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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江西師範大學學報】 核心提示：均輸、平準。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桑弘羊『乃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灌輸。置平準於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大農諸官籠天下貨物，貴則賣之，賤則買之』。①這一政策，實際上是將政府所需和控制的物品，從社會流通過程中劃分出來掌握在國家手中，使政府既可控制從中央到地方的物資和運輸，又可隨時調節和平抑市場物價，將工商業納入國家經濟的軌道。使『富商大賈亡所牟大利』，②堵塞了他們從商品流通過程中牟取暴利的渠道。
漢武帝時期的上述政策和西漢前期迥然不同。這種強化官營，限制、打擊私商的工商政策，使漢初以來騰躍發展的商品經濟，落入到了一個間歇期。富商大賈和商業資本一度明顯衰退。這時富商大賈在政治上受到沉重打擊，不僅剝奪了他們『為吏』之權，而且『發天下七科謫』，③將商賈謫發充邊。在經濟上，富商大賈的資本被剝奪，所謂『籠天下鹽鐵之利，以排富商大賈』。④於算緡告緡運動中，他們擁有的訾財、奴婢、田宅等被政府沒收而破產，商賈牟利的渠道被杜絕了。當時，將一些有關國計民生的大工商業收歸官營，由政府控制生產和銷售，私人工商業的經濟根基被挖掉。這必然影響到商品經濟的發展。
商品經濟有其自身發展規律，但在一定時期內的經濟政策對它有着很大影響。兩漢四百餘年中，由於國家工商政策的遞變，使商品經濟經歷了一個發展演變的過程。這裏擬就西漢前期、武帝至西漢末和東漢幾個階段，分別做些粗略論述。
西漢建國之初，經濟凋敝，百廢待興。為恢復生產，穩定統治秩序，『掃除煩苛，與民休息』。①當時，在認定工商與農皆『貧富之道莫之奪予』的道理時，『無為而治』被認為是最好的指導思想。因此，西漢前期在扭轉『百業蕭條』局面的過程中，對工商業也採取了較為寬鬆、優惠的政策。
（一）『弛商賈之律』。劉邦即位之初，曾頒佈『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的法令，並規定商人及其子孫不得『仕宦為吏』。但這個『賤商令』，為時不長。在惠帝、呂后當政時，以『天下初定』為由，斷然下詔『復弛商賈之律』。②這一政策。不僅改變了商賈的某些社會地位，而且也為商賈經濟力量的發展創造了條件。
（二）『弛山澤之禁』，對山林川澤實行開放經營。①漢高祖劉邦之時，已將冶鐵、採礦、煮鹽等山澤之源下放給私人經營，聽民自由開採。呂后在位期間，雖然一度對鹽鐵私營有過『禁令』，但文帝即位後，仍『縱民冶鐵、煮鹽』，②繼續放任私人對鹽鐵的產銷。當時『豪強大家，得管山海之利，採鐵石、鼓鑄、煮鹽，一家聚眾，或至千餘人』。③這種大規模的縱民冶煮，使工商主勢力得到了很大發展。
（三）『通關去塞』，任民周流。漢初，『除苛解嬈，寬大愛人……通關去塞』。④為便利往返商旅，曾採取措施，『開關梁』，疏通關塞。至文帝前元十二年（公元前168年）又詔：『除關，無用傳』，⑤即取消進出關卡檢查『符傳』的規定。景帝時雖曾考慮到『七國新反』，而『復置傳』，但關塞仍然開放，而且免徵關稅，以利商賈。
（四）開放關市。『邊塞開斥，與民無禁』，⑥對關市實行開放政策，允許邊關自由貿易。當時『與匈奴和親，通關市』，和南越也有『關市』。高后時，『有司請禁南越關市鐵器』，一度限制的主要是鐵器，其他關市貿易照常進行。通關市，不僅對周邊少數民族貿易提供了條件，也有助於漢族商賈出關經商，加強了與周邊少數民族的物資交流。
史稱：『漢興，海內為一，開關梁，弛山澤之禁，是以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①西漢的統一，特別是當時的惠商政策，使商業獲得了長足發展，出現了一派商品經濟發展的繁榮景象。
首先一個表現是市場興旺，商品種類很多。司馬遷說：當時的『通邑大都』，有酒、醯醬、漿、馬、牛、羊、彘、谷、薪稿、船、木、竹、軺車、牛車、漆器、銅器、素木鐵器、僮、筋角、丹沙、帛絮細布、文采、榻布皮革、漆、櫱曲鹽豉、鮐、觜、鯫、鮑、棗、栗、狐貂裘、羔羊裘、旃席、佗果菜等。②此外，還有犀、玳瑁、珠璣、玉石等各種奢侈品和養生送終之具。舉凡人民日常生活所需的生活、生產資料在市場上幾乎皆有。不僅商品種類繁多，而且營業額也甚大，動輒以千數。參與市場交易的人，既有普通百姓，也有行商、坐賈、中介商（節阻儈），還有不少販運商、囤積商等。市場吵吵嚷嚷，熱鬧非凡。
再一突出表現是商業城市繁榮。在社會經濟發展的基礎上，全國形成了不少商業城市。其中京師長安既是政治、文化中心，又是全國的商業貿易中心。其規模之大，超過羅馬三倍以上。全城共有12個門道，每個門道可容納4輛大車並行。城內街道縱橫交錯，有八街、九陌之稱。人口達24萬以上。城內除m殿區外，有商業區、手工業作坊等。設有九市，『其六市在道西，三市在道東』。③每個市有各種店鋪，按商品種類排列，稱為『列肆』、『市肆』或『市列』。史云：『九市開場，貨別隧分，人不得顧，車不得旋。闐城溢都，旁流百廛，紅塵四合，煙雲相連。』④各個市場都設有『市長』或『市令』，負責『察商賈貨財貿易之事』。①協助市令、市長具體管理市政的有『市吏』、『市椽』、『市嗇夫』，他們分管登記市籍，徵收商稅，檢查物價、度量衡，維持治安等。除京師長安外，地區性的商業城市還有『燕之涿、薊，趙之邯鄲，魏之溫、軹，韓之滎陽，齊之臨淄，楚之宛丘，鄭之陽翟，三川之二周，富冠天下，皆為天下名都』。②如洛陽，居天下之中，『東賈齊魯，南賈楚梁』。③臨淄是東方的經濟中心，齊地所產的魚、鹽、漆、帛，特別是絲織品通過此地暢銷全國。早在戰國之時，就有人口10萬戶，『市租千金』，④此時進一步得到發展。商業城市的發展，為商賈追逐『貨殖』提供了良好的活動條件。
西漢前期湧現出了眾多的富商大賈。當時很多人亦工亦商，工商兼營。他們靠經營冶鐵、煮鹽等，『財累萬金』。如魯人曹邴氏，『以鐵冶起，富至巨萬』。齊之刁間，役使奴僕，『使之逐漁鹽商賈之利』，『起數千萬』。⑤蜀的卓氏、程鄭，南陽孔氏，也是由於『大鼓鑄』，又『通商賈之利』，而富至巨萬，腰纏萬貫的。此外，還有一批囤積商、販運商和高利貸商人。例如：宣曲任氏，在秦末群雄角逐之時，『豪傑皆爭取金玉，而任氏獨窖倉粟』。後來，『米石至萬』，『任氏以此起富』，⑥靠屯積糧食，成為巨萬富翁。洛陽師史是個販運商，他『轉轂以百數，賈郡國，無所不至』。財富積累到七千萬。⑦無鹽氏是一個『其息十倍』、『富埒關中』①的高利貸商人。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重點介紹的巨富中，有產業家、商業家，也有子錢家。這些富商大賈，儼然是商業資本的化身。他們所獲的利潤相當豐厚，『庶民農工商賈，率亦歲息二千，百萬之家則二十萬』。②所謂『息』，就是利潤，『率』即通常、一般之意，『歲萬息二千』，即十分之二的年利息。若有百萬資本投入經營，則每年可收利息二十萬。這是一筆相當可觀的數字。西漢前期百萬之家的商人很多，反映了當時商業資本的大量存在。
貨幣經濟在西漢前期也相當活躍，金屬貨幣使用的範圍很廣。用於財政收入方面，除田租是徵實物外，其他如算賦、口錢、更賦、訾算等幾乎全是收斂銅錢；而用於財政支出方面，諸如軍費、官俸等也主要是銅錢，賞賜則多用黃金。金屬貨幣不僅廣泛使用於國家財政收支，用於勞務報酬、公私借貸，而且更大量用於市場上的商品流通、商品計價。在頻繁的商品交換中，貨幣起了非常重要的中介作用。
由於商業貨幣經濟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衝擊到了社會的各個側面，經濟結構、生活方式、傳統觀念等無不隨着變化，而受衝擊最大的是廣大農村。這就是商人兼併農民嚴重，『背本趨末』者多。晁錯說：一個五口之家的農戶，兩個勞動力，耕田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夏秋冬，『四時之間，無日休息』。除去國家的賦斂開支，還要受商人的中間剝削，使得他們只好『賣田宅，鬻子孫』，到處流亡。③又由於『農不如工，工不如商』，所以，當時『背本趨末，浮食者眾』。④他們或為了生存，或為了求利，紛紛棄農經商，離開農業生產第一線。小農的分化破產，直接影響着國家的賦役來源和社會秩序，故賈誼提出要『毆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但並未收到應有效果。由此可見，西漢前期社會經濟一度富庶的表現，掩蓋了嚴重的社會問題。
漢武帝即位後，面臨着複雜的民族矛盾和社會問題，『黃老之學』已難於適應加強中央集權統治的需要了。當時，『征伐四夷，國用不足』，長期的戰爭，加之自然災害，使國家財政陷於極端窘困地步。所謂『賦稅既竭，不足以奉戰士』，『縣官大空』，『無以盡贍』。但另一方面，則『商賈滋眾』，富商大賈的勢力惡性膨脹。他們或『積貯倍息』，『以利相傾』；或『乘上所急，所賣必倍』；或『財累萬金』，『不佐國家之急』。他們不僅掌握了相當一部分的經濟命脈，甚至儼然成了一股與中央政權相抗衡的社會勢力。因此，漢武帝為了從財政上支持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鞏固與發展，對當時的工商業部門，尤其是富商大賈採取了限制、打擊政策。
（一）鹽鐵、酒類專賣。過去對鹽鐵實行包商制，聽任民間開發，實際上多為豪商大家所經營。從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開始，便調整政策，由私營改為官營。當時規定：『願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煮鹽，官與牢盆』；『敢私鑄鐵器煮鹽者，鈦左趾，沒入其器物』；並『除故鹽鐵家富者為吏』。①在大司農下設鹽鐵官，由國家直接經辦鹽鐵和產品的運銷，以保證鹽鐵官營政策的貫徹執行。武帝天漢三年（前98年），又『初榷酒酤』，①由政府實行酒類官釀、專賣。這些官營政策的實行，基本上達到了既『排富商大賈』，又收『鹽鐵之利』的目的。
（二）算緡、告緡。所謂『算緡』，實際上是對工商主所征課的一種特殊性稅收。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年）的算緡令規定：『諸賈人末作貰貸買賣，居邑貯積諸物，及商以取利者，雖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緡錢二千而一算；諸作有租及鑄，率緡錢四千一算。』此外，商賈的軺車、船只得加倍出算。如果『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歲，沒入緡錢。有能告得，以其半畀之。』②但這道算緡令下達後，大工商主和豪富們並未聽令守法，他們『皆爭匿財』，『終莫分財佐縣官』③，對政府政策採取了公開對抗的態度。於是漢武帝在元狩六年（前117年），又頒佈『告緡令』，由楊可主持其事。史載：『楊可告緡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氐皆遇告。』『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也如之。』使得中產以上商賈大都破產，而政府卻充實了財政，『用益饒矣』。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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