己相關的各種事件及其可能的影響，並在它們之間建構起自己可以無愧、執政大臣可以理解的聯繫。
　　蘇洵早年科場不利，二十五歲之後始絕意科舉，『盡燒曩時所為文數百篇』，一意鑽研古代經典，『兀然端坐，終日以讀之者七八年』（【上歐陽內翰第一書】，【嘉v集箋注】卷一二）。嘉v初年，歐陽修為之延譽，『書既出，而公卿士大夫爭傳之』（歐陽修【故霸州文安縣主簿蘇君墓志銘並序】，【歐陽修全集】）。但依然求仕不遇，招試而辭不赴者再；在科舉不第之後，蘇洵遭受了同樣絕望的第二次打擊。這些可算是蘇洵寫作【謝相府啟】時所面對的基本事實。而從這些事實出發，蘇洵對他的辭而不試作出以下他個人的假設、推理。
　　一個人在不為人知的情況下，才需要考試，需要自炫，以讓別人知道，讓別人相信；『蓋人未之知，而自炫以求用；世未之信，而有望於效官』。自己早年參加『制策誘之於前』、『進士驅之於後』的科舉考試，就是如此。
　　相反，一個人如果己經摒棄了『聲病剽竊之文』，在研習經典、深思熟慮的基礎上，寫出了『幾策』、『權書』、『衡論』等經世致用之文，聲望『徹聞於朝野』，那麼，這樣的人就應該不試而用。
　　如果不任用，或者還需要考試，那就是還不相信他的才能，『必試而審觀其才，則上之人猶未信其可用』。
　　在這樣不信任的情況下赴試，那等於是強迫人相信自己，接受自己，『未信而有求於上，則洵之意以為近於強人』。
　　因此，『仰而就之，良亦難矣。以為欲求之無辱，莫若退聽之自然』。
　　當然，兩次辭命不試與自己上書、呈文的求薦之舉也並不矛盾。往近處說，要在『進而不知休』的朝廷之士與『退而不知反』的山林之士之間取得平衡；往遠處說，不辭小官的孔子不為卑，辭召不就的孟子不為矯，這些古代聖賢才是值得追隨、師法的榜樣……
　　以上事實、假設和推理，也構成了蘇洵辭召不試的總體情勢和個體心理，蘊蓄着強烈的邏輯、情感甚至道義的力量。嘉v三年，蘇洵第一次辭召試舍人院，在【與梅聖俞書】、【答雷太簡書】等書信之中也曾解釋過自己辭命不赴的理由。如【與梅聖俞書】說：『前月承本州發遣赴闕就試。聖俞自思，仆豈欲試者？惟其平生不能區區附合有司之尺度，是以至此窮困。今乃以五十衰病之身，奔走萬裏一就試，不亦為山林之士所輕笑哉？自思少年舉茂才，中夜起坐，裹飯攜餅，待曉東華門外，逐隊而入，屈膝就席，俯首據案。其後每思至此，即為寒心。』『今千裏召仆而試之，蓋其心尚有所未信，此尤不可苟進以求其榮利也。』（【嘉v集箋注】卷一三）【答雷太簡書】說：『苟朝廷以為其言之可信，則何所事試？苟不信其平居之所云，而其一日倉卒之言，又何足信邪？恐復不信，只以為笑。』（【嘉v集箋注）卷一三)這以後兩年，蘇洵第二次辭召試紫微閣，【謝相府啟】寫給宰相富弼。我們把這些前後僅僅兩年之差的書信對照閱讀，可以更好地看出蘇洵基本的辭試理由並沒有多少改變，只不過【與梅聖俞書】、【答雷太簡書】因為是私人之間的信函，比寫給執政的【謝相府啟】更隨便，信筆所之一無遮攔，而【謝相府啟】則將在【與梅聖俞書】、【答雷太簡書】中略顯泛濫的情感隱藏在步步為營的假設、推理之下，隱藏在簡括剛直的駢句之下，隱藏在矜持凝重的駢體風格之下。
　　另一方面，蘇洵對於朝廷召試的態度也只是建立在他個人的有關理解之上――我們稱之為蘇洵的假設、推理。朝廷任官、取士，也許自有一套嚴格規則，要求一個人考試也並不一定意味着不相信他的才能。張方平為蘇洵所作的【文安先生墓表】說：『仁宗時海內安，朝廷謹持憲度，取士有常格，故羔雁不至於岩谷。奉常特召已為異禮，屬之論撰，台閣之漸也；而君不待。惜乎其嗇於命也。』（【嘉v集箋注】附錄一）葉夢得【石林燕語】說：『歐公薦明允，便欲朝廷不次用之。時富公、韓公當國，雖韓公亦以為當然，獨富公持之不可，曰：「姑稍待之。」』這些都分別講出了朝廷任官、取士的客觀制度和執政者的謹重心理。不過，指出蘇洵的個人理解與當時的實際情況未必相符，並不是要得出否定【謝相府啟】的結論，恰恰相反，正如實際的史實不能否定蘇洵有關史論的價值一樣，在蘇洵『駕空立意』的情勢和心理面前，重要的是這些情勢和心理本身所具有的力量。也正如【謝相府啟】在最後一段援引孔孟的例證時所說：『苟窮其心，則各有說』，而我們也不妨為此更進一解：苟窮其心，則各有說，說各有當。
　　

　　再看另一篇【賀歐陽樞密啟】：
　　伏審光奉帝詔，入持國樞，士民歡嘩，朝野響動。恭惟國家所以設樞密之任，乃是天下未能忘威武之防。雖號百歲之承平，未嘗一日而無事。兵不可去，職為最難，任文教則損國威，專武事則害民政。
　　伏自近歲，屢更大臣，皆由省府而來，以答勳勞之舊。一歷二府，遂起百官。既無足之求，僅若息肩之所。自聞此命，欣賀實深。益因物議之所歸，以慰民心之大望。伏惟某官一時之傑，舉代所推。經世之文，服膺已久；致君之略，至老不衰。顧惟平昔起於小官，曷嘗須臾忘於當世？以為天下之未大治，蓋自賢者之在下風。自今而言，夫復何難？願因千載之遇，一新四海之瞻！
　　洵受恩至深，為喜宜倍。嘗謂未死之際，無由知王道之大行；不意臨老之年，猶及見君子之得位。阻以在外，闕於至門，仰祈高明，俯賜亮察。（【嘉v集箋注】佚文)這篇賀啟篇幅不長，但每一段各講一層意思。第一段講只有文武並重、文武協調才能有效治理國家。『任文教則損國威，專武事則害民政』，寥寥數語，講出了一套治國平天下的大議論，於重文輕武、邊患不斷的宋王朝尤切。這也是蘇洵在【幾策・審勢】篇借論周、論秦以砭時弊之際所曾詳細討論過的內容，這裏由樞密院、樞密使的機構、人員設置舊話重提，切事、切題。第二段綰合到歐陽修身上，但是先宕開一筆，說近年來重要大臣的擢任大都由二府舊員充任，不講才、職是否相符，等於在官職上養老，然後才說歐陽修『經世之文，服膺已久；致君之略，至老不衰』；與由二府舊員而起的庸吏相比，新任樞密副使有文有略，文武兼備，切人、切題。第三段在第一段所說的『士民歡嘩，朝野響動』之中突出這封賀啟作者自己的聲音，『受恩至深，為喜宜倍』；不過，雖然重點表達的是個人的欣喜和希望，但『嘗謂未死之際，無由知王道之大行；不意臨老之年，猶及見君子之得位』，也與第一、第二段的大議論一脈相承，同條共貫。
　　歐陽修擢任樞密副使，蘇軾、蘇轍亦有賀啟（蘇軾為代作），都從讚譽歐陽修本人文兼武略的角度落筆，似乎在總體格局上已為乃翁所籠罩。不過，即使是蘇洵的這一篇駢體謝啟，如果僅僅將眼光局限於駢體的角度來看，或許實在也看不出有什麼突出的特點，更不要說在一貫只重視蘇洵古文的眼光裏或許根本就看不到這篇駢文的存在。但如果從蘇洵作品的整體來看，【賀歐陽樞密啟】這種每一段各講一層意思，而全文又脈理相貫、在內在精神上成為一個整體的特點，卻也正是與蘇洵古文相似的一個重要特徵。明清以來注重古文章法的批評家都在蘇洵的古文裏看到這個特點。如對於蘇洵的【心術】，楊慎說：『篇中凡七段，各不相屬。然先後不紊，由治心而養士……段落鮮明，井井有序，文之善變化者。』（【嘉v集箋注】卷二文後『集說』）對於【上富丞相書】，唐順之說：『此文各自為片段，正與東坡文體不同，老泉之文，大率如此。』（【嘉v集箋注】卷一一文後『集說』）甚至在談到蘇洵一些不具備這種特點的篇目，這些批評家也往往還要涉及到這個特點。如對於【御將】，楊慎說：『此篇有格局，一步進一步，不似他篇，各為片段。』（【嘉v集箋注】卷四文後『集說』）對於【上余青州書】，王守仁說：『老泉行文多各自為片段，與東坡文體不同。此書獨一意到底，氣勢弘放，有一瀉千裏之態。』（【嘉v集箋注】卷一一文後『集說』）當然，大講『老泉之文，大率如此』的明清批評家，在他們所講的『文』裏想必不會包括【賀歐陽樞密啟】這篇小小的駢文。
　　這種『各自為片段』而又嶺斷雲連的創作現象與創作特點，在唐宋古文家裏其實也不僅蘇洵獨有。如韓愈【張中丞傳】，方苞就說：『截然五段，不用鈎連，而神氣流注，章法渾成，惟退之有此。』（高步瀛【唐宋文舉要】甲編卷二【張中丞傳】文後方苞評語）更值得一提的是，遠在明清批評家的批評總結之前，蘇轍在【詩病五事】一文裏就曾經這樣推許過【詩經・大雅・綿】九章：『事不接，文不屬，如連山斷嶺，雖相去絕遠，而氣象聯絡，觀者知其脈理之為一也。蓋附離不以鑿枘，此最為文之高致耳。』（【蘇轍集】欒城三集卷八）又早把這種在乃翁蘇洵那裏十分突出的創作特色遠溯到【詩經】的源頭。
　　可見，蘇洵【謝相府啟】、【賀歐陽樞密啟】這兩篇向來未受到多少重視的駢文作品，一篇引入史論筆法，一篇運用似斷實連的行文結構，看似小文章，卻也可以牽涉到大問題，在一定程度上還具體而微地體現了一個作家的看家本領。陳師道說：『歐陽少師始以文體為對屬，又善敘事，不用故事陳言而文益高。』（【後山詩話】）陳善說：『以文體為詩，自退之始；以文體為四六，自歐公始。』（【捫虱新語】卷一）都指出了由歐陽修開創的駢文史的轉折變化。而在歐陽修自己看來，這一轉折變化也包括了蘇洵在內的眾多作家的努力：
　　往時作四六者多用古人語，及廣引故事，以f博學，而不思述事不暢。近時文章變體，如蘇氏父子以四六述敘，委曲精盡，不減古文。自學者變格為文，迄今三十年，始得斯人，不惟遲久而後獲，實恐此後未有能繼者爾。自古異人間出，前後參差不相待。余老矣，乃及見之，豈不為幸哉？
　　不過，對於這種駢文史的轉折變化，與其沿襲陳師道、陳善所總結的『以文體為對屬』、『以文體為四六』，從駢文被動接受古文影響的角度看問題，不如在更深的層次上指出，古文和駢文其實具有着相同相通的文心。它們共同折射着創作主體豐富多彩的思想、文化觀念、政治主張和情感、心理。如果缺少了對這兩篇駢文的關注，對於蘇洵的理解可能是不完整的，至少失去了些許探賾一個作家隱微心靈的婉曲意味。
　　(作者單位：廣州大學中文系)
　　
　　史之難其人久矣。魏、晉、宋、齊、梁、隋間，觀其文則亦固當然也。所可怪者，唐三百年，文章非三代兩漢當無敵，史之才宜有如丘明、遷，固輩，而卒無一人可與范曄、陳壽比肩。巢子之書，世稱其詳且博，然多俚辭俳狀，使之紀事，當復甚乎其嘗所譏誚者。惟子【例】為差愈。吁！其難而然哉。夫知其難，故思之深，思之深，故有得，因作【史論】三篇。
　　（蘇洵【嘉集】卷九【史論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