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潛文獻，恆毅拓新

  作者: 鄧　建

　　在當今的詞學研究隊伍中，王兆鵬先生是一位特色鮮明、卓有建樹、廣受尊重的學者，近年來他接連推出一系列紮實厚重、新見迭出的研究成果，在學界產生了重大影響，並兩度榮獲夏承燾詞學獎一等獎，為此獎設立二十多年來唯一蟬聯一等獎的得主。2006年，在南昌舉行的詞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上，他被推舉為中國詞學研究會會長，是詞學研究『新一代領軍人物』（鄧喬彬先生語）。余雖駑鈍，有幸從先生游，受先生諄諄教誨、耳提面命，對先生之篤學多思、謙遜和雅、恆毅進取深有體悟，茲略述先生之治學特點與學術風範，奉饗同好。
　　
　　一
　　
　　王兆鵬先生師從一代詞學宗師唐圭璋先生，在唐先生門下三載，勤於問學，刻苦上進，恭敬有禮，深受唐先生賞愛，彼此之間結下了深厚的師生情誼，成為學壇佳話。王兆鵬先生每念及師恩，無不唏噓感慨，曾多次撰文抒發對先師的懷念與追思。一方面出於對先師道德學問的無限景仰，另一方面出於傳承學脈、弘揚學術的自覺意識，王兆鵬先生始終視目錄版本、輯佚校勘、辨偽考據等實證研究為自己治學的立身之本。他常常對門下弟子講，文獻考據是唐門硬功，唐門學風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將詞學批評與理論建立在文獻學的紮實基礎之上。治學二十餘年，他在文獻考據方面取得了極為豐碩的成果，除了【張元干〖蘆川歸來集〗版本源流考】、【兩宋所傳詞集版本考】等多篇論文外，【張元干年譜】、【兩宋詞人年譜】、【詞學史料學】、【全唐五代詞】（合著）、【唐宋詞彙評•唐五代卷】（主編）等著作皆以文獻豐贍、考訂詳明、厚重沉實見長。他精於考據且樂此不疲，在近期剛剛完成了一部39萬字的【兩宋詞人叢考】後，他還意猶未盡，因為宋代有1490多位詞作者，絕大多數的生平事跡都不清楚，很多連最基本的生卒年、籍貫等都不知道，如果一個個地考下去，還需要幾十年的努力，所以他還要繼續做下去――不但自己做，還要培養一批有興趣做、有能力做的考據新人，和他一起做。
　　王兆鵬先生恪守師承，注重考據，但這並不意味着他排斥理論闡釋與宏觀研究。他對於理論闡釋與宏觀研究不但不排斥，而且還十分鐘愛、擅長，可謂篤信師說而善發其蘊者。他認為，唐先生不但在詞學文獻學方面貢獻最為突出，在詮釋批評和理論建構方面也多有貢獻，除了【歷代詞學研究述略】、【論詞之作法】等專論文章外，唐先生的很多文獻學著述實際上也都包含了不少精闢的理論見解。而且，當年他自認為思辨能力和理論分析較為薄弱，打算今後就只從事文獻資料的考據與整理，唐先生得知後，反覆教誨他不可『揚長避短』，而要『揚長補短』。此後，他謹遵唐先生教誨，有意識地在理論闡釋與宏觀研究方面進行嘗試。經過多年的辛勤探索與不懈努力，他不但補足了自己當年的『短』，而且讓當年的『短』也變成了『長』。他的【宋南渡詞人群體研究】、【唐宋詞史論】、【唐宋詞史的還原與建構】等著作都體現出舊學與新知兼融、考據與闡釋並重的治學特點，另有大量的學術論文更純粹是闡釋性的。他在範式批評、群體研究、詞史研究、定量分析、文學傳播、學術史研究等方面皆有重要成果問世，而且不斷拋出新理論、新見解，橫空出世，倍受矚目。他運用範式批評的方法，從唐宋詞的抒情方式和發展過程中提煉抽繹出『花間範式』、『東坡範式』、『清真範式』三大抒情範式，揭示和描述出三種範式的更迭演進歷程，建構出詞史研究的新框架，為古典文學研究開闢了一條可資借鑑的新途徑。他受文學社會學有關理論的啟發，依據宋代詞人代群更迭嬗替的過程，對宋詞進行了全新的分期，其論說之創新、見解之獨到令人嘆服。他嘗試將計量文獻學、計量歷史學和定量社會學的計量分析方法移植於詞學研究，對唐宋詞進行定量分析，方法新奇，論證嚴密，結論科學，眾人響應，聲勢壯觀。他將傳統的文獻學研究與文學傳播研究相結合，讓文獻學的版本目錄研究為文學傳播研究服務，在傳播主體、傳播方式、傳播內容、傳播觀念與效果等方面都有全新的發現。
　　對於文獻考據和理論闡釋二者之間的關係，王兆鵬先生有生動而精闢的見解。他認為，如果說文獻考據是扎紮實實的『立地』的學問，理論闡釋就是宏觀把握的『頂天』的學問。做學問光『立地』不行，光『頂天』也不行，既不『立地』也不『頂天』、『懸浮』於半空更不行，做學問，就要立志做『頂天立地』的一等學問。做學問應該是兩條腿走路，既能做實證性的文獻考據，也能做闡釋性的理論研究。文獻考據的目的在於求真和證偽，理論闡釋則是價值判斷和審美判斷。不重視文獻考據，文學史的基本事實不弄清楚，就無從進行理論闡釋；不重視理論闡釋，文學史的價值和意義就無從談起。只有將文獻考據與理論闡釋結合起來，學術視野才能更加宏通，才能走出一條廣闊的學術之路。如果換一個角度，文獻考據與理論闡釋的結合，實際上就是還原與建構並舉。所謂『還原』，主要是指還原史實，也就是運用傳統的考據方法，將詞學研究中一些關涉『史』的問題真正弄清楚，還原其本來面目。所謂『建構』，主要是指理論建構，也就是對詞史中的一些現象做出新的詮釋，提出和發現詞史中的一些新問題並做出合理的描述和有效的闡釋，建構一種新的研究範式或研究框架，開拓詞學研究的新領域。還原與建構應該是相互結合、相得益彰的。
　　
　　二
　　
　　大凡有所成就的學者，一般都有其獨特的治學理念與路數。王兆鵬先生治學，除上面談及的考據與闡釋兼顧、還原與建構並舉外，還有一個明顯特點是治學思路非常清晰、學術架構層次井然，一招一式，皆有法度。具體而言，就是重點突破、深度掘進，橫向延伸、立體拓展。
　　王兆鵬先生治學自張元干始。當年他還是一個有志於學問卻不得其門而入的在校大學生，由於平日注意用比較的方法讀書，遂無意中發現諸文學史著作對張元干的生卒年說法不一、互相牴牾，驚訝之餘，決心弄個究竟，於是找來張元干的【蘆川歸來集】細讀一過，結果發現張元干對自己的生年已經說得很清楚，【蘆川歸來集】卷十【庚申自贊】說自己『行年五十』，庚申是紹興十年，也就是1140年，上推五十年即為元v六年，也就是1091年；同卷【甲戌自贊】又說：『蘆川老居士，今春六十四。』甲戌就是紹興二十四年，逆推64年也是元六年。張元干的生年問題雖然已經解決，但王兆鵬先生並未就此罷休，繼續深挖細究，寫出了他第一篇正式的學術論文【張元干生平事跡考辨】。小試牛刀，頗有收穫，他信心大增，倍受鼓舞，於是進一步搜集材料，廣收博取，詳征細考，反覆打磨，完成了他的第一部學術專著【張元干年譜】，樹立起其學術生涯中的第一個路標。他慧眼識珠，找准了張元干，就像是發現了一處蘊藏豐富、深不可測的金礦，不將其中的礦石采盡淘空，決不輕易罷手。在寫作【張元干年譜】的過程中，他廣泛閱讀了張元干同時代及前、後時代作家的作品集以及大量相關的史部、子部書，積累了豐厚材料，製作了海量卡片，對於幾部大部頭的重要著作，如編年史書【三朝北盟會編】、【建炎以來系年要錄】，金石著作【金石萃編】、【八瓊室金石補正】等，他更是自己動手為之編制索引。有了如此紮實的前期準備工作，他僅僅用了一年多的時間，就完成了40萬字的【兩宋詞人年譜】，對葛勝仲、葛立方、葉夢得、呂本中、向子等五位南渡詞人的生平行事、著述、交遊等進行了詳盡的考證和編年，從中可以全面了解宋南渡之際的文壇活動和文壇風尚。楊海明先生發表書評，認為該書是繼夏承燾先生【唐宋詞人年譜】之後『詞人年譜的又一部力作』。
　　在縱向的深度開掘之外，王兆鵬先生還有意識地對其研究範圍進行橫向延伸和立體拓展。為了寫作【張元干年譜】，他問途於目錄版本之學，對張元干【蘆川歸來集】的版本源流遞變進行了詳盡的考查，寫出了第一篇版本考辨文章【張元干〖蘆川歸來集〗版本源流考】，然後乘流而上，相繼寫出了【呂本中著述考】、【宋濂文集版本源流考】、【詞學秘籍〖天機余錦〗考述】、【兩宋所傳詞集版本考】等大量學術論文，又撰寫了【宋詞大辭典】中所有唐宋詞籍的版本辭條。在將張元干、葛勝仲、葛立方、葉夢得、呂本中、向子等人的生平行跡考查清楚後，他又一鼓作氣、前後踵繼，撰寫了【王以寧生平事跡考辨】、【宋代十三家詞人生卒年考辨】、【北宋詞人王行年考】、【何大圭行年考】、【北宋隱士詞人潘閬的生平考索】、【鄧肅年譜】、【家譜所見李光墓誌及李光世系考述】、【江西派詩人謝逸謝韓駒生卒年考實】、【宋南渡六詩人生卒年考辨】、【宋代詩人叢考】等系列論文，近期更推出了39萬字的【兩宋詞人叢考】，大有一發不可收之勢。有了版本考訂與作家生平考證的紮實基礎與文獻功底，王兆鵬先生做起輯佚、辨偽、校勘等工作來就水到渠成、得心應手、揮灑自如，他和同門師友合作編纂【全唐五代詞】，將迄今學界已知的唐五代詞人詞作悉數網羅錄入，並對唐宋以來歷代載籍中所載唐五代作品進行了全面辨析與清理，為讀者提供了一部作品可信、資料可據、完善實用的唐五代詞的總集定本，代表了唐五代詞文獻整理研究的最新水平。而且，圍繞【全唐五代詞】的編纂，他廣泛搜討海內外各種收有唐五代詞的刻本、鈔本，對有關作品集的版本源流與作者真偽等問題進行了深入詳明的考辨，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如【〖花草粹編〗誤收誤題唐五代詞考辨】、【〖古今詞統〗誤收誤題唐五代詞考辨】、【〖兵要望江南〗版本及作者考辨】等等，這些可算是【全唐五代詞】的『副產品』。在【全唐五代詞】之後，他又先後點校了【明詞綜】、【蘭皋明詞彙選】、【天機余錦】等多部詞籍，皆點校精審。然後，作為多年文獻研究的點睛之作、傾心之作，王兆鵬先生推出了他的【詞學史料學】。此書全面系統地介紹詞學研究資料，分詞體、詞人、詞集、詞論、詞學工具書五大門類進行了詳盡介紹，資料宏富，蔚為壯觀，給人以竭澤而漁之感，而且注重方法引導，介紹每種資料的具體內容、功用價值、檢索途徑，並舉例詳解，示學者以門徑。自從中華書局出版此書以來，好評如潮，評論者認為此書是詞學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可以和前人【詞林正韻】、【詞綜】、【詞律】等併入『詞家必備之書』。
　　

　　還是從張元干出發，王兆鵬先生一方面由點到點、連篇類及，撰寫了一系列關於蘇軾、辛棄疾、柳永、李清照等人的專論之作，另一方面進一步將研究範圍由個體詞人研究延展至南渡詞人群體研究，對南渡詞人的群體關係、群體活動、群體特徵、群體意識、群體心態等進行了全方位考察。為了對南渡詞人在宋代詞史中的地位進行合理觀照與科學定位，他創立了代群分期法，將宋代詞史劃分為台閣、元v、南渡、中興、江湖、遺民六大群體，通過對其更迭代興的描述，清晰展現出宋詞發展演進的軌跡。他不滿足於僅僅在文學史參照系中對詞人及群體進行定位，又引入定量分析的方法，力求更加精確地量化衡定詞人及群體的歷史地位與影響。他先後對宋代詞人的歷史地位、宋詞作品數量、宋詞作者隊伍進行統計分析，列出了『兩宋十大詞人』等一系列榜單，揭示出了大量帶有規律性的文學現象並對之進行了合理的闡釋。他還由此受到啟發，對當代的宋代文學研究論著及作者隊伍、對【文學遺產】復刊以來的論文和作者隊伍進行了統計分析，對當代宋代文學及古代文學研究的格局分佈、發展趨勢等進行了生動詳明、令人信服的展示，受到學界的極大關注。
　　除了從個體作家到作家群體、從代群分期到定量分析之外，王兆鵬先生還將其研究範圍從文學創作延展至文學傳播與文學接受，對唐宋詞的生產與消費進行全程考察。他首先通過對唐宋詞文本的透視，從抒情範式的角度，對唐宋詞在人物層、情感層、場景層三個層面的發展流變進行了全新的探討，然後從傳播主體、傳播環境、傳播方式、傳播內容、傳播對象、傳播效果等各個層面對唐宋詞的傳播與接受進行了深入考察。他思維活躍、視野宏通，善於整合研究資源、轉換研究視角以尋求新的突破點。在進行文學傳播研究的過程中，他將定量分析與傳播研究相結合，研究唐宋詞的名篇與經典；將文獻學研究與傳播研究相結合，將詞籍版本目錄學的資料盤活為詞學傳播研究的資源，既使傳統的文獻學發揮出新的功能，又使傳播研究找到了新的學術增長點。他著書作文，都有一個明確的學術理念：除了解決一個問題、提出一種觀點，還要探索一種方法、開闢一個領域。
　　除了嚴格意義上的學術研究，王兆鵬先生對普及性的學術工作也頗有興趣，用力殷勤，先後出版過好幾本唐宋詞評註、賞析之類的書，2006年又出了一本【唐宋詞名篇講演錄】。這本書並非嚴格意義上的學術著作，甚至不是寫出來的，而是講出來的――根據講課的錄音整理而成，他希望此書能保留講課的原汁原味，更希望通過他的講課，調動學生的想像，將語言符號還原成詞人着力描寫的場景、畫面，從而引領學生進入到詞人建構的藝術世界和情感世界中去；希望通過他的講課，把他自己的閱讀感受和人生體驗傳達給學生，讓學生從作品中領悟人生、感受人生。
　　經過二十多年的辛勤耕耘，王兆鵬先生逐漸構建起一個自具特色、規模龐大、結構合理、可持續發展的學術梯隊，不斷為學界奉獻新成果。
　　
　　三
　　
　　王兆鵬先生治學極嚴謹，為人極謙和，他二十餘年如一日，手不釋卷，筆耕不輟，著述豐富，創穫之多，人所共睹，但絕不自以為是。他常對弟子們講，當年唐先生強調做學問要有『三心』――虛心、信心、恆心，【全宋詞】、【詞話叢編】、【全金元詞】、【詞學論叢】等一千餘萬字的傳世力作，就是唐先生治學的信心與恆心的最好見證，唐先生著作等身，譽滿學林，卻經常發自內心地說自己讀書不多、學問不博，我們作為唐門弟子、唐門後學，當謹遵此訓，尊師重道，敬業樂群。有一次，【古典文學知識】在刊發王兆鵬先生【唐宋詞名篇講演錄】之第一講【約會詞】時，在編者按中稱他為『詞學大師』，他知悉後，甚為不安，馬上給編輯部去信請求更正，信中說：『編者按中稱仆為「詞學大師」，渺予小子，何敢當之！20世紀「詞學大師」，唯龍榆生、夏承燾和先師唐圭璋三先生足以當之。不才學養資歷，離大師相距十萬八千裏，怎敢擔當如此稱號，實折殺我也！謹此申明，庶免譏議！』其謙遜嚴謹，於此可見一斑。他當年曾發表一篇短文【據〖金石錄〗考證楊炯的卒年】，依據宋趙明誠【金石錄】中的一則史料對初唐楊炯的卒年作出了新的推論，但屬於孤證。不久陶敏教授發文指出該孤證不能成立，而且據新的史料對他文章的結論進行了修正。他當即致函陶敏教授，表示真誠的感謝，同時自我反思，吸取教訓，舉一反三，以後又經常以此事告誡自己治學不可浮躁，當篤行慎言，謹於立說。有時為了核查一條材料的真偽，他不惜花上一個星期、甚至一個月的時間，四處搜討、詢求，不徹底查清坐實，絕不輕易落筆。他的【詞學史料學】一書中所涉書籍版本資料逾千種，許多資料分藏於全國各地及海外的圖書館，他廣泛動員友人、學生等幫忙查閱、搜集材料，又向諸多前輩、同仁誠懇諮詢，確保所述材料皆來源可靠、可征可信。他的【唐宋詞史論】一書曾獲第三屆夏承燾詞學獎一等獎，此書原名【唐宋金元詞史研究】，他曾撰寫了數萬字的金元詞史初稿，而且頗有心得。但等到讀了劉鋒燾博士的【金代前期詞研究】、趙維江博士的【金元詞論稿】、陶然博士的【元詞研究】之後，就自愧弗如，而將原先所論金元詞的章節全部刪除，將書名也改為【唐宋詞史論】。他在寫作【詞學史料學】的時候，曾經費時數月普查現存清詞別集的版本目錄，編寫出一份二十餘萬字的【清詞別集簡目】，並打印出來向有關專家徵求意見，但反饋的意見是收錄不全、且有錯漏，因此決定將此部分刪去不錄。此書出版後，學界評價極高，王兆鵬先生卻在一片讚譽聲中真切誠懇地向諸方家廣泛徵詢意見，又將徵詢所得及最新發現細心整理，準備修訂再版。
　　王兆鵬先生不僅自己躬行謙遜嚴謹的治學之道，對其門下諸生亦從嚴要求，以培養純良淳正的學風。但他從不對學生疾言厲色，而是身體力行，率先垂範，身教之外，輔以苦口婆心、循循善誘之言教。他指導學生做考證練習，雖然從不呵責訓斥，但學生們都能感受到一種善意的壓力，因為從方法演示、題目選擇、搜集材料、排比論證、形成初稿、修訂完成，每一步都有明確的時間要求和質量要求，誰也不敢馬虎，誰也不想掉隊。學生們將寫好的習作用電子郵件發給他審閱，他會在最短的時間內將修改意見發回，或提示發現問題的線索，或要求補充新的材料，或者乾脆直接動手砍削增補，學生們按要求改好後發回給他，他又再次增刪修改，如此反覆，常常要電郵往復多次才能定稿，有時多達六、七個回合。他平時工作繁忙，上課之外，難以另外抽出整塊的時間對學生進行指導，他一方面鼓勵學生主動與他聯繫，積極求教，一方面抓緊一切機會對學生面授機宜。逢年過節，學生們去拜訪他，三言兩語寒暄過後，他就會轉入對學生們學業情況的詢問和指導。甚至當他因病住院，學生們去探視他，他也要在病房裏為學生們講上一課；他因病到市郊療養，學生們去看望他，他帶學生們登山遊覽，在山頂涼亭休息時，他也不忘讓學生們席地而坐，就地開講。為了讓學生們更方便、更快捷地獲得一些基本的治學知識，他將自己多年的治學心得寫成【讀書『五法』】等文章，將古籍文獻、電子文獻的檢索途徑與方法等也寫成文章，全部放在自己的博客上，讓學生們隨時可以查閱。
　　除對學生的學習進行指導外，王兆鵬先生對學生道德人品的養成更為重視，他常常對學生們講，治學、做人，其理同一，欲治學，先修身；古人講道德文章，『道德』、『文章』是不可分的，而且『道德』還在『文章』的前面。道德高尚、人品端莊者，方能真正對學問心存虔誠、敬畏之心，方能真正在學問中實現自我價值；而虛心向學、誠心治學，亦能培養高尚的道德人品，祛除浮躁，陶冶情操，讓人養成嚴謹務實、開拓創新的處世風範。
　　約略言之，王兆鵬先生的治學特點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考據與闡釋兼顧，還原與建構並舉；二是重點突破、深度掘進，橫向延伸、立體拓展。其學術風範主要表現為謙遜嚴謹、厚德篤學，愛生嚴教、勖勉備至。雖然他已經在學術上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但他絲毫沒有驕矜之態與懈怠之心，他經常說，與一大批終生篤於學問的前輩學者比起來，他治學的道路並不算長，取得的成果更是微不足道，絕不敢有絲毫的懈怠和馬虎；非常之觀，常在險遠，唯有不畏艱險，不避辛勞，不斷開拓和進取，才能最終得窺學問之堂奧。
　　（作者單位：廣東海洋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