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漢初期的黃老之治新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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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至今，學術界的主流觀點認為，西漢初期的『黃老之治』，就是『無為而治』；並用『蕭規曹隨』的『曹隨』、『文帝無為』、『景帝有為』等來闡發『無為而治』；還把『黃老』說成是同時退出歷史舞台的，等等。筆者認為，這些說法都欠妥。本文就想對此談點新看法，不當之處，敬請批評。

    一、『黃老之治』不是『無為而治』，而是『黃帝法家和老子道家之治』

    現在，學術界的主流思想都把『黃老之治』說成『無為而治』。如方爾加先生，在中央電視台『百家講壇』節目上，講『漢代國策』時，開場就說：『今天我給大家講漢代初期的「無為而治」……這種「無為而治」實際上用的是歷史上一種哲學思想，也就是所謂的「黃老道家」……它是把老子的思想，老子「無為」，老子「順自然」、「無為」的思想，和當時的社會實際相結合，吸收了一些儒家和道家的思想』；他講座的標題徑直是『無為而治。"這種說法值得商榷。

    第一，不能用『無為而治』取代『黃老之治。』西漢初期確曾實行過『黃老之治』，學術界對此無異議，這是傳統至今學術界對西漢初期的治國思想的最原始、準確和科學的表述。對『黃老之治』如何理解，可以百家爭鳴，如方先生堅持傳統的說法，認為『黃老之治』是『無為而治』，作為一家之言，無可厚非。但是，徑直用『無為而治』取代『黃老之治』則不妥。因為，如果『黃老之治』真的不能解作『無為而治』，這種做法豈不大錯特錯?即使『黃老之治』確能解作『無為而治』，這樣做在學術方法上也不可取。因為它改變了歷史、思想史框架，倒置了歷史，違反了做學問的最基本原則―――尊重歷史。要知道，我們只能用『無為而治』或什麼『其他之治』來說明『黃老之治』，不能用『黃老之治』來說明『無為而治』或什麼『其他之治。』歷史、思想史的框架不能變，隨意改變歷史、思想史的框架，有歪曲、篡改和偽造歷史之嫌。

    第二，不能把『黃老』說成主要是『老子』或『老子的思想。』如，方先生在講『無為而治』(『黃老之治』)時，自始至終沒有解釋『黃』，當時及現在，看過方先生講座的一些觀眾，都詢問筆者：『「黃」是什麼』或『「黃」是誰?』我只好給他們解釋說：『「黃」是黃帝，「黃老」本意是「黃帝和老子。」』應當指出，方先生在講『黃老』時，不解釋『黃』，不妥。觀眾還問：『既然「黃老」是「黃帝和老子」，「黃老之治」就應是「黃帝和老子之治」，怎麼能只說老子，不談黃帝呢?』觀眾問得很對，筆者也認為，方先生這樣做不妥。這裏必須清楚：『黃老之治』簡單解釋，就是『黃帝和老子思想之治。』西漢初期，黃帝的經典當時叫【黃帝四經】，在【漢書・藝文志】中有着錄，後來失傳了，1973年在長沙馬王堆中重新出土，說明【黃帝四經】確為西漢初期的黃學經典，學術界無異議；老子的經典當時【德道經】(不叫【道德經】)。實際上，『黃老之治』就是用【黃帝四經】和【德道經】治國。

    第三，不能把『黃老之治』解釋成『無為而治。』誠然，黃帝和老子在哲學思想上都是『道』哲學，都有『無為而治』思想，但『無為而治』只是老子哲學的重要思想，不是黃帝哲學的重要思想。在黃帝哲學中，『無為而治』最多僅是一個次要的思想。況且，『無為而治』作為一種哲學思想，好多思想家都有，最早確切提出這一思想的還是孔子。筆者早就認為，我們在研究『無為而治』時，一定要把黃帝的、老子的和孔子的『無為而治』相區別，切不可囫圇吞棗。黃帝的『無為而治』無論是在地位上，還是在內涵上，都與老子的『無為而治』不同，將他們哲學的核心思想都說成是『無為而治』，欠妥。

    第四，『黃老之治』是『黃帝法家的「法治」和『老子道家』的「德治」之治。』必須指出：任何哲學思想都不能直接作為治國思想，哲學思想作為治國思想，一定要通過政治思想來化為政策、法律、方針等措施來實現。因此，研究任何一個學派的治國思想，都要着重其政治思想，不能用哲學思想取代其政治思想。黃帝和老子在哲學思想上雖然都是『道』，但政治思想卻大相逕庭，我們知道老子政治思想的核心是『德』，但黃帝政治思想的核心卻是『法』。【黃帝四經・經法・道法】起首就說：『道生法。法者，引得失以繩，而明曲直者(也)。故執道者，生法而弗敢犯(也)，法立而弗敢廢也。□能自引以繩，然後見知天下而不惑矣。』就是說，黃帝是法家，老子是道家。由於黃帝和老子是兩個學派，『黃老之治』的科學表述就是：『黃帝法家的「法治」和老子道家的「德治」之治。』

    二、『黃老之治』的歷史起點不是『蕭規曹隨』的『曹隨』，而是『蕭規』

現在，學術界的主流觀點都將『蕭規曹隨』的『曹隨』當作『黃老之治』的歷史起點，如方爾加先生。筆者在【〖黃帝四經〗研究的幾個重要問題】一文中，對此雖小有質疑，但未敢全盤否定，回過頭來仔細忖之，感覺不妥。

   第一，『曹隨』只是『老子之治』的歷史起點，不是『黃老之治』的歷史起點。誠然，【史記・曹相國世家】說：曹『參之相齊……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蓋公為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其治要用黃老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惠帝二年，蕭何卒……參代何為漢相國，舉事無所變更，一遵蕭何約束。……百姓歌之曰：「蕭何為法，顢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一。」』但必須清楚：(1)曹參治國的核心思想是『無為而治』的德治，不是黃帝的法治，用『曹隨』作為『黃老之治』的起點，就忽略了『黃帝之治』；(2)『黃老之治』是黃帝壓在老子頭上，說明『黃帝之治』重於『老子之治』，『黃帝之治』不能忽略；(3)曹參用老子的『無為而治』，重在『守成』，守成『守』的就是漢初的政治法律制度，『守成』的前提說明漢初的政治法律制度符合『黃老』思想。由此，我們可以斷言：『曹隨』只是西漢『老子之治』的歷史起點，不是『黃老之治』的歷史起點，『黃老之治』的歷史起點一定早於『老子之治』，至少應上溯到西漢初期政治法律制度的建立。

    第二，『黃老之治』的歷史起點應是西漢開國的『蕭規』時期，準確的說法是『黃帝之治』。如果把『黃老之治』上溯到西漢政治法律制度的建立，就應是『蕭規』時期，因為蕭何是西漢政治法律制度的主要制定者。【史記・蕭相國世家】說：蕭何秦時『為沛主吏掾……秦御史監郡者與從事，常辨之。……沛公至咸陽……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就是說，蕭何是學法律的，有法治頭腦，他是以秦律為基礎作的漢律。歷史上都將蕭何當作法家，原則上沒問題。但先秦法家有幾個流派，怎麼能證明漢初包括蕭何的法治思想是『黃帝法家』呢?我們還必須要研究劉邦。劉邦是西漢王朝的締造者，也是各項大政方針的決策者，還是『蕭規』的把關者和批准者。事實上，西漢實行『黃帝法治』或『黃帝之治』關鍵在劉邦。劉邦是漢政權中最早接受『黃帝思想』的人，如【史記・高祖本紀】載：劉邦斬白蛇後，『有一老嫗夜哭。人問何哭，嫗曰：「人殺吾子，故哭之。」人曰：「嫗子何為見殺?」嫗曰：「吾，白帝子也，化為蛇，當道，今為赤帝子斬之，故哭」……後人告高祖，高祖乃心獨喜，自負。』又載：劉邦被立為沛公時，首先『祠黃帝，祭蚩尤於沛庭，而釁鼓旗，幟皆赤。』說明他一直在利用『黃學』的『五色帝』等思想為自己做政治宣傳。過去，史學界都將劉邦當作不學無術的無賴，實是一種誤解。而且，『蕭規』也主要是根據劉邦的【約法三章】的法治精神制定的。【漢書・高帝紀下】說：劉邦『初順民心作【三章之約】。天下既定，命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定章程，叔孫通制禮儀，陸賈造【新語】。又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契，金匱石室，藏之宗廟。雖日不暇給，規摹弘遠矣。』所以，西漢初期的治國思想是『黃帝之治』，該思想萌於劉邦，成於『蕭規』，這一點必須肯定。

    第三，劉邦為什麼要採用『黃帝之治』?劉邦採用黃帝思想治國，原因是多方面的：(1)其他學派都不景氣。儒家經歷秦火，尚未完全復甦；申、韓術家亡秦，前車可鑑；墨家轉向了自然科學等。(2)黃學在當時已成顯學。先秦諸子包括史書，如【管子】、【呂氏春秋】、【韓非子】、【國語】等都推崇過黃帝思想，黃學大盛。(3)黃學本身有許多優勢。黃帝信仰有民族親和力，如傳說黃帝是中華民族的祖先；黃學的『五色帝』、『五德終始』有利於改朝換代，如有人編造劉邦是『赤帝子』；『高祖十月始至霸上……推五德之運，以為漢當水德』等；黃帝戰勝炎帝、蚩尤等傳說，有利於增強人們武力統一中國的信心；黃帝『立諸侯』、『制律歷』等傳說，有利於開國時期各項大政方針的建設，如【黃帝四經・十六經・立命】說：『吾受命於天，定立(位)於地，成名於人。唯餘一人□乃肥(配)天，乃立王、三公，立國，置君、三卿。數日、(歷)月、計歲，以當日月之行。』等等。這是劉邦採用『黃帝之治』的主要原因。

    三、『黃老之治』不是『共同坐莊』，而是『交替為主』和『兼吸旁類』

    現在，學術界的主流觀點認為，『黃老』是一個思想體系，如方爾加先生；還有人在講解『黃老之治』時，不講『黃老』對其他思想的吸收等，不妥。

    第一，『黃老之治』不是黃帝和老子思想的『共治』，而是交替為主。從前面的分析可見，黃帝、老子的政治思想有質的不同，是兩個思想體系，不能同時運用，只能交替為主。實際情況也是這樣：劉邦時期，主要是用黃帝學說的『法治』思想立法。曹參為相，主要是用老子的『無為而治』，即『德治』守成；這種『無為而治』的『德治』，一直延續到漢文帝時期。學術界認為漢文帝是『無為而治』基本正確。漢景帝時期主要是用黃帝學說的『法治』思想『削藩』。現在，學術界的主流觀點將漢景帝的『削藩』說成是『無為而治』的『有為』，如方爾加先生，不確。『削藩』，從哲學上雖可以叫『有為』，但在政治思想上已超出了老子『德治』的思想框架，至少是一種『法治』行為。這種行為與『黃帝』的『法治』思想相吻合。漢武帝即位，由於當時的實權人物『太皇竇太后好老子言』，西漢的治國思想又重回到了老子『無為而治』的『德治』上了。這就是西漢『黃老之治』的大致歷程。

    第二，『黃老』對儒家思想的吸收。『黃老之治』比較開放，對儒家等原則上都比較寬容，無論是『黃帝之治』，還是『老子之治』，對儒家思想都有吸收。如，劉邦時期用儒者叔孫通『起朝儀』，還讓叔孫通用儒學教育太子，叔孫通也是儒家第一個帝師。呂后時期，吸收儒家的『孝治』思想，『初置孝悌、力田二千石者一人。』漢文帝時期，置【孝經】、【孟子】、【詩】、【禮】等儒學博士，還感於『緹縈上書救父』而『除肉刑』等。漢景帝時期，新置了【春秋】(【公羊春秋】博士，古今學術界的主流觀點認為【公羊春秋】是儒家經典)，還讓當時為太子的漢武帝接受儒家王臧的【詩】教育，王臧也是儒家第二個帝師。現在，學術界有人表面承認『黃老』對儒家思想有吸收，但一遇到具體問題，就迴避了。如方爾加先生，在談到『緹縈救父』等問題時，只用『無為』兩字帶過，不講這也是對儒家思想的吸收，恐怕不妥。

    第三，『黃老』對術家思想的吸收。筆者多次論述過，中國古代百家爭鳴存在一個『術家』，過去被當作『法家』的一個思想分支，不妥。術家的主要代表是申子、商鞅、韓非子、蘇秦、張儀等，而慎到等才是真正的法家。術家主張『專制』，包括思想專制，主張『廢分封』等，而『法家』無此說。黃老對術家思想的吸收，主要是蕭何制定【漢律】時，保留了秦代的『妖言罪』、『三族罪』、『挾書律』等法律。另外，就是漢景帝採納晁錯的建議『削藩』。晁錯是術家，班固在【漢書・晁錯傳】中說：晁錯『學申、商刑名』，這裏的『申商』就是申子、商鞅，即術家。晁錯從不隱瞞他的術家身份，【漢書・晁錯傳】說他公然上書讓太子(漢景帝)學『術』：『人主所以尊顯功名揚於萬世之後者，以知術數也。故人主知所以臨制臣下而治其眾，則群臣畏服矣；知所以聽言受事，則不欺蔽矣；知所以安利萬民，則海內必從矣；知所以忠孝事上，則臣子之行備矣：此四者，臣竊為皇太子急之。……竊觀上世之君，不能奉其宗廟而劫殺於其臣者，皆不知術數者也。皇太子所讀書多矣，而未深知術數者，不問書說也。夫多誦而不知其說，所謂勞苦而不為功。臣竊觀皇太子材智高奇，馭射技藝過人絕遠，然於術數未有所守者，以陛下為心也。竊願陛下幸擇聖人之術可用今世者，以賜皇太子，因時使太子陳明於前。唯陛下裁察。』他的建議得到了漢文帝的採納，因為當時人們認為『術』是法家(包括黃帝法家)的分支思想，晁錯成了漢代第一個術家帝師。晁錯的『削藩』策與商鞅、韓非子的『廢分封，行郡縣』在本質上是一致的。漢景帝『削藩』，就是在堅持『黃帝之治』的基礎上，又吸收了術家思想。

    四、『黃老』內部的思想鬥爭，『黃帝之治』首先退出歷史舞台

    現在，學術界的主流觀點都認為『黃老』是漢武帝『尊儒』時退出歷史舞台的，都是被儒家『罷黜』或『絀退』的，而且都不談『黃老』內部的思想鬥爭，如方爾加先生，不妥。其實，『黃老』內部是有思想鬥爭的，『黃帝』退出歷史舞台是被老子『罷黜』的。

    第一，『黃老』是兩個學派，思想鬥爭在所難免。前面講過，黃帝是『法家』，老子是『道家』，二者有質的不同，一定會有思想矛盾。但是，真正的法家和道家都有寬容精神，這種矛盾往往不彰顯，容易被忽視。如，『老子之治』取代『黃帝之治』，曹參是打着維護『黃帝之治』的旗號進行的；而『黃帝之治』取代『老子之治』，晁錯是以『帝師』的身份，通過向當時為太子的漢景帝灌輸『法』、『術』等思想進行的，即雙方都是以『和平演變』的方式實現的。前面講過，『黃老之治』，無論是『黃帝之治』，還是『老子之治』，各自都吸收了一定的其他學派的治國思想。它們吸收的原則是，『黃帝之治』時主要吸收『術家』思想，因為古代『術家』一直隱藏在法家學派中；『老子之治』時主要吸收儒家思想，因為它們都推崇『道德。』這樣，又引發了『黃老』各自同對方吸取的治國思想間的矛盾。如，『老子之治』時，曹參首次對『黃帝之治』中的術家思想進行清洗：除『挾書律』、『三族罪』、『妖言罪』等；而『黃帝之治』時，漢景帝由於不滿道、儒兩家的『道德之治』的寬鬆：『網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兼併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宗室有士、公卿、大夫以下，爭於奢侈，室廬輿服僭於上，無限度。』於是，他就重用『酷吏』進行糾偏，一下子用了晁錯、郅都、甯成等三個酷吏。後來，這三個酷吏也都遭到『老子』派別的清洗：晁錯在丞相、御使等壓力下被腰斬；郅都被竇太皇太后所逼迫而處死，甯成在外戚的控訴下被髡鉗。

    第二，漢武帝元年再次實行『老子之治』，『罷黜術家』，導致『黃帝之治』退出歷史舞台。【漢書・武帝紀】載：建元元年，詔賢良，『丞相綰奏：「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奏可。』我們知道，術家一直隱藏在法家學派中，這裏『罷黜術家』，就等於『絀抑黃帝』，『黃帝之治』由此也正式壽終正寢了。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緣起『晁錯削藩』之禍。(1)晁錯『削藩』，不只突破了『老子之治』框架，也突破了『黃帝之治』框架，有重蹈秦始皇『申韓術治』的覆轍之嫌；(2)漢景帝『誅晁錯』後，不想改變『黃帝之治』的路線，繼續提拔為晁錯鳴冤的鄧公當官；(3)晁錯當年爬上高位，是『詔賢良』時，他對策出眾被錄取的。(4)漢景帝去世，竇太皇太后執掌實權，她最推崇『老子』，漢武帝重回『老子之治，』，主要是她的主意。而竇太皇太后早就對漢景帝重用術家人物不滿，她試圖徹底清算『術家』，杜絕術家人物通過『對策』再進領導層。

    第三，漢武帝元年的『罷黜術家』不是『儒術鬥爭』。過去，學術界有人將『罷黜術家』當作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實證。如管懷倫先生認為：儘管衛綰是黃老人物，但他可能得到了漢武帝的密旨，才建議『罷黜術家』的。此說不妥。要知道，漢武帝初期的思想框架是『老子之治』，『罷黜術家』只能是道家所為。而且，此時儒家人物都沒出場，漢武帝怎麼能開始『罷黜術家』和『尊儒』呢?即使衛綰真得到了密旨，漢武帝『罷黜百家』和『尊儒』的思想從哪來?管先生應說：漢武帝先得到了儒家建議『尊儒』的『密奏』，然後給衛綰下了『密旨』，這樣故事才編圓。

    五、『儒道鬥爭』，『老子之治』退出歷史舞台，『黃老之治』歷史終結

    在『黃老』內部鬥爭之外，漢初的思想鬥爭還有另外一條線，就是儒家和『黃老』的思想鬥爭。其中，儒家與老子道家的思想鬥爭最為引人注目，因為結局是『儒治』取代了『老子之治』，從而結束了『黃老之治』的歷史。

    第一，儒家與『黃老』早期的思想鬥爭。儒家同『黃帝』的思想鬥爭，可追溯到劉邦建漢前，【史記・酈後陸賈列傳】載：那時『諸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溲溺其中』；劉邦建漢後，：『陸生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這說明劉邦在治國思想上堅定以『黃帝』為主，不想以儒學為主。漢文帝時期，【史記・屈原賈生列傳】載：賈誼建議從『易服色』入手，『絀抑黃老』，漢文帝沒有採納，並將其貶到長沙。漢景帝時期，【史記・儒林列傳】載：儒家【詩】博士轅固生在朝廷上發表反動言論，認為『湯、武革命是受命』，批評『黃老』派說的『湯、武非受命，乃弒也。』漢景帝打圓場說：『食肉不食馬肝，不為不知味；言學者無言湯武受命，不為愚。』保護了轅固生；『竇太后好【老子】書，召轅固生問【老子】書。固曰：「此是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乃使固入圈刺豕。景帝知太后怒而固直言無罪，乃假固利兵，下圈刺豕，正中其心，一刺，豕應手而倒。太后默然，無以復罪，罷之。』所以，司馬遷說：『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道不同不相為謀」，豈謂是邪?』

    第二，漢武帝『絀抑黃老尊崇儒學』，『老子之治』退出歷史舞台，『黃老之治』歷史終結。【史記・儒林列傳】載：『蘭陵王臧既受詩，以事孝景帝，為太子少傅，免去。今上初即位，臧乃上書宿衛上，累遷，一歲中為郎中令。及代趙綰亦嘗受詩申公，綰為御史大夫。綰、臧請天子，欲立明堂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師申公。於是天子使使束帛加璧安車駟馬迎申公』；『太皇竇太后好老子言，不說(悅)儒術，得趙綰、王臧之過以讓上，上因廢明堂事，盡下趙綰、王臧吏，後皆自殺，申公亦疾免以歸。』【史記・魏其武安列傳】補充說：這次『尊儒』活動還得到了丞相竇嬰和太尉田`的支持，『尊儒』失敗，『而免丞相、太尉。』【史記・儒林列傳】接着說：建元六年，『竇太后(太皇太后)崩，武安侯田`為丞相，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老子被絀，『老子之治』正式退出歷史舞台，『黃老之治』歷史終結，儒學成了西漢的主要治國思想。就是說，漢武帝在元年初剛回到『老子之治』，下半年就做出了『尊儒』的決定。所以，筆者認為：漢武帝在建元元年，即漢武帝元年採納王臧的建議『絀抑黃老，尊崇儒學』是『老子之治』及『黃老之治』結束的標誌，也是中國古代儒學和傳統文化反思的科學基點。

    第三，『黃老之治』的歷史終結與董仲舒無直接關係。現在，學術界的主流觀點認為，漢武帝結束『黃老之治』是採納董仲舒建議的結果，如方爾加先生，不妥。(1)這是北宋司馬光的觀點。【資治通鑑・漢紀九】說：建元元年『冬，十月，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廣川董仲舒對曰……天子善其對……。』即將董仲舒的建議提到建元元年，早於王臧的建議。(2)司馬光的觀點與前引司馬遷認為是王臧的觀點不合，班固也認為是王臧。如【漢書・儒林傳】說：『蘭陵王臧既從受【詩】，已通，事景帝為太子少傅，免去。武帝初即位，臧乃上書宿衛，累遷，一歲至郎中令。及代趙綰亦嘗受【詩】申公，為御史大夫。綰、臧請立明堂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師申公……太皇竇太后喜老子言，不說(悅)儒術，得綰、臧之過，以讓上……上因廢明堂事，下綰、臧吏，皆自殺。申公亦病免歸。』【漢書・武帝紀】補充說：『丞相嬰、太尉`免。』【漢書・儒林傳】又說：建元六年『竇太后(太皇太后)崩，武安君田`為丞相，黜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以百數。』(3)司馬光將董仲舒的建議提到建元元年，無原始史料支持，與歷史事實不符。(4)這種說法是對王臧『尊儒受挫』的誤解，認為王臧『尊儒』失敗了。其實，王臧、趙綰等遭打擊，只是他們『尊儒』活動的暫時受挫，不代表徹底失敗。因為漢武帝還在，田`等『尊儒』活動的支持者還在，竇太皇太后年事已高，已活不了幾年了，她一死，漢武帝還會『絀抑黃老尊崇儒學』的。果然，建元六年，竇太皇太后去世，田`當了丞相，就和漢武帝一起，完成了『絀抑黃老尊崇儒學』的歷史使命。田`『絀抑黃老尊崇儒學』實質完成的是王臧未竟的事業。(5)此說也是對班固關於董仲舒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誤解。【漢書・武帝紀】載：元光元年，『五月，詔賢良……於是董仲舒……出焉。』可見，班固認為：董仲舒的建議是在王臧之後，不是之前。即漢武帝有兩次『尊儒』活動，第一次是王臧的『絀抑黃老尊崇儒學』，第二次才是董仲舒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因此，『黃老之治』的結束，無論如何都是王臧所為，與董仲舒無直接關係，董仲舒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究竟怎樣，我們只能另做別論。

    正確認識『黃老之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能使我們正本清源，弄清『黃老之治』的真實歷史，也能使我們澄清許多歷史誤會，同時能使我們今天更科學地進行傳統文化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