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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中華文史網 1989年3月我在澳洲應Phd.Mable Lee的邀請，曾有機會在悉尼大學一個中國問題系列論壇上作了一次講演，題目是【中國古典小說與中國人的思維方式】，重點就是從關羽何以為『義神』，談到『義』在中國倫理中具有多重組合功能，如『仁義』、『忠義』、『信義』、『情義』、『孝義』、『節義』、『恩義』、『義勇』等等。而組合功能的取得，應當與使用頻率與社會範圍成正比。古今學者討論『義』或者『正義』的論說亦伙矣，但多由典籍引論，概念推衍，鮮見從社會文化角度立論者。這裏僅就宋代江湖社會的形成，與『義』使用概念和空間的延展試為申說，並求教正。
傳統的『五倫』中，唯有『義』是社會交往的準則。故此處所述『江湖空間』特指社會空間，尤其是由於宋代都市制度變遷形成的公共空間。『江湖』一語自武俠小說標立『現代』以來，已濫用斯極。偶然在google中文版上查閱竟有80萬5千條之多，但90%以上都是武俠小說及其電子衍生物的內容。目前論及『江湖』社會的專著論文雖然很多，但大都帶有感情色彩，不是推崇快意恩仇，就是貶斥詭異莫測。所據也大都是清末民初的說法。
我以為必須為『江湖社會』尋找一個原點，一個價值中立的定義。還原到宋代，『江湖』 一語至少也有三種主要用法。必也正名，故須對『江湖』一語略為辨析，才能設論於後。
宋人雖然重視回歸家族，敦親睦鄰，但是社會演進、技術進步和經濟結構變化，勢必帶來社會空間之擴大，也造成個人出入家族內外的靈活餘地。人流物轉既然自中唐已經大興，宋代更是勢如離弦之箭，欲罷不能，而且有若干新的措施在制度上助長了流動趨勢。『江湖』社會的空間，亦應運而生。常言道『在家靠父母，出門靠朋友』，『宗族』社會和公共空間呈現出雙向信道的形式，就正反映着這樣的社會現實，至今亦然。只有在『平民宗法』和『結拜兄弟』之間出現了一個相當寬鬆的公共空間，這樣的互相補充，交互依託才有可能成為現實。鄧子琴言：
『嘗考宗法時代與門閥時代皆為有形之社會組織，蓋此兩時代均有血族及經濟關係，以為聯繫之資。至於士氣時代，在經濟為各個獨立，互相等夷；在血族為人盡其道，不相限制。朝廷全以科舉取士，苟士之有聰明才能者，咸能自奮一有所表焉。故此時代欲研社會風俗之中心，惟以士人之氣節風格為重。』[1]
『在經濟為各個獨立，互相等夷』的現象，即是以經濟利益為中心的平等關係結合體，尤其表現在宋代的城市形態上。蓋緣城市作為信息、商品、文化的集散地，是社會發展的天然指標，既集聚技術進步，經濟發展和文化傳播之大成，又對周邊乃至全國起着示範功能和反饋作用，在以農耕文化和宗法氏族為主的中國，這種作用尤為突出。試略述之。首先使用『江湖』一語的是莊子，他的著名比喻是：
『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C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與其譽堯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2]
即用本義，但又把當時江河湖海遼闊的自然地貌賦予廣闊、流動的內涵。在【外篇】的【天運】、【至樂】、【山木】等文中也有類似表述。尤其是當時的江南的河湖縱橫，汪洋恣肆，尤成專語，如【淮南子・主術訓】：『湯、武，聖主也，而不能與越人乘干舟而浮於江湖』，【史記・三王世家】述漢武帝封廣陵王劉胥的策文中說的『古人有言曰：「在江之南，五湖之間，其人輕心」』之類。
由此引申的意義，則是與『魏闕』、『廟堂』對舉，含有『隱居』、『退處』的意思，這也首見於【莊子】。【外篇・讓王】中說：
『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奈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則利輕。」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未能自勝也。」瞻子曰：「不能自勝則從，神無惡乎！不能自勝而強不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魏牟，萬乘之公子也，其隱岩穴也，難為於布衣之士，雖未至乎道，可謂有其意矣！』
可知『隱岩穴』即是『身在江海之上，為於布衣之士』。後人反覆吟詠這個對舉，或者兩者對立，如【舊唐書】本傳述李白『嘗沉醉殿上，引足令高力士脫靴，由是斥去。乃浪跡江湖，終日沉飲。』白居易『望風為當路者所擠，流徙江湖。四五年間，幾淪蠻瘴。』崔玄亮『性雅淡，好道術，不樂趨競，久游江湖。』【新唐書・文學傳】『天寶後，詩人多為憂苦流寓之思，及寄興於江湖僧寺，而樂曲亦多以邊地為名。』以至黃庭堅【寄黃幾復】詩『我居北海君南海，寄雁傳書謝不能。桃李春風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燈』之類；或者兩者兼容，最為人傳誦的即是范仲淹【岳陽樓記】之名句『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
『江湖』之第三義則出於【史記・貨殖列傳】敘范蠡事：
『范蠡既雪會稽之恥，乃喟然而嘆曰：「計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於國，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浮於江湖，變名易姓，適齊為鴟夷子皮，之陶為朱公。朱公以為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居，與時逐而不責於人。故善治生者，能擇人而任時。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疏昆弟。此所謂富好行其德者也。後年衰老而聽子孫，子孫修業而息之，遂至巨萬。故言富者皆稱陶朱公。』
而【史記・三王世家】傳漢武帝封齊王劉閎、廣陵王劉胥的策文，曾言『齊地多變詐，不習於禮義』，『夫廣陵在吳越之地，其民精而輕，故誡之曰「江湖之間，其人輕心。揚州葆疆，三代之時，迫要使從中國俗服，不大及以政教，以意御之而已。無侗好佚，無邇宵人，維法是則。無長好佚樂馳騁弋獵淫康，而近小人。常念法度，則無羞辱矣。」三江、五湖有魚鹽之利，銅山之富，天下所仰。故誡之曰「臣不作福」者，勿使行財幣，厚賞賜，以立聲譽，為四方所歸也。又曰「臣不作威」者，勿使因輕以倍義也。』則知范蠡變名易姓之所在，本不習於禮義，而擅魚鹽礦冶之利，以其舟楫交通之便，故能『治產積居，與時逐而不責於人。』注意力集中於抓商機，而不必看上司臉色。
宋人周淙撰【乾道臨安志】卷第二言：
『吳地，古揚州之境也。……【隋志】曰：江南之俗，火耕水耨，魚稻富饒，不憂飢餒，信鬼神，喜淫祀。又曰：吳郡餘杭，川澤沃衍，有海陸之饒，珍異所聚，商賈並湊。其人君子尚禮，庸庶敦龐，故風俗澄清，而道教隆洽，亦其風氣所尚也。【國史・地理志・總敘】：兩浙路以為性敏柔而慧，尚浮屠氏之教，厚於滋味，急於進取，善於圖利。』 [3]
此處所指『江湖』，兼及地貌特徵與治賈善生，鬼神淫祀。雖引前人之說，亦為時人自道。可知漕運及水上貿易大興於宋代，尤其是南宋，亦有民俗方面的重要淵源。『江湖』究指何所，眾口紛紜，莫衷一是。我曾提出：
『中國自周以來「以農立國」，「以農為本」，長期還以井田制為社會理想範式，並以此為中心設計出一整套政治和管理制度來。「離土離鄉」意味着逸出傳統的範式制度之外，其流動隱秘，生計無常的特性，又使這些遊民往往具有破壞力。也是古代法制最難管理的一類階層。從農本社會的觀念出發，這些離土離鄉，遊蹤不定，或者以交通流通為業的江湖角色，都是行事乖張，所為可疑，坑蒙拐騙之輩。常言道：「車船店腳牙，無罪也該殺」，其此之謂也。這類角色恰合莊子「不如相忘於江湖」中「江湖」二字的本意，構成傳統中國社會豐富的人物譜系。』[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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