奏議類文體

  作者: 吳承學　劉湘蘭

　　奏議類文體，多為臣子向君王進言的上行公文，是封建君主政權下大臣用來參政議政的常用文體。奏議文起源久遠，早在【尚書】中就記載了許多大臣告諫君王的文辭。姚鼐【古文辭類纂】概括說：『奏議類者，蓋唐虞三代聖賢陳說其君之辭，【尚書】具之矣。』秦代以前，臣對君的進諫之文稱為『上書』。秦始皇將『上書』改稱為『奏』。自漢代開始，隨着國家文書制度的逐步完善，奏議文體的種類開始增多。劉勰說：『漢定禮儀，則有四品：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議。章以謝恩，奏以按劾，表以陳情，議以執異。』（【文心雕龍•章表】）漢代對奏議文體的功能進行了規定，初步建構了奏議類文體的體系。自漢以後，封建政治體制趨於複雜，奏議文體的種類也越來越多。如曾國藩【經史百家雜鈔】『奏議類』收錄了書、疏、議、奏、表、札子、封事、彈章、箋、對策等文體；吳曾祺【文體芻言】將奏議類分為奏、議、駁議、諡議、冊文、疏、上書、上言、章、書、表、賀表、謝表、降表、遺表、策、折、札子、啟、箋、對、封事、彈文、講義、狀、謨、露布等三十多種文體。正所謂『人臣進言，自有定體』（王之績【鐵立文起】），這些奏議類文體各自具有相應的文體功能和寫作要求，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文體形式。本文擬介紹自漢以來就形成的章、表、奏、議四種主要的奏議文體。章、表
　　章、表是兩種性質相近的上行公文，二者的文體意義接近。劉勰【文心雕龍•章表】解釋章、表文體名稱的由來時說：『章者，明也。【詩】云「為章於天」，謂文明也。其在文物，赤白曰章。表者，標也。【禮】有【表記】，謂德見於儀。其在器式，揆景曰表。章表之目，蓋取諸此也。』李善注【文選】時，將『表』解釋為：『表者，明也，標也，如物之標表。言標著事序，使之明白，以曉主上，得盡其忠，曰表。』可見，章、表的文體名稱，皆取發明事理，使之顯見於外的意義。明代學者黃佐也認為：『章者，明也，其義與表同。……謝恩陳情，章表一耳。』（【六藝流別】）
　　不過，漢初制定禮儀規範，章、表是各自獨立的奏議文體。二者在文體功能與文體格式上存在很大的差別。據蔡邕【獨斷】記載，漢代的『章』主要用於向皇上謝恩、陳述事理。漢代的奏章首稱『稽首』，要求首幅保留空白，以備皇帝詔旨批答之用，這種格式稱為『需頭』。而漢代的表文主要用於向皇上陳說事情，『標著事序，使之明白』。漢時留下的表不多，【全漢文】收有魏相的【表奏采易陰陽明堂月令】、劉歆的【上〖山海經〗表】；【文選】收錄有孔融的【薦禰衡表】。另外，【文章緣起】有『表』與『讓表』兩種文體，分別以劉安的【諫伐閩表】和東平王劉蒼的【上表讓驃騎將軍】為二體之始。可見漢代的表可用來論諫、薦舉、進獻圖書和讓官等。表文格式不要求『需頭』，首稱『臣某言』，尾稱『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左方下附曰『某官臣某甲上』（【獨斷】）。
　　漢代以後，表的功能有所增加。據徐師曾總結，漢後的表文可用來請勸，如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勸進表；陳乞，如曹植的【求通親表】；進獻，進書獻物都可用；另外還可用於推薦、慶賀、慰安、辭官或解官、陳謝、訟理、彈劾。吳曾祺【文體芻言】又增有『降表』和『遺表』兩種表文。降表『皆勢屈力窮，為乞憐之語』，『遺表』則是大臣薨逝之前，上書帝王，或論國事，或為子孫乞恩，可知都是陳乞之用。
　　漢末以後，章、表二體不論從用途還是從文體體制來看，都難以區分。如黃佐就認為曹植的【改封陳王謝恩章】與謝靈運的【謝封表】沒有區別。再如劉勰在【文心雕龍•章表】中盛讚胡廣『謁陵之章，足見其典文之美』，黃佐卻認為『近於表』。姚鼐也對這一問題有過論述，他說：『劉越【勸進表】是章體，而晉時已通謂之表。』來裕恂【漢文典】則認為章是『表之簡者』。而且，漢代規定的章、表、奏、議四種上行文書，奏、表、議在後代得到繼續沿用，並形成了相對穩定的文體體制，唯有章作為一種獨立的公文文體，逐漸與表合而為一，最終導致章的功能被表所代替。徐師曾就認為章『自唐而後，此制遂亡』（【文體明辨序說】）。吳曾祺也說：『漢魏人多有此作，唐以後無之。』（【文體芻言】）
　　唐宋以後，表文依然是重要的上行公文文體。據【新唐書•百官志】記載，唐時門下省和尚書省的上行文書中，都有表文。而且自唐以後，表文成為科舉考試的內容之一。【新唐書•選舉志】記載，建中二年，中書舍人趙贊知貢舉，在進士科考試中以箴、論、表、贊代替詩、賦。至宋、明、清三代，表文都是科舉考試中的重要內容。宋代王應麟【辭學指南】、清代王之績【鐵立文起】等書對表文的寫作都有詳細的講解，以此來指導舉子們練習寫作表文。如真德秀說：『表章工夫，最宜用力。先要識體制，賀、謝、進物，體各不同。累舉程文，自可概見。前輩之文，惟汪龍溪集中諸表，皆精緻典雅，可為矜式。』（【辭學指南】引）王應麟也對表文的寫作提出了要求，他認為『大抵表文以簡潔精緻為先，用事不要深僻，造語不可尖新，鋪敘不要繁冗，此表之大綱也。』（【辭學指南】）
　　章表作為公牘文體，其作用在於『對揚王庭，昭明心曲』（【文心雕龍】），實用性、程序化強，而文學性較弱，所以大部分章表的文學價值並不高。不過，既然表文有『昭明心曲』之用，一些本身具有很高文學修養的作者在撰寫表文時，往往能曲盡其致，抒發內心的真實情感。因此，歷史上不乏文采斐然，情致獨特的章表傑作。如諸葛亮的前後【出師表】，語言質樸，言辭懇切，字裏行間充溢着作者的拳拳忠心，感情充沛而深沉，體現了諸葛亮嘔心瀝血輔佐劉禪的艱辛，感人至深。李密的【陳情事表】更是寫得婉轉淒涼，字字句句都體現了他對祖母的深情厚意，真是『一片至情，從肺腑中流出，令人心動』。另外，孔融的【薦禰衡表】、曹植的【求自試表】、【求通親親表】都是漢魏散文中的精品。
　　漢魏時期的表文以散文書寫，文風樸實，造語清新自然，明白曉暢。六朝時表文或用駢文書寫，或駢散結合，詞藻華美，喜用典故，講究對仗。劉勰認為『表體多包，情偽屢遷，必雅義以扇其風，清文以馳其麗』，強調寫作表文需要真情實感，具有清辭雅義的審美價值。唐宋時期表文寫作的語體風格完全不同於唐前。唐宋之後的表文用四六行文，唐、宋表文又形成了各自的風格特徵。『唐人聲律，時有出入，而不失乎雄渾之風。宋人聲律，極其精切，而有得乎明暢之旨，蓋各有所長也』（徐師曾【文體明辨】）。據此，徐師曾將歷代表文按其風格分為古體、唐體和宋體。林紓則認為唐表文『切實』、『典重』，宋表文『雅趣橫生』（【春覺齋論文】），各有勝場。
　　
　　奏
　　
　　『奏』本義為動詞，許慎【說文】解釋為『進』。【尚書•堯典】有『敷奏以言』句，意思為陳述進獻治國理政之言。早期的『奏』指向帝王進言獻策這一行為。秦始皇將大臣的『上書』改稱為『奏』，『奏』開始成為上行公文的統稱。漢初定儀則，把向皇帝進言的文書分為四種，其二為奏，主要用於『陳政事，獻典儀，上急變，劾愆謬』（【文心雕龍•奏啟】）。奏的文體意義由此得到確立。秦漢奏書有相對固定的行文格式。據蔡邕【獨斷】記載，奏書首幅需保留空白處，以便皇帝簽署意見。朝臣上書首云『昧死言』，文尾稱『稽首以聞』。王莽篡漢後，將首句的『昧死』二字去掉，改為『稽首』。光武帝因循之。後漢朝臣上奏首稱『稽首頓首』，外官奏書首稱『稽首再拜』，均以『稽首以聞』作結。由於奏用來向皇帝『陳情敘事』，撰寫奏時要注意語氣舒緩，說理透徹，敘事清晰，文辭淵雅。
　　漢代又將向皇帝奏事的文書稱為『疏』，如賈誼的【陳政事疏】【論積貯疏】、晁錯的【論貴粟疏】、匡衡的【上疏言政治得失】、【上疏戒妃匹勸經學威儀之則】等，或陳政事，或獻典儀，其實質都是奏文。所謂『夫奏之為筆，固以明允篤誠為本，辨析疏通為首』（【文心雕龍•奏啟】），奏書最講究條理清晰、疏通簡潔。『疏』正取『疏條其事而言之』（【漢書】顏師古注）之意。郝經【續後漢書】在談到奏時，認為『其文亦書、疏也。』可見奏、疏異名同質。後世學者往往將奏、疏連稱，並成為章奏之總名。
　　

　　漢代以後，向皇帝進言很少直接用『奏』這一文體名稱。魏晉六朝時期，多用『啟』，劉勰云：『至魏國箋記，始云「啟聞」，奏事之末或「謹密啟」。自晉來盛啟，用兼表奏。陳政言事，既奏之異條；讓爵謝恩，亦表之別干。』（【文心雕龍•奏啟】）據此可知，魏晉時期向皇帝進言的啟文兼有奏與表的文體功能。唐代向皇帝進言的文體名目較多，其中門下省有『奏鈔』，這種文體主要是『以支度國用、授六品以下官、斷流以下罪及除免官用之。』（【新唐書•百官志】）而且，唐宋以後向皇帝進諫的文書，都可稱為『奏疏』。奏疏也由文體名轉化為文類概念。如吳訥【文章辨體】『奏疏』包括奏疏、奏札、奏狀和封事等文體；徐師曾更是明確說道：『按奏疏者，群臣論諫之總名也。奏御之文，其名不一，故以奏疏括之也。』他認為奏疏包括奏、疏、對、啟、狀、、封事、彈文八種文體，他在疏、對、啟、狀、五種文體前冠以『奏』字，以區別臣下私相對答往來之文，此處『奏』實是作定語之用。徐師曾在選文時按以上八體『各以類從』。可見【文體明辨】所言『奏疏』主要指向文類意義。來裕恂也認為奏為『章疏之總名，故有奏狀、奏議、奏箋、奏章、奏札、奏疏、奏本之名』。從以上材料可知，自漢以後，奏疏的文體概念比較含糊。嚴格來說，奏疏應該是一種文類。
　　但是，並不是所有冠以『奏』的文書都是向皇帝進言。『奏記』一體，專指有司言事於上官的文書，雖是上行文書，但不是諫君之辭。劉勰【文心雕龍•書記】有『公府奏記，而郡將奏箋』之語，意即向公府進言稱奏記，向郡將進言稱奏箋，如【漢書•丙吉傳】記載丙吉奏記霍光事、【後漢書•范升傳】記載范升奏記大司空王邑事等等。不唯進言三公曰奏記，王充【論衡•對作篇】記載自己曾就『禁奢侈』、『禁民酒』事多次『奏記郡守』。王兆芳認為奏記『進事於王侯大臣，而伸言厥志，奏書之支別也』（【文體通釋】）。薛鳳昌【文體論】指出：『後世有稱奏事、稱奏記、稱奏書而並不進御者，此當視其內容，不能以此標題而混同視之。』從文體體制而言，這些向三公大臣進言的奏記與向皇帝進言的奏疏並無本質區別，只是二者上書的對象不同，均屬奏議文體。
　　
　　議
　　
　　古時凡國家大事，必集群臣商議而定之。這種議政行為早在軒轅時代即已產生，據管仲言『軒轅有明台之議』。【周書】曰：『議事以制，政乃弗迷』，指出議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周禮】『八議』說明在當時的政治活動中，廣泛使用了『議』這種參政方式。而且，議不僅用於商議國事，也可用於品評德行，如【易】之【節卦】記載『君子以制度數，議德行』。【周禮】『八議』中包括『議賢』、『議能』，也是對人德行能力的評議。這種議論行為，基本上是口頭面議，沒有形諸文字，還不具有文體意義。
　　至秦漢時，議被確定為一種國家制度，並已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議政體制。秦時有丞相議、廷尉議和博士議；漢則有廷議、集議、百官雜議和下公卿議。此時的議不只是口頭面議，已成為群臣上書議政的文體形式。漢初定儀則，進言皇帝的四種文體之一即『議』。所謂『議以執異』，說明議是用來發表不同政見的文體。『議』又可稱『駁』，取『雜議不純』之意，即『推覆平論，有異事進之曰駁』（李善注【文選】）。在議政過程中，若持不同意見，可上書駁論，陳說己意。因這種目的而撰寫的政論文章，即是駁議。這種駁議文『主於反覆詰難，曲盡事理為要』（吳曾祺【文體芻言】）、『主於進言指誤，勝以純正』（王兆芳【文體通釋】）。
　　蔡邕【獨斷】對漢代駁議的概念和行文格式有簡明扼要的記載。據蔡邕所記，在漢代，每遇疑難之事，就會召集公卿百官開會討論。如果台閣大臣對某問題已有處理意見，而持有異議者可以上書陳說己見，這種文書就稱『駁議』。駁議首先說『某官某甲議以為如是』，以『臣愚戇議異』句結束全文。皇帝審閱駁議文後，認為反駁得有道理，就批答說：『某官某甲議可。』漢代流傳下來的駁議文不多，能體現其文體格式的駁議文更是很少。據【漢書•韋賢傳】記載，漢哀帝時，丞相孔光和大司空何武上奏建議推毀漢武帝的宗廟。太僕王舜和中壘校尉劉歆上【孝武廟不毀議】，全文以『臣愚以為孝武皇帝功烈如彼，孝宣皇帝崇立之如此，不宜毀』句結束。哀帝閱覽此篇駁議，認為合乎道理，批答曰：『太僕舜、中壘校尉歆議可。』從這段材料約略可見駁議文的文體形式。
　　唐制，門下省上行公文有六品，其四曰『議』。如韓愈有【復仇議】，柳宗元則有【駁復仇議】。自宋以後，上行的議政文書或稱議，或稱奏議，實質相同。由於『議』是帶有辯論性質的政論文體，要寫好一篇『議』需要對相關問題有深入的了解。如劉勰說：『郊祀必洞於禮，戎事必練於兵，佃谷先曉於農，斷訟務精律。』即如果要議郊祀，必須先對禮制瞭然於心；若議戰爭，必然要通曉軍事；要議農業，必須了解怎樣種田；要處理訴訟事務，必先精通法律，然後才能『標以顯義，約以正辭』（【文心雕龍•議對】）。而且寫作『議』時要求『文以辨潔為能，不以繁縟為巧；事以明核為美，不以環隱為奇：此綱領之大要也。』總之，一篇好的駁議文，必須言之有理有據，邏輯嚴謹，語言簡潔扼要，切忌議論支離，觀點牽強，辭藻華麗。
　　『議』作為一種議論文體，還以另一種方式存在於文人的創作視野中。此類議不是上書帝王的文書，而是『私議於家，或商今，或訂古』，徐師曾將此類文章稱為『私議』。如柳宗元有【晉文公問守原議】，用一種新的視點議論評價歷史事件，抒發自己的見解。宋代曾鞏有【公族議】、【救災議】，雖然也是談論禮法制度和國計民生等大問題，但不是上呈帝王之辭，與奏議性質不同。
　　綜上所述，奏議類文體作為大臣向皇帝進言的參政議政之辭，大多密切聯繫社會生活，是對當時政治現實的思考與反映，政治色彩很強。很多奏議文內容充實，邏輯嚴謹，文辭簡明扼要，切中事理。不過，各個時期的奏議文，其寫作風格也各不相同。漢代奏議類文章受戰國縱橫家的影響，觀點明晰，論述充分，語言犀利，氣勢充沛，很多作品成為中國古代散文史上的名篇。六朝以後的奏議文多以駢體行文，講究排比對偶，文辭整飭，說理敘事簡潔清晰。宋代以後的奏議文，過於追求駢詞儷句的形式美，辭多枝蔓，日益趨於繁蕪。到明清兩代，奏議類文書過於冗長，竟至無法卒讀。為了抑制這種情況，形成了一種『貼黃』制度。顧炎武【日知錄】卷十八『貼黃』條說：『章奏之冗濫，至萬曆、天啟之間而極。至一疏而薦數十人，累二三千言不止，皆枝蔓之辭。崇禎帝英年御宇，勵精圖治，省覽之勤，批答之速，近朝未有。乃數月之後，頗亦厭之，命內閣立貼黃之式。即令本官自撮疏中大要，不過百字，粘附牘尾，以便省覽。此貼黃之所由起也。』貼黃，即是將奏疏的大意摘錄在黃色的紙片上，要求字數不過一百字，再將黃紙粘貼在奏疏上，以便皇帝能快速了解奏疏的內容，及時作出批答。
　　作為呈現給帝王，奏議類文體的寫作除了要求簡潔明了、條理清楚外，講究文辭淵雅是其特色之一。曹丕【典論•論文】說『奏議宜雅』，陸機【文賦】也強調『奏平徹以閒雅』。奏議類文體的『雅』，不僅僅指言辭典雅，其在引用典章故事時，也要注意不能以粗俗之事入奏議文內。據清代姚元之【竹葉亭雜記】記載，『雍正間，札少宗伯因保舉人才，引孔明不識馬謖事，憲皇怒其不當以小說入奏，責四十，仍枷示焉。』小說在當時社會屬於不入流的文字，在封建統治者眼中，此類低俗的文字不應出現在淵雅的奏議文中，否則當處以重罰。
　　到底怎樣的奏議文才符合其實用性的需要？宋代羅大經【鶴林玉露】引劉平國的話：『奏疏不必繁多，為文但取其明白，足以盡事理，感悟人主而已。』而要感悟人主談何容易！很多大臣在撰寫奏疏時，往往費盡心力，言辭肯切，或拳拳忠心，日月可昭；或貫注深情，嘔心瀝血。一些奏議文寫得情文並茂，如李斯的【諫逐客書】、賈誼的【陳政事疏】、諸葛亮的前後【出師表】等等，或馳騁議論，或析理透徹，或諄諄教誨，行文風格或犀利，或奔放，或溫婉，皆富於文采，成為中國古代文章中的佳構，歷代傳誦不衰。來裕恂針對歷代以來奏議文的發展狀況，提出奏議之體的寫作，應向唐虞三代學習，做到陳義高遠、指事曲當、立論和平，切忌刻薄寡義，危言悚論。總之，要做到『審利害、明義理、達人情』（【漢文典】），才算是符合奏議文書之體格。
　　
　　秦初定製，改書曰奏。漢定禮儀，則有四品：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議。章以謝恩，奏以按劾，表以陳請，議以執異。章者，明也。【詩】云『為章於天』，謂文明也。其在文物，赤白曰章。表者，標也。【禮】有【表記】，謂德見於儀。其在器式，揆景曰表。章表之目，蓋取諸此也。按【七略】、【藝文】，謠詠必錄；章表奏議，經國之樞機，然闕而不纂者，乃各有故事，布在職司也。（【文心雕龍•章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