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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摘自【歷史研究】 第三，至於武帝說『君除吏已盡未？吾亦欲除吏』，從上下文及後來二人關係分析，恐怕並非嫌田`權重，而是因為主相二人議事，田`『坐語移日』，武帝心情煩燥，而有上語。如果嫌他權重，就不必『所言皆聽』。當時武帝二十多歲，即位已五年，早在此事之前已讓左右近臣與大臣辯論政事，否決過田`意見(見下)，則這時對田`不駁，應推定是建議符合其心意。如果武帝最後兩句話是針對『權移主上』而發，則此後應逐步限制田`權力；而田`看到武帝發火亦當收斂一些。然而田`卻進一步擺丞相威風，『由此滋驕，治宅甲諸第……』，甚至『請考工地益宅』。在與魏其侯竇嬰、前中郎將灌夫有隙後，又向武帝控告灌夫，『請案』，而武帝竟回答『此丞相事，何請!』可證二人關係到這時為止還是融洽的。史書記二人不和始于田`陷害竇嬰、灌夫致死，所謂『上自嬰、夫事時不直`』云云，反證在此之前，包括薦人起家至二千石這事在內，武帝與田`尚沒有什麼隔閡。
以上三點，說明武帝與田`的上述矛盾並非所謂相權過大引起的，不能以此證實武帝存在削弱相權的思想。
此外，如漢文帝與周勃的矛盾，性質略同。
二
那麼漢代宰相制度變化的主要原因何在？
我以為，在於漢初以來的宰相制度越來越不符合新形勢的需要，為了進一步鞏固漢王朝統治，維護地主階級的政治經濟利益，不得不對它作某些改革。
如所周知，漢武帝以前西漢王朝基本上是以黃老的清靜無為思想制訂國策，只求遵守劉邦、蕭何定下的政策、法令、制度、皇帝垂拱深宮，由宰相主持日常政務。對宰相的要求不高，只要能照章辦事就行，即使是武人也無妨。從漢武帝開始，這種局面無法繼續下去了。因為經過七十年休養生息，經濟恢復，國力強大，漢武帝又是一個雄才大略、不甘寂寞的君主。在他的指揮下，內外政策發生劇變，清靜無為轉為積極有為，對主要輔佐宰相之要求也隨之發生變化。怎麼變呢？是感到他們權力太大，加以削弱嗎？是認為他們出謀劃策太多，『權移主上』，而故意擱置不用嗎？否！恰恰相反，是比漢初諸帝更迫切需要統治經驗豐富的宰相多行使權力，多出謀劃策，以贊襄自己大展宏圖。然而，當時的宰相制度卻愈加不適應這一形勢的變化。
首先，按舊制主、相之間見面次數較少。【漢書】卷八九【循吏傳】序：漢宣帝『厲精為治，五日一聽事，自丞相以下各奉職而進』。厲精為治方五日一聽事，則在此之前必在五日以上，或許是一月一朝或二朝。間隔時間如此之長，對於迫切需要聽取『古今治道』的武帝來說如何等得及？
其次，為彌補此缺陷，皇帝固然可以多召見宰相議事，可是按舊制禮節隆重，『丞相進見，聖主御坐為起，在輿為下』，還有謁者為之贊唱。【史記】卷一百二十【汲鄭列傳】：汲黯為主爵都尉，『大將軍(衛)青侍中，上踞廁(床側)而視之。丞相(公孫)弘燕見，上或時不冠。至如黯見，上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帳中，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帳中，使人可其奏』。此事既說明武帝不喜煩瑣禮節，甚至見丞相都不冠；另一面又說明禮制畢竟約束很大，武帝對丞相也只是『或時』不遵行，而且限於『燕(宴)見』和冠飾；一般情況下丞相朝見商議政事，必得一絲不苟。因此，限於禮制武帝不會屢召宰相朝見。
再次，也是最重要的，按舊制，『常以列侯為丞相』。列侯多武將，不一定能勝任宰相之職(如周勃)；而且到文帝末年已死亡略盡，不得不先以關內侯申屠嘉為丞相，然後封列侯。另一面列侯的第二代、三代多為紈絝子弟，除個別人(如周亞夫)外，才幹往往較差。【史記】卷九六【張丞相附申屠嘉列傳】：自嘉死後，『景帝時開封侯陶青、桃侯劉舍為丞相。及今上(武帝)時，柏至侯許昌，平棘侯薛澤、武強侯莊青翟、高陵侯趙周等為丞相。皆以列侯繼嗣，屏謹，為丞相備員而已，無所能發明功名有着於當世者』。此外以列侯或列侯後嗣為武帝丞相者還有；建陵侯衛綰，系以軍功封侯，『醇謹無他』，因『不任職』免。魏其侯竇嬰，是外戚，雖有才幹，但因得罪竇太后而被趕下台；後來又與田`不和受到排擠，至死未再進用。武安侯田`也是外戚，因好儒術合武帝意，然『所好音樂狗馬田宅，……所愛倡優巧匠之屬』，思想偏於保守，政治上無所作為。樂安侯李蔡，『為人在下中』。原南侯公孫賀，『以鞍馬騎射為官，材誠不任宰相』。列卿的子弟石慶，『醇謹而已，在位九歲，無能有所匡言』。這些人當丞相，用王國維的話便是『皆以中材備員』。一句話，按舊制任用的宰相多半不稱職，起不到雄心勃勃的武帝之左膀右臂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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