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 中華文史網 13．其非故也，而失不□□以其贖論之。爵戍四歲及●（系）城旦舂六歲以上罪，罰金四兩。贖死、贖城旦舂、鬼薪白粲、贖斬宮、贖劓黥、戍不盈四歲，●（系）不盈六歲，及罰金一斤以上罪，罰金二兩。●（系）不盈三歲，贖耐、贖●（遷）、及不盈一斤以下罪，購、沒入、負償、償日作縣官罪，罰金一兩。（第147頁）
贖刑與罪相對應，所以為獨立贖刑。系城旦舂六歲以下罪及罰金罪均屬輕刑[10]，律文將正刑分別與這些輕刑相提並論。而且審判官在審判過程中適用這幾種刑名出現失誤的，只被處以數額極少的罰金，從另一個角度反映了獨立贖刑的六個等級均為輕刑，其所指向的犯罪行為也只能是較輕犯罪。不但漢初如此，秦代作為獨立贖刑的贖刑也是指向較輕犯罪，【睡虎地秦墓竹簡・法律答問】[11]有兩條可以確定為獨立贖刑的律文，也指向輕微犯罪：
11．甲謀遣乙盜，一日，乙且往盜，未到，得，皆贖黥。（第152頁）
12．抉鑰，贖黥。（第164頁）
秦律對盜竊已遂罪的最低處罰，不盈一錢，罰金一盾[12]。這兩例均屬盜竊未遂，相對於已遂而言，其處罰應該更輕。但按例1，獨立贖刑重於罰貲，則秦對盜竊未遂的處罰比已遂還重，這很難解釋。不過，【二年律令・雜律】也有『盜啟門戶，贖黥』的規定。這說明，無論秦還是漢初，獨立贖刑均指向較輕犯罪。
上引諸律文對適用獨立贖刑的對象，均沒有做出特別規定，這說明，獨立贖刑的適用和犯罪者的身份沒有任何關係，也就是說判處獨立贖刑的標準是罪而不是人。無論貴族官吏還是庶民百姓，犯較輕罪行，均可判罰此刑，甚至城旦舂、鬼薪白粲等重徒刑也不例外，當然，由於他們一無所有，判罰此刑後，只能以笞刑代替獨立贖刑。
（二）附屬贖刑 【二年律令・賊律】也有關於附屬贖刑的記載：
14．父母毆笞子及奴婢，子及奴婢以毆笞辜死，令贖死。（第139頁）
15．諸吏以縣官事笞城旦舂、鬼薪白粲，以辜死，令贖死。（第140頁）
16．賊殺傷父母，牧殺父母，歐（毆）詈父母，父母告子不孝，其妻子為收者，皆錮，令毋得以爵償、免除及贖。（第139頁）
漢律規定，一般人鬥毆傷人，如傷者在保辜期即二十天內死亡，按殺人罪論處，即處以棄市刑[13]。例14犯罪主體比較特殊，系被害人的父母。基於尊卑身份的考慮，法律予以寬大處理，將其判處死刑，但令其贖免。例15則是管理城旦舂、鬼薪白粲這種重刑徒的官吏將刑徒毆傷致死，可以說是以貴傷賤，法律同樣寬大處理，允許以贖代死。例16與例14恰好相反，系以卑害尊，所以要加重處罰，被收的罪犯妻子不能以爵位贖免，言外之意，如果不是以卑害尊或不孝，妻子可以爵位贖免。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三例的法律用語有一顯著特點，即在『贖死』、『贖』之前均冠以『令』字。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因『過失及戲而傷人』判罰獨立贖刑的例8在『贖死』前未加『令』字，二者形式上的區別顯而易見。不但漢初律，【睡虎地秦墓竹簡・法律答問】中有關換刑的法律條文在體例上也有相同特點：
17．臣邦真戎君長，爵當上造以上，有罪當贖者，其為群盜，令贖鬼薪鋈足；其有府（腐）罪，【贖】宮。（第200頁）
18．真臣邦君公有罪，致耐罪以上，令贖。（第227頁）
例17的『贖宮』與『腐罪』相對應，例18的『贖』與『耐罪』以上罪相對應，其為典型的附屬贖刑，不必細論。至於『贖鬼薪鋈足』，實際也有相對應的實刑。按秦漢法律，群盜是政府嚴厲打擊的犯罪團伙，處刑十分嚴重[14]。但少數民族首領犯此罪，作為從寬處理的對象，政府特許其『贖鬼薪鋈足』。『其有府（腐）罪，贖宮』句無『令』字，這是因其前已有『令』字，兩句話體例一致，上下貫通，有無『令』字，均不會讓人產生誤解，因此，律文將其省略。
法律對附屬贖刑如何適用加以規定時，在其前冠以『令』字，並不是偶然的。附屬贖刑適用的主體和針對的犯罪行為都十分複雜。就前者而言，換刑作為一種特權，並非人人可以享有，其適用對象或為尊長如例14，或為官吏如例15，或為有爵位者如例16，或為少數民族首領如例17、18，均為特殊主體，這與獨立贖刑適用於一般主體、針對較輕犯罪有根本區別。就後者而言，並不是任何犯罪都可以贖免，像謀反、大不敬、不道等嚴重危害國家和君主安全以及像不孝這種義關倫常的犯罪，恐怕不在贖免之列。因此，何種人犯何種罪才可以贖免，是一個複雜的問題，要像對獨立贖刑那樣在法律上做出一個整齊劃一的規定，十分困難。所以，解決這個問題的途徑不是靠作為根本法的『律『，而主要靠皇帝的『令』，即何人有贖免的特權，犯何罪可以贖免，只能由皇帝通過體現詔令的形式加以解決。『令』是對『律』的臨時性補充或變更，意在彌補律的不足。如果把只有臨時效力的『令』又『着為令』，則就有了與『律』同樣長久的效力[15]。不過，這樣的法律條文仍保存了其作為詔令即『令』的原始形態，即在律文中以『令贖某刑』方式存在。由於都是通過詔令來贖原判刑，因此，『令贖某刑』均為附屬贖刑，而不是獨立贖刑。可以印證這一觀點的，是張家山漢簡【奏讞書】中案例所引律令：
19．鞠：恢，吏，盜過六百六十錢，審。當：恢當黥為城旦，毋得以爵減、免、贖。律：盜臧（贓）直（值）過六百六十錢，黥為城旦；令：吏盜，當刑者刑，毋得以爵減、免、贖，以此當恢。（第219頁）
一般人盜竊應如何懲處，律文有明確的規定，秦及漢初，官吏一般都有相應的爵位，一般犯罪是可以贖免的，但監守自盜是否可以贖免，律文卻無相應規定。針對這種情況，皇帝特下詔令以補充律的不足：『令，吏盜當刑者刑，毋得以爵減、免、贖。』即以『令』的形式，否定監守自盜的官吏贖免本刑。我們不知道這一規定產生於秦還是漢初，但其原為詔令卻是確切無疑的。
由於秦及漢初的附屬贖刑多為皇帝針對具體人、具體犯罪而頒佈的具體懲罰措施，所以，一般以『令贖某刑』的方式存在於律文中，從而與獨立贖刑在用語上區別開來。另外，判處附屬贖刑的標準在一般情況下是人而不是罪，這也是其區別於獨立贖刑的一個顯著特徵。
二、惠、文、景三朝附屬贖刑考
【二年律令】並非呂后二年律令，而有可能是漢二年律令即高祖二年律令[16]，所以，其記載的贖刑也主要是漢高祖劉邦統治時期的情況。高祖以後，贖罪制度發生了悄然變化。
惠帝即位第二年，頒佈了一道與贖刑有間接關係的詔令，【漢書】卷2【惠帝紀】：『民有罪，得買爵三十級以免死罪。』注引應劭曰：『一級直錢二千，凡為六萬，若今贖罪入三十匹縑矣。』顏師古曰：『令出買爵之錢以贖罪。』詔書雖未言『贖』，但東漢人應劭與唐人顏師古均將其與贖聯繫起來，因此這裏的『免死』實際就是『贖死』。買爵贖死當然是附屬贖刑。
不過，這裏的附屬贖刑與【二年律令】中的附屬贖刑相比，已經發生了明顯變化。由於高祖時的附屬贖刑主要適用於有爵者或有官位者，而有官者一般有爵，所以贖罪的主要方式是以爵位贖而不是以資產贖，即使犯罪者十分富有，恐怕也不能以資產贖罪。例14的贖死父母當然包括沒有爵位者，在這種情況下，以資產代替爵位贖免死罪可能是唯一的途徑。不過，這種贖免方式在附屬贖刑中應該只佔很小的比例，不會影響到附屬贖刑的主要贖罪方式。惠帝詔令則將以爵贖免發展成以錢買爵贖罪，形式上還是以爵位贖，本質上卻是資產在起着主要作用。既然贖免的方式發生了變化，贖免的主體也不得不發生變化，即由此前的特定主體擴大到『民』，擁有一定經濟實力者均可入錢買爵贖罪。
但是應該看到，惠帝時期的附屬贖刑，錢與贖罪的關係畢竟是間接的，爵位在其中起着中介作用。之所以規定以錢買爵贖罪而不直接以錢贖罪，正體現了對前代以爵贖罪制度的繼承。明人邱浚對惠帝此詔評論說：『惠帝令民有罪得買爵以免死罪，則是富者有罪非徒有財而得免死，又因而得爵焉。嗚呼！是何等賞罰耶？』[17]指責『買爵以免死罪』固然有理，但『又因而得爵』的說法並不正確。自商鞅創立爵制，規定可以以爵贖罪起，有爵位者犯罪，均要根據所犯罪行貶爵或削爵。【商君書・境內篇】載：『爵自二級以上有刑罪則貶，爵自一級以下有刑罪則已。』漢代有關犯罪削爵的記載也所在多有。因此，在以錢買爵贖死罪之後，其爵位也隨之失去，並不能得到保留。入錢買爵贖罪的目的，並不在於令富者在贖免死罪後擁有爵位，而是為了體現其對祖制的一點保留。所以，這道詔令即可以看作是對此前附屬贖刑的發展，也可以看作是一種繼承。
呂后執政時期，贖刑的有關情況少有記載，但惠帝時期，真正的執政者就是呂后，因此，上述對贖刑的規定當出於呂后的意志。呂后親政，在這方面大概會繼續（沿用）惠帝時期的政策，而不太可能有根本性的改變。
孝文帝時期，附屬贖刑又一次發生變化。惠帝『以錢買爵贖罪』的政策在這時可能已經廢棄。
【漢書】卷24（上）【食貨志】載晁錯給文帝上書云：
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為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渫。……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
晁錯的目的在於以入粟拜爵或贖罪為槓桿，促使農民重歸隴畝，以事耕作，所以其入粟拜爵除罪的建議系針對一般人而言，而且罪無輕重均可以粟贖免。【食貨志】下文稱『於是文帝從其言』，似乎文帝完全採納了晁錯的建議。沈家本云：『錯所言拜爵、除罪為二事，文帝但從其拜爵一事，故【志】但言入粟拜爵之法。錯復奏亦第言入粟拜爵，不及除罪』[18]，沈家本所論甚確。不但【漢書・食貨志】不加載粟贖罪事，即使以嚴謹著稱的司馬遷在述及此事時，也只是說：『匈奴數侵盜北邊，屯戍者多，邊粟不足給食當食者。於是募民能輸及轉粟於邊者拜爵，爵得至大庶長。』[19]亦不及以粟贖罪事。
文帝對農業十分重視，多次下詔強調務農力田，僅在十二年（前168年）和十三年，就先後三次下達與重農有關的詔令。晁錯建議『使民以粟為賞罰』，以重農為出發點，與文帝之意契合。文帝既然否定了晁錯的入粟贖罪的建議，我們沒有理由相信他還會繼續延續惠帝、呂后時期入錢拜爵贖罪的政策。與其如此，還不如接受晁錯的贖罪建議，以刺激農業的發展。
文帝不僅廢棄了惠帝入錢買爵贖罪的政策，我們甚至可以大膽推測，文帝對高祖時期以爵贖罪的制度也未必繼續採用。【史記】、【漢書】對貶爵、撤爵以贖罪的事例記載很多，可以說貫穿於西漢一代，但無一例發生在文帝時代。文帝統治時間僅次於武帝、成帝，和宣帝相當，在如此長的時間內，未見有削爵贖罪的記載，很難用數據缺乏來解釋。
文帝在位期間，元年『除收孥相坐律令』，二年『除誹謗律』，五年『除錢律』，十三年『除肉刑及田租稅律』，法律由漢初的嚴酷走向寬緩。但是，走向寬緩只是文帝改革法律的一方面，從另一方面說，文帝的思想打下很深的法家烙印，史稱『孝文本好刑名之言』。法家的主導思想是『壹刑』，強調公侯將相與庶民百姓適用同一法律即，這是法家追求的最高目標[20]，只有做到這一點，法律才稱得上公允中正。孝文帝對公侯卿相的處罰似乎深受這種思想的影響。按賈誼的說法，『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而且按法律規定，擁有公士以上爵位者，即可不受肉刑[21]。但孝文帝卻破壞了這一制度，對王侯三公『令與眾庶同黥劓髡刖笞●棄市之法』[22]。可見，即使法律規定的有爵者的特權，在文帝時代也無法得到保障。據此推測，當時不能以爵贖罪，也在情理之中。
文帝的刻薄寡恩尚不止此，在對官吏及民眾的授爵方面，與其它皇帝相比，也表現出極度的吝嗇。賜與官吏和民眾以爵位，使其因而享受到經濟、政治和法律特權，是漢朝皇帝經常的做法。整個西漢一代，賜爵有五十四次之多[23]。文帝統治時間長達二十三年，賜爵卻只有可憐的兩次，而且是在其即位的當年和次年。文帝剝奪了有爵位者的法律特權，但不可能全部剝奪他們的政治和經濟特權，他所能做的就是儘量避免特權集團人數的膨脹，或者不使現在的特權擁有者的特權進一步擴大。可以說，不賜與爵位，和剝奪王公貴族以爵贖罪的指導思想相貫通，貴族、官吏的特權因此受到很大限制。沈家本謂：『漢代贖法，惠、景時常行之。』[24]中間漏掉了文帝，當不是出於失誤；據上引，貢禹也認為文帝時期『亡贖罪之法』。考慮到文帝治國的指導思想及當時的現實狀況，二人的看法並非無據，可能正是歷史事實的反映。
不過，孝文帝不准贖罪的政策未能長久得到執行，『孝景時，上郡以西旱，亦復修賣爵令，而賤其價以招民。及徒復作，得輸粟縣官以除罪』[25]。百姓買爵後，是否可以贖罪，史無明文。但既允許『徒復作』輸粟贖罪，一般百姓犯罪後，自然也可以用所買爵位贖罪。直接以粟贖罪，而不再以爵位作為中介，這個時期的贖罪法因此失去了高祖時以爵贖罪制度的遺意，與惠帝時期的贖罪法相比，這又是一個大的變化。有爵者固然可以贖罪，無爵者也可以入粟贖罪，是附屬贖刑走向平民化的第一步。這次入粟贖罪系由於上郡以西地區發生旱情而實行，旱情解除以後，大概也就廢除了。後來武帝允許昭平君贖罪，因破壞先帝法令而感到痛心，似乎就說明了這一點。儘管如此，我們仍然可以把景帝時期的贖罪法看作武帝時期贖罪法的濫觴。
三、武帝時期附屬贖刑的變易
前引貢禹給漢元帝上書，只是說贖罪之法創始於武帝，未提及具體時間。按【漢書】卷6【武帝紀】，天漢四年（前97年）秋九月，武帝『令死罪入贖錢五十萬減死一等』。宣帝時，馮翊郡守蕭望之與京兆尹張敞辯論入谷贖罪是否可行，其中亦有『聞天漢四年，常使死罪人入五十萬錢減死罪一等』[26]之語，似贖罪之法實創始於天漢四年。
實際上，武帝時期的贖罪法有一個逐漸發展的過程。武帝即位早期，大概沿襲景帝之制，不存在附屬贖刑。【漢書】卷65【東方朔傳】載，武帝妹隆慮公主為其子昭平君預贖死罪，後昭平君犯罪，廷尉上請武帝。武帝為之垂涕嘆息，曰：『法令者，先帝所造也，用弟故而誣先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廟乎！又下負萬民。』此事確切時間無載。【東方朔傳】在此事前後分別敘述東方朔諫武帝起上林苑及奏劾董偃犯死罪事，【資治通鑑】將兩事分別繫於建元三年（前138年）和元光五年（前130年）[27]，則昭平君贖死事介於二者之間。建元六年竇太后去世前，漢政府推行『無為而治』的政策，一般情況下不會對前朝制度有大的改易。自此至元光五年，武帝親政，開始與匈奴進行戰爭，武帝窮奢極欲的思想也初露端倪。但是，其時國家富強，府庫充實，無推行贖罪法的必要。因此，推斷此前尚無贖罪之法應無大錯。自元光六年開始，武帝北伐匈奴，南征南越，東遊西巡，大興功役，給政府財政帶來了沉重負擔。為解決這一問題，漢武帝採取了諸多措施，其中之一便是罪人贖罪制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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